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塘居委会的老罗耀权今年已经93岁了，他和老伴住在低矮、陈旧的瓦房，生活无依靠，没着落，由于年迈力衰，连到镇民政办领低保、救济粮都很困难。因此，梁启波每月按时给其送去低保金和救济大米，确保其有饭吃。2003年，梁启波又牵头发动捐款，筹集了8000多元，为其新建40多平方米水泥砖混结构的新房。老人在门口贴上一幅自己写的对联：“德重如山赐人民，党恩似海天下知”，横批是“共产党万岁”。罗耀权老人说，在他心里，阿波就是最好的共产党员，代表了共产党的形象。
梁启波的生活实际上也非常困难，他父亲于1994年突发脑溢血病瘫痪在床，3年后去世。父亲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大笔债。俗话说“祸不单行”，此时梁启波的妈妈也深受类风湿病痛的折磨，生活几乎不能治理，他自己也得了鼻咽癌，两次入院治疗、化疗，花去了亲人资助的医疗费近10万多元……
尽管如此，梁启波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单位报销医药费，上级和社会各界给他的慰问金，他也常常拿去接济困难群众。2005年春节，玉林市总工会给他1500元慰问金，但他看到一户残疾特困户建房有困难，便拿出500元接济。梁启波虽然缺钱，但从不取不义之财。一次，他分管的一个建设项目竣工后，承包方为了感谢他，硬塞给他一个3500元的红包，在多次退回未果之后，他如数上交。
一些亲朋好友经常找梁启波要求“方便”和“关照”，但他总是坚持该给的一分不少，不该给的一分也不给。群众都说：“阿波办事，我们一百个放心”。有些朋友经常对他说：“你做民政工作，手中有权有钱，自己也需要救济，应该多为自己考虑一点。”梁启波说：“这些钱是救命的钱，粮是养命的粮，我拿了一分一粒，上对不起党，下对不起群众，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从事民政工作10多年来，经梁启波发放的款项近400万元、粮食60万多斤，他做的每笔钱粮账目清清楚楚，丝毫不差。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近年沙塘镇民政工作多项主要指标完成率达100％。梁启波守住了清贫，守住了正直，也守住了责任，守住了一个基层民政干部的职业操守。
可以说，不只是民政工作者要坚守自己职业操守，任何一个国家公职人员都必须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但是，怎样才能坚持你的职业操守呢？其实并不难，无非是认认真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从理论上讲，职责是职权与责任的统一，职权是落实责任的基础，责任是完成职权的必然需求。因此，没有人可以只享职权，而不履行相应的责任；也没有只承担责任，而不享有职权。对于公务员来说，有多大的职权，就必须承担多大的责任。而只有你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才能说你坚守了自己的职业操守。
总之，责任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义务；既是一种品格，也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人人都需要学习的文化。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勇于承担责任的文化氛围，大家才能自然而然地富有责任感，才能随时随地地注意自己是不是尽到了责任、落实了责任。公务员作为国家的代表，首先要从自己做起，真正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把优秀的职业操守带到工作中去，这样才能对社会上其他人产生影响。当全社会的人都能够承担起自己的应有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也就变得和谐了。
道不正，术难行——玩弄心术只会玩掉前途
有不少公务员认为，升迁的唯一途径就是让领导喜欢，于是他们便在工作中大玩心术，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种种自认为高明的方法来赢得领导的认可。殊不知，在任何一个社会，最终都要靠实实在在的能力说话，玩弄心术的人只会把前途玩掉。
罗曼?罗兰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一个人成功靠的是什么？勤奋、学识、智慧、机遇、天才，等等，每个人都可以列出自己成功的理由。在迈向成功的征途中，这些确实是成功的要素，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了成功的另一项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品。那些人品有问题的人，无论他有多大本事，总是最先被淘汰出局。唐朝元和年间，东都留守名叫吕元应。他酷爱下棋，养有一批下棋高手作为食客。吕元应与食客下棋。谁如果赢了他一盘，出入可配备车马；如赢两盘，可携儿带女来门下投宿就食。
有一天，吕元应在亭院的石桌旁与食客下棋。正在激战犹酣之际，卫士送来一摞公文，需要吕元应当下处理。吕元应便拿起笔批复。下棋的食客见他低头批文，认为他不会注意棋局，迅速地偷换了一子。不料，食客的这个小动作被吕元应看得一清二楚，他批复完公文后，不动声色地继续与食客下棋，食客最后胜了这盘棋。食客回房后，心里一阵欢喜，盼望着吕元应提高自己的待遇。
第二天，吕元应带来许多礼品，请这位食客另投门第。其他食客不明其中缘由，很是诧异。十几年后，吕元应处于弥留之际，他把儿子、侄子叫到身边，谈起这次下棋的事，说：“他偷换了一粒棋子，我倒不介意，但由此可见他心迹卑下，不可深交。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交朋友要慎重。”
人品是一个人精神的骨架，支撑着他的身躯东奔西走。这样，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人，拥有各式各样的身架。有些人看上去很魁伟，但与之相处久了就觉得其矮小猥琐；有些人毫不起眼，但能让你在他的平淡中领略到山高海深。看不见的力量才是伟大的力量，那是人的品格魅力。因此，要做一个优秀的公务员，就应该堂堂正正、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耍心眼儿，不抖机灵，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得到领导的重视。大学毕业后，赵政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省委办公厅的一名普通办事员，他的能力并不出类拔萃，平时也并不整天围着领导转，但他的升迁在同来的那一批人中却是最快的。关于他的升迁，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他有很硬的后台，有人认为他背地里给领导送礼了，还有人认为他纯粹是交了好运气，而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自己为什么能够获得升迁。
