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拥有强大的社会权力的现象在社会上屡见不鲜。大众传媒通过所传播的信息，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思想和行为，引导着社会公众的注意和兴趣，改变着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对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是媒介的权力运作的整个过程。有时候媒介的权力小到无法察觉，有时候媒介的权力会大到和总统角逐，甚至推翻一届政府。导致1974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的水门事件可以作为媒介权力的一种诠释。1972年6月18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刊登了有关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水门大厦的詹姆斯·麦科德的一条新闻。由于水门事件最初发生时是一条地方新闻，所以还未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正是后来《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通过深入采访和调查，顺藤摸瓜地查到了白宫办公室那里，并一连发表了多条消息，这才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当白宫发言人对这些消息加以否认并加以反驳时，反而引起了公众的更大注意。“掩饰事件的盖子捂不住了。新闻媒介加强了压力，许多报道提到对不轨行为的指陈。《纽约时报》的西摩·赫什，《洛杉矶时报》的杰克·纳尔逊，以及《时代》和《新闻周刊》的撰稿人也加入进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同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几度交锋。”①后来发生了录音带事件，美国记者穷追猛打，证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向公众、向他的支持者、向它的律师说了谎话，最终导致尼克松在1974年8月9日黯然告别白宫。美国媒体的权力不可小觑，其实中国媒体的权力同样也不可小觑。2004年发生在西安的宝马体育假彩票案的告破，与其说是司法介入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新闻介入的结果。这一事件的最终解决，就是大众传媒干预社会生活的例子。2004年3月23日，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刘亮在购买西安即开型彩票时中了一辆宝马汽车大奖，第二天彩票中心硬说他的彩票是假的，并剥夺了中奖的宝马汽车，于是刘亮爬上马路边的一个高高的广告牌准备跳下以死抗争，这样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全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纷纷加以报道，不少媒体还做了十分深入的新闻调查，特别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新闻调查，足迹踏遍了三秦大地，走山区，下农村，遍访有关人员，制成了节目向全国播放，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终于在5月初使事件的真相浮出了水面，原来是体育彩票中心的负责人等受贿以后，把彩票的发行权拱手交让给杨永明，杨永明通过调包的手法，指责刘亮的彩票是假的，以此来大肆侵吞群众购买彩票的钱款。6月1日，6名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12月底，多名涉案人员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延续9个多月的这一震惊全国的西安宝马假彩票案终于画上了句号。如果没有媒体利用自己的固有权力来影响社会，也许西安宝马彩票案的真相就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在非正常状态的社会中，特别当媒介的权力和权力的媒介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急速膨胀，以至于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所控制媒体的权力几乎成了类似于美国30年代“魔弹”一样的东西。报纸上的一篇篇所谓的大批判文章，轻易地打倒了多少无辜正直的人们！谁只要在当时的报纸上被点名批判，谁就一定会倒大霉。即使像刘少奇这样位高权重的国家主席也未能幸免。起初，刘少奇的名字逐渐从报纸上消失，后来在报纸上对他展开了排山倒海般的所谓批判，如此一来，不但政治生命立即终结，就连肉体生命都无法延续了。虽然这是媒介权力的畸变，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有关媒介权力的社会现象。
注释：①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550页
社会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社会事物应该是这样，但事实往往是另一样子。媒介的权力就是如此，不管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社会，媒介的权力在实践中的定位有必要重新进行审视。
就其性质而言，大众传媒的权力是一种公权力。它应该为社会公众所拥有，不能为私人、团体、派别等少数人员所垄断。
首先，大众传媒权力的唯一的合法基础应该是公众舆论。一切离开了公众舆论的大众传媒，就必然不能代表民意，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权力的基础。我们在论述大众社会的时候，说明了大众的特性。所谓大众，就是社会中孤立的、同质化的、地位平等的个体，这些个体需要组成社会以便使自己更好地生存，组成社会的方法和工具之一就是传媒。如果大众传媒仅仅代表着私人，岂非和它的根本属性背道而驰？如果大众传媒仅仅代表着私人，怎能成为社会的纽带联系全体社会成员？如果大众传媒仅仅代表着私人，怎么会有社会公信力，而没有社会公信力，怎么会有社会影响力？而没有社会影响力，大众传媒怎能生存？一百多年以来，我国先进的新闻工作者一直把大众传媒看成是社会“公器”，“公器”的一词十分准确地解释了大众传媒的本质。正因为大众传媒是公器，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使用它的权力。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反映问题，提出意见，或者呼吁社会保护自己的利益。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说过一段名言：“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纸。”公民利用大众传媒的能力，是衡量传媒素养水平高低的重要参数。
其次，大众传媒权力的指向对象应该是社会公共领域，而不是私人领域。在现代大众社会里，公共领域的问题可以利用大众传媒权力进行干预，而私人领域的问题则不必也不能用大众传媒的权力加以干预。学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救助、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环境污染、治安管理等等，均是社会公共问题，大众传媒应该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施加影响，加以解决。至于私人的恋爱、婚姻、家庭、择业、求学、个人消费等等问题，则不必在媒体上加以宣扬。在这一方面，我国的媒体在宣传报道上还存在着许多误区，对于某些私人领域报道过多，对于某些公共领域报道过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公私不分现象。和行政管理上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的弊病一样，我国媒体有时候该批评的不批评，不该批评的乱批评。例如，在我国的媒体上经常会见到一些对于高消费事件的报道，一幢别墅天价销售，一盒月饼天价卖出，一桌酒席价值几十万元，一件衣服的代价等于一套房子等等，报道时一般还配有针对性的批评文章。其实，诸如这种高消费的现象，固然和中华民族几千年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不符，但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只要消费的钱款是合法所得，也并不是太离奇的事情。倒是利用公共资源进行消费，把纳税人的钱款大肆挥霍，理应受到大众传媒的猛烈抨击，利益媒介的权力加以制止，而在这方面我国的大众传媒还做得远远不够。其实，只要糟蹋了纳税人哪怕是一元钱，大众传媒就应该利用公众舆论进行干预；私人合法地花费自己的钱款即使达到100万元，大众媒体也没有必要说三道四。这就是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区别。大众媒体应该是社会的守望者，所守望的应该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大众传媒就没有必要干预。
