尼克松因此提出了他自己的处方，他认为新形势下美国的使命“一定不能以非现实的理想主义的柔软的沙土为基础，而应建立在持续的地缘政治的现实的坚硬岩石之上”。他认为不顾现实的理想主义是“无能为力的”，而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是“不道德的”。所以，尼克松提出了他在美国对外关系方面的新概念：“务实的理想主义”。这个概念如他过去曾提出过的“强硬共存”一样，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尼克松希望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取得实际的好处，同时又希望借理想主义的名义去重新构筑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就以新俄罗斯来说，尼克松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美国应当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帮助俄罗斯形成它新的政治系统，使它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及其他方式，进一步“清除与共产主义过去的关系”①。尼克松所理想的就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担当领导的角色，促进美国理念和价值观的传播，并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
尼克松的观点虽有独到之处，但更多的却是自相矛盾。首先，随着冷战的结束，尼克松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名声败坏，不能复活了”。他不愿意承认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虽然中国推行的改革引进了市场经济，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社会主义。尼克松从本质上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尽管他开启了与苏联的缓和及与中国的和解。尼克松最期望的是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是他理想中的“大一统”，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不愿意看到世界各国人民有选择自己道路和国家制度的权利。他的这种要让全世界都整齐划一的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
其次，尼克松承认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是非常复杂的，自从苏联解体后，北约面临转变，太平洋地区出现了新的大国角逐，伊斯兰世界冲突持续，发展中国家面对很多难题。尽管如此，他还是相信，在这个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相互依存日益明显的世界上，美国的国内安全“受到每一个地方的变化的影响”。尼克松在疾呼美国在世界上担任领导角色的同时，也为美国力量的有限感到无奈。
①Nixon，Seize the M0ment，p. 14，pp.21 -26.
再次，尼克松竭力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辩护，他说美国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领袖，不仅因为它有资源担当领袖的职务，而且因为它“不像其他所有潜在的敌手———日本、中国和苏联，它天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企图和对其他国家的野心”。意即美国绝无私心，只是为了拯救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们，而其他国家总是为自己的私利所驱动，相比之下，美国俨然比圣人还要圣人。
在中国问题上，在尼克松晚年时，有两种观点在美国流行着：一是认为美国不再需要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了，因为苏联侵略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不再需要美国保护其对抗可能的苏联侵略。尼克松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他认为，在一个没有明确敌人的时代，美国和中国还需要进行合作，其原因与苏联或俄国无关。他强调，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能发出全世界都不能忽略的声音，是一个不可能被孤立的国际势力。
尼克松坚持，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关系仍然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其原因包括：①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②中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需要它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合作；③要想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之间保持平衡，一个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强大和稳定的中国是重要的；④当中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时，美国不能把中国排除在外，让这个潜在的市场落入日本人和欧洲人的手中。因此，在中国仍然愿意与美国靠近时保持与它的建设性关系是明智的。
尼克松知道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利益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他承认，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他还是希望美国能够影响中国的未来。一方面，他强调美国必须谨慎，“在中国自身已经准备这样做之前，不要试图强行变革”。但另一方面，他认为美国“应为赞同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人提供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尽管如此，尼克松还是知道“中国将进行改革，但变革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进行，用他们自己的方法，符合他们自己的传统，按照他们自己的步伐进行”。基于这些理由，尼克松认为美国可以在四条战线上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这四条战线一是增加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二是培育中国的“和平演变”；三是让中国为其在地缘政治中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代价；四是增强台湾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在台湾问题上，他强调美国在“不应当改变其政策的基础支柱”的同时，也“可考虑适当的步骤”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如让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①。从以上可以看出，虽然尼克松有些观点是有价值的，但其中的混乱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
尼克松的第十本，也是最后一本书《超越和平》是在他去世以后才出版的。书中阐述了他对冷战后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看法。他指责所谓“共产主义失败论”降低了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他坚持如果美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有强有力的国内政策，因为国内政策依托一个和平的世界和健康的国际经济秩序。他再次重申美国应当成为世界领袖，并保持与其责任相符的军事能力。他也谈到美国的国内政治。在中国问题上，尼克松没有提出什么比过去新鲜的观点，不过是重复他对中国现状的关切，但尽量避免对将来的预测。
①Nixon，Seize the M0ment，pp. 173 -181.