在赵政的周围，八面玲珑的女孩和深谙权术的男人比比皆是，但他不惹是生非，只是恪尽职守。不过偶尔露露“峥嵘”，比如发现别人的文件出现了错字，他悄悄地修正，并不大肆渲染。领导让他做什么，他就竭尽所能，总是在第一时间做到让人无可挑剔。别人扎堆抱怨工作百无聊赖、生活枯燥、地铁太挤时，他却自己给自己找一些活儿来做。领导都是耳清目明的，谁做了什么心里都有数；否则他也就做不了领导了。因此，赵政的辛劳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回报。
中国有很多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玩弄心术的。尽管在封建社会中反心术的思想很明确，但由于封建专制社会几乎完全是人治社会，所以是没有法制保障的。在人治社会中，心术必然大行其道，不仅代代相传，而且愈演愈烈。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之时，四川人李宗吾先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才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他撰写并公开发表厚黑学系列著述，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
在中国当代社会，虽然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但心术文化仍较普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还很严重。康生、林彪之流以善于耍弄心术，最终祸国殃民的例子应该给我们以警醒。改革开放以后，心术文化由幕后又走向台前，出现了空前盛行的现象，而它的“重新崛起”则是以重印李宗吾《厚黑学》为标志的，随之“厚黑文化”风靡全国。近些年来，大众传媒又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即表现中国古代宫廷斗争的作品愈来愈多。许多人不知不觉中把它们当做了社会和人生的教材。
从社会现实表现的各类报道，我们可以看出公务员玩弄心术在社会中的表现愈演愈烈：打通各种关节为升官，行贿、索贿，跑项目跑经费，争课题争职称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曾经有一位刚离休的主管人事的高层领导，在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对目前一些干部在人际关系、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的普遍表现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尊老爱幼（注重搞好上下左右一切人际关系），研究研究（处理该自己负责的事情时推诿拖沓），滴水不漏（思想表达上说空话、大话、套话，甚至假话）”。这不过只是人前公开的表现行为，人后所为尚难以推论。于是，一些人愤慨地说：“现在是正直的人吃亏，而小人活得很滋润。”其实，历史已经充分证明，那些喜欢玩心术的人虽然能得到暂时的利益，必然不能长远，摔跟头是早晚的事儿，并且“玩”得越厉害摔得也就越重。
一言九鼎与食言而肥——公务员的诚信与政府公信力
诚信是一种价值标准，同时也是评价标准。公务员作为行使国家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其诚信程度直接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程度，而如果一个政府缺乏公信力，不受老百姓拥戴，那前途也将堪忧。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大意是说:人不讲信用，就如同大车上没有輗，小车上没有軏，它靠什么行走呢？在孔子看来，信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点，如果没有诚信，就等于这个人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条件。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公信力，它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政府信任危机，是最近人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政府的话能不能信，能信多少，是这些年来人们头脑中打下的一个个问号。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府公务员信誉的下降，很多领导干部喜欢在台上大讲“为人民服务”、“让群众满意”，喜欢拍脑门、下承诺，而总是说完就算了，不能兑现，长此以往，就会像“狼来了”故事中的那个孩子，老百姓再也不相信你了。据有关媒体报道，山西省某县100多名农民工被老板拖欠总计近13万元的工资，多次讨要却一直没有结果，县里的相关领导也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不能帮助解决。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向上级市委反映，这才引起有关领导重视，该县副县长向农民工代表写下书面保证：三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工钱仍然没影，农民工代表到县法院再次起诉，该院却拒绝受理。后来，该副县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让农民工回县里就算了，“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他只能协调，不能指挥，这件事并非他一个人说了算。
不言而喻，那位副县长给农民工写书面保证也好，承诺三天内解决问题也好，其实都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如他自己所说，“本来就是让农民工回县里就算了”，所以有人提出要他兑现承诺时，他自己反而觉得很奇怪：“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