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尼克松也告诉中国客人，他不认为美国应该制裁中国和孤立中国，他相信中美之间“继续保持密切的和建设性的关系，双方平心静气地讨论他们的分歧并寻找共同点”符合两国的利益。他又回忆起他在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和从那之后中国经济的进步、开放后的变化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最后，他说：“冷战时期，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担心，担心苏联的侵略。今天我们需要满怀希望的新的经济刺激来帮助我们走到一起，希望就是更繁荣与更和平。”他虽然强调中美两国是一种彼此都需要的关系，不过他的言语之外也暗示，中国需要美国更甚于美国需要中国，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
1991年10月1日，尼克松与回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讨论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李洁明把中国领导人分成3类：一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不朽的人物”；二是强硬的当权派；三是“代表着中国的未来”的改革派。尼克松认为这是“可怕的分析”。他担心的是一旦中国老的一批领导人死后，中国反对改革和支持改革的人会出现权力斗争。而“军队迟早会站到人民一边，就像在‘天安门事件’当中，以及和苏联的情况一样”。在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而共产主义还能存在的问题时，尼克松说，如果让人民选择投票和食物，人民总是会选择后者，但当这些温饱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民就会“起来”要求投票权，因此政治自由最终是无法避免的。实际上，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在他们得到了电视、电话和其他消费品以后，在下一个20年里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改变①。显然，尼克松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并希望在新的领域发挥新的作用。美国新一代领导人的上台又给了他新的机会。
①Crowley，Nix0n in Winter，pp. 173 -174，pp. 176 -177；CNN News Transcript，January 8，1992.
三、尼克松与克林顿
布什总统在任满4年以后，没能连选连任，而“二战”后出生的美国新一代领导人比尔·克林顿登上了政治舞台。克林顿的政治经验比较浅，他的美国南部州州长的经历使尼克松感到有可能在外交政策上向他献计献策。
克林顿在进行总统选举时，曾竭力在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他的这些表现和他比较弱的外交政策顾问班子让尼克松感到，尽管他们是不同党派的，他也能够向克林顿施加影响。在尼克松的眼里，克林顿被“一群无知的人”包围着，这些人只会嚷嚷着：人权！人权！却提不出任何具体的方针和策略。尼克松担心克林顿会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走进死胡同，并把中国的问题弄糟，甚至退回到1972年以前的状态。尼克松担心克林顿会采纳加利福尼亚州女议员南希·佩罗斯的意见，她提出鉴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坚决反对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尼克松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还不足以严重到要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撤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尼克松说美国应当继续向中国提出改善人权的问题，但也明确提出只强调人权问题，不能解决中美关系的全部问题。
正是觉得克林顿身边没有一个人能够提醒他不要采取极端的路线，尼克松希望向克林顿提出他的建议，并成为克林顿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谋。尼克松也知道他和克林顿不是一个党派的，甚至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差别，但他还是希望克林顿能够接受他的建议。他认为克林顿虽然不够成熟，会犯错误，但胜在年轻，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速度快。所以，就在1992年克林顿竞选获胜后，尼克松立即向克林顿靠拢，向他递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希望借此机会“通过祝贺他进行了一次出色的竞选并大获全胜而（与他）建立起直接的沟通渠道”。之后，尼克松又设法“建立与他的积极的工作关系”①。由此可见尼克松迫切的心情。
1993年3月2日，尼克松欣喜地接到了克林顿总统的电话，进行了他们的首次交谈，在这次40分钟的谈话中，克林顿只用了约1/3的时间讨论外交政策，主要是关于俄罗斯，也谈到了中国。克林顿告诉尼克松让中国领导人知道他是一个“好小子”，而且他很在乎中国人对他的看法②。3月8日，80岁高龄的尼克松到白宫会见了克林顿总统，他们的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是一周前的电话交谈的继续，而且还是一次没有记者在场的私人会晤。克林顿希望从尼克松那里多了解一点关于俄罗斯的情况，因为他即将于4月3日至4日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举行首脑会谈。而尼克松当时也在不久前刚刚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并与叶利钦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因此，克林顿希望了解尼克松对叶利钦的个性的判断，了解叶利钦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以及询问尼克松西方应当给予俄罗斯什么样的金融和技术援助以帮助俄罗斯进行经济改革。克林顿赞同尼克松关于美国应该立即援助俄罗斯的观点，而且认为尼克松所收集的关于俄罗斯的情况很有帮助③。这次会见对尼克松确立其在美国政坛上的地位又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标志。
①Crowley，Nix0n in Winter，pp. 103 -104，pp.182 -183.