第三，大众传媒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应该秉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其实，在现代大众社会里不存在抽象的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所谓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无非是各个阶层利益的平衡点罢了。企业家和打工者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卖主和买主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房屋所有者和房屋租赁者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医生和病人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律师和当事人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现代社会的大众就是在利益的对立之间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才会有社会共同的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所秉持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就十分重要。公正就是要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怕压，不怕邪；公平就是要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不偏袒，不护私；公开就是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不遮盖，不掩饰。由此可见，我们之所以说大众传媒是社会的一种公权力，就因为大众传媒的存在是基于公众舆论的表达，又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并且保持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这就是公权力的内涵所在。
就表现形态来而言，大众传媒的权力是一种影响力。它通过褒扬、贬斥、劝服、引导等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从而达到在一定意义上支配社会的目的。它不像法律意义上的权力那样具有刚性和强性，它属于道德意义上的权力，具有柔性和韧性。虽然大众传媒的权力不是一种硬权力，而是一种软权力，但它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丝毫也不亚于政治法律意义上的硬权力。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人人都知道“让媒体曝光”这句话总是带有一种威慑力，一些试图为非作歹的人们一听到这句话也许就会打消自己的犯罪念头，收敛自己的嚣张气焰。事实上，媒体曝光的社会影响力有时候确实非常巨大。2001年9月3日（农历七月十六）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南京冠生园食品厂用历年的陈馅制造当年月饼的报道，结果该厂生产的月饼一下子积压成堆，无法销售，导致这家食品厂最终倒闭。不但如此，由于是同名的缘故，还影响了上海冠生园食品厂的月饼销售，致使当年上海冠生园食品厂的利润大大下降，冠生园这个近百年来上海滩上响当当的老字号品牌，几乎由于南京冠生园的被媒体曝光而毁于一旦。
综上所述，可见大众传媒的公权力，是以反映民意、制造舆论为内核的并涉及公共领域的社会公信力，这种权力的表现形态是以褒扬、贬斥、劝服、引导为主要方式的社会影响力。在某一社会中或某一时期中，大众传媒的社会公权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发生了异化，甚至产生了某一些畸变，这使正直的大众传播学家感到担忧。批判学派的代表作———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中就认为现在的媒介充满了偏见，“新闻媒介自以为对之负责的那个社会充其量不过是白人社会”，从而认为媒介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含义不清的模糊概念，在社会实践中无法实现。我国也有人认为，新闻媒体究竟能否成为社会公器，要受到新闻自由和新闻的阶级性等方面的制约，在现今的情况下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我国都不能使媒体真正做到社会公器，社会公器只是教科书上的理论性的美好的对媒体功能的设想，它并不具备现实依据①。
同时，由于某些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特点，使大众传媒成为社会公器遇到了一些障碍。按照美国著名新闻学家李普曼的理论，大众传媒是虚拟环境的制造者，这是它天生的一个负功能。媒体对个人而言，可以带来新闻、娱乐、教育的功能，但同时也是偏颇的意识形态、单一化的价值观念与偏离真实的社会再现。事实上，所有的媒体信息都是经过选择与建构的过程而产生的。一般而言，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无论如何，媒体的信息并不绝对真实地反映世界。
（2）媒体信息都经过了复杂的筛选、包装、选择与组合。
（3）媒体的信息可能受到媒体记者与编辑者、媒体部门与组织负责人，社会团体及社会势力的影响。
（4）媒体的传播科技特质，塑造了媒体独特的表现形式或内涵，可以使媒体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产生一定的差距。
（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众是媒体工业运作下所产生的市场商品，作为广告商欲触及的目标对象。鉴于这些原因，大众传媒的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就遭到了削弱。
但是即使如此，人们还是努力地排除各种干扰，让媒介的权力回归它的自然本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传播学家提出了“公共新闻”的概念，引起了新闻学界和传播学界的巨大反响。美国“公共新闻学之父”纽约大学教授罗森（JayRosen）认为“公共新闻学”是“要求新闻工作者：①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②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而非仅仅知晓问题；③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眼看着它被破坏；④帮助改善公共环境，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早期美国实践公共新闻学的记者之一汤姆·瓦霍沃认为公共新闻，“它不是：新闻应该反映什么？而是：新闻为的什么？”华盛顿邮报主编莱昂纳德·道尼认为公共新闻，“更多的像是报社发展推广部门要做的事，而不是记者应该做的事”。孙旭培教授把“公共新闻”概括为四句话：“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频道总裁迈克尔·加特纳在讨论新闻媒体与公众和社区的关系时说：“新闻是公众的信托，记者是公众的托管人。”“新闻是公共服务，新闻媒体归属于公众。”新闻的职责是“促进民主建设、滋补公共生活、为公共问题寻找答案。”①从以上言论中不难看出，美国及我国新闻学家大力提倡公共新闻学，其目的就是想要消除被人所利用的大众传媒的偏见，让大众传媒的公权力得到真正的体现。
注释：①也谈新闻媒体真的是社会公器吗？博客中国网站，2004.7.22
§§§第三节素养：现代大众社会成员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