相比之下，历史学家南希. B.塔克的观点则明智得多。塔克认为，中美关系中“最持久的传奇”之一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事实上，“中国总是次重要的......它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我们与其他国家所出现的危机”。在20世纪末，“随着苏联解体，没有了一个新的明确的敌人”，美国“第一次”不得不“要从它自身的角度去与中国打交道，并决定中国是否符合美国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概念”。她还认为，“美国人应该放弃病态基础上的假想，即他们能够从内部改变中国”。她认为需要重新思考中美关系，以“找到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真正互动的共同的基础，使中国和美国都能彼此看清，而不要受到第三者和其他危机的影响”①。尼克松的“务实的理想主义”虽然保持了他过去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立场，把中国看做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但同时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狂热，重新拾起了“和平演变”的旗帜，希望按照美国的愿望和美国的模式改造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冷战的思维。
五、盖棺能够定论吗？
1994年春，尼克松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他还是那么忙碌。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去了俄罗斯，观察那里的政治情况。从俄罗斯回来以后，尼克松在华盛顿作了一次演说，不用讲稿，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讲完之后他得到全体起立的尊敬和热烈的掌声。当尼克松病重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电涌向他在纽约的病房。
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逝世，终年81岁。美国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并给予尼克松很高评价。《新闻周刊》的评论是：“每一次倒下后，理查德·尼克松似乎总是能反弹起来，又投入到美国的社会生活中。最终，他的死不仅使种种嘈杂的声音消散，而且使尼克松得到了他渴望的东西：尊敬。”《时代》周刊的评论是：“其他的美国政治家们来了又去了，但尼克松总是能走了再回来，以其非凡的耐力，他不愧是战后时代最重要的人物。”②
1994年4月22日晚，克林顿总统与其他美国政要及民众一起，进行了悼念尼克松的活动，克林顿称尼克松是一个“在冷战的特别困难的时期”“寻求建构持续和平的政治家”。他说：“我深深感谢尼克松总统在过去的一年里在诸多问题上给予我的明智的建议。”克林顿还宣布将4月27日举行尼克松葬礼的日子定为全国哀悼日，让国民凭吊。他还下令所有联邦政府大楼，包括海外的大使馆下半旗30天。克林顿说，“他的国家欠他一份感激”，并决定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尼克松的葬礼上讲话———这也被看做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被说成是尼克松“又被赦免了一次”。尼克松的墓碑上刻上了他自己希望得到的评价：“和平的缔造者”。此时，尼克松的一些宿敌也表态原谅他。乔治·麦戈文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水门事件”已经是“古老的历史而不再关心”，并且不会“永远嫉恨”①。
①Nancy Bernkopf Tucker，“China and America：1941 - 1991”，F0rei n Affairs，（Winter 1991/92），pp.75 -92，引文自p. 75，p.91，p.92。
②Newsweek，May 2，1994，p. 19；Time，May 2，1994，p.16.
几位前总统也都给予了尼克松较高评价。布什说：“历史将就他的功绩给予尼克松大量赞誉。”里根说：“对南希和我来说，他是我们珍爱的朋友和出色的参谋。理查德·尼克松了解世界。毫无疑问，这个复杂的却魅力十足的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将永远引导民主力量。”卡特说：作为总统，“他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为他后来的总统们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自离任后的20年里，尼克松总统通过写作和旅行继续让人们分享他的观点，他的每一位继任者都从他的建议中受益”。福特动情地说：“‘水门事件’的悲剧现在该结束了，我希望会是这样。那是美国政治史上最不幸的事件之一。故事到此为止了，让我们向前看吧。”其他人也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尼克松的言论。如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知名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就评价道：“历史将记得的是，尼克松是能够去中国而不会受理查德·尼克松赤色攻击的惟一总统。”②这虽然是一句揶揄的话，却也反映出尼克松对华政策影响之大。
①Newsweek，May 2，1994，p. 19；L0s An eles Times，April 23 and 24，1994.
②L0s An eles Times，April 27，1994.
中国官方媒体对尼克松的健康予以关注，从他入院到葬礼都进行了报道。在尼克松逝世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钱其琛都发去了唁电。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媒体对尼克松的评价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称他是“冷战政客”、“美帝国主义的头目”、“好战的瘟神”，到他逝世后，赞扬他为世界和平和中美关系做出了贡献。《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专栏文章，称他是“美国当代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①。这反映出时代的变化，也是尼克松一生的中国观的一个缩影。
在尼克松逝世后的数日当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一个腔调，强调尼克松在改善中美关系、与苏联进行限制武器谈判，以及结束越南战争等方面的贡献。这种现象其实是很正常的。当一个人刚刚去世时，人民总免不了伤感和怀旧，因此总会想到他办的那些好事情。而在尼克松逝世一个星期以后，不同的声音就出现了。对尼克松的评价呈现出众说纷纭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