②Crowley，Nix0n in Winter，pp. 128 -131.
③L0s An eles Times，March 9，1993；March 10，1993；The New Y0rk Times，March 9，1993.
1993年3月23日和4月25日，克林顿又两次致电尼克松，“直截了当地求教而没有寒暄”。在这些谈话中，他们谈到了中国，克林顿问尼克松，为什么中国能有10%的经济增长率？尼克松回答说有3个原因。其一，中国是从农业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这是俄罗斯至今仍未进行的。其二，中国的政治稳定有助于经济繁荣，尽管“它为自由付出了高昂代价”。其三，那里的人民是中国人，也就是说，他们总是极其勤俭的，一旦实行开放政策，市场打开了，所有人都急切地要赚取利润。相比之下，俄罗斯则没有采取市场经济。而且，居住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大量的华人，如香港的华人就大量地向中国内地投资，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活力①。
尼克松的确希望能够影响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每一次克林顿在他的演说或评论中涉及尼克松曾经提出过的建议，尼克松都显得特别高兴。不过，在民主党和国内舆论的压力之下，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仍然举棋不定。他很有可能在通过1993年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提出附加条件，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否则便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关税。
为了更有力地说服克林顿，在美国国会于6月份进行一年一度的关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讨论之前，向他提供更确实的建议，尼克松决定再次访华。1993年4月8日，尼克松进行了他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他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总理李鹏。李鹏称尼克松为“中国的老朋友”，并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尼克松向李鹏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1972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那时候，中美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特殊关系是由于越南战争和苏联的威胁。而现在，尼克松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我们必须找到使我们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的理由。”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和世界性的大国，并正在成为经济大国”。而克林顿正在为他强硬的竞选承诺受到压力，也由于美国国会中有不少反华议员，克林顿很可能会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尼克松说他强烈反对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附加任何条件，因为这会毁了中美关系，并相信克林顿是希望寻求发展与中国的良好关系的。
① Crowley，Nix0n in Winter，p. 134，pp.184 -185.
但与此同时，尼克松也劝喻中国政府采取一些保障人权的行动，以及在朝鲜防止核扩散的问题上采取一些行动，以避免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借机在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做文章。尼克松还说他并不是要干预中国的内政，而是作为在21年前与中国建立起良好关系的人，他不希望中美关系因为这些问题而受到损害。李鹏强调中美两国是贸易伙伴，双方的经济关系是互补性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都是价廉质高的产品，如果美国减少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对美国的普通民众来说是一大损失。他也希望尼克松向克林顿转达，克林顿在竞选时说过什么并不重要，中国只看他现在的所言所行，并希望能与他进行合作。此外，他也谈到了人权问题、核不扩散问题等①。
①Crowley，Nix0n in Winter，pp. 195 -198.
1993年4月10日，尼克松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他重复了他与李鹏谈话中的内容。尼克松回顾了他以前对中国的几次访问，并对中美关系在1989年以后出现的进展感到高兴。他希望江泽民能与美国的新总统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尼克松重申他在冷战结束后再次来到中国，是因为他相信美国和中国需要为中美关系找到一个新的基础。他又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和人权问题，他希望这些问题不会使中美关系受到损害。所以他也希望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采取一些措施以舒缓克林顿在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上所受到的压力。
江泽民对尼克松此次来访表示赞赏，他说历史证明尼克松总是具有长远眼光的。他说中美之间没有地缘政治上的根本利益的冲突，只是由于彼此之间缺乏沟通理解才导致出现严重问题，因此，两国应当加强接触和交流。他强调，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对双方都有利，而且，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实际的措施并将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尼克松承认，如果撤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两国的经济都有影响。尼克松说他一直是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而他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提出关于人权问题的，他所希望的是两国领导人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建立起新的战略关系和经济关系。江泽民对此表示赞同。尼克松最后说，四个国家将决定太平洋地区的未来，那就是中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他相信这四个国家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对世界有莫大的好处①。
在这一次访华期间，也许是出于某种预感，尼克松有非常多的感触。他告诉与他同行的年轻人，应该去长城看一看，至少要去一次，那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景色之一。尼克松还带着他的随行人员去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他与周恩来在1972年时举行宴会的地方。去了天安门广场，他把天安门广场看做是所有事件的集中点。在访问了北京之后，他又去了杭州、上海参观访问，一切仿佛是时光倒流，昔日重来。尼克松对能够见证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二十几年的历史，并亲身参与了这样的壮举感到自豪②。
此外，尼克松此行还到了广州、深圳，他发现中国充满了生机，但也呈现出矛盾，“小轿车和牛拉车，富裕和贫穷，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旧事物和新事物”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而最令尼克松感动的是，他每到一处都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争相与他握手，或挥手致意。他把在中国受到的人们的欢迎称为“人潮浴”，也就是说他融会在人流里，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真实存在，甚至是他们的声音和气味。他知道中国人之所以欢迎他，是因为他为中美关系做出过实实在在的、历史性的贡献③。的确，尼克松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领导人之一，无论他在自己国内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对待，在中国永远是受到尊敬的。
①Crowley，Nix0n in Winter，pp. 210 -211.
②Crowley，Nix0n in Winter，p. 202.
③Crowley，Nix0n in Winter，pp. 203 -205.
回国以后，尼克松于1993年4月21日在尼克松图书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说中国发生的经济上的根本变革将为政治改革提供机会。为了鼓励政治上出现变革，美国应当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正像布什总统曾经否决国会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那样，他希望如果6月3日克林顿遇到同样情况时，也能这样做。尼克松还在公开场合向克林顿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无条件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他宣称为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巨人，对待这样一个巨人，美国不能随便“拧紧螺丝”①。
最初，克林顿采纳了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强硬政策，但是他的核心顾问班子中的经济界人士都反对这样做，如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特森、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罗伯特·鲁宾、商务部的罗纳德·布朗和杰弗里等，他们都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能仅抓住人权这一个问题不放”②。最终，克林顿还是认识到中美贸易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有利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不仅会损害中美关系，而且直接影响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因此，在1994年5月，克林顿同意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不附加任何条件，但希望中国今后能在人权问题上有“全面的、重大的进展”。
尼克松对克林顿的这一决定感到高兴，他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和其他方式去影响中国改善人权，而如果美国撤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则将使所有政治改革和改善人权的希望付诸东流。尼克松相信，中国在经济上从美国学到了东西，在人权问题上也会有所收获。1993年9月，在他去世的6个月以前，尼克松还注意到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所受到的阻力，他批评国际奥委会把主办权交给澳大利亚是对中国为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所做的大量工作“充耳不闻”。他对此很不开心，认为这反映出在人权问题上“可怕的双重标准”③。这再一次显示出尼克松在中国问题上有着比其他人更理智和客观的态度。
①Crowley，Nix0n in Winter，pp. 210 -211.
②Tyler，A Great Wall，p.30.
③Crowley，Nix0n in Winter，p. 176，p.213.
四、尼克松的最后岁月和他的终极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