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起初，它将二战后新出现的一系列独立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研究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条件、目标、途径和动力等的发展规律，这一研究的发展为研究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全新的实验室。然而，众所周知，任何政治体系都不是停滞不前的，都在演变和发展中，政治发展是任何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追求一种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政治文明成为不同社会政治变迁的一大特征。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政治发展都成为它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了解什么是政治发展，政治发展的特征、动力、目标、途径和方式以及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政治发展的含义
“政治发展”一词，就其本源而言，是西方政治学家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问题时运用的一个术语，特指发展中国家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变迁的历史过程。
政治发展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系统的研究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殖民地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纷纷获得独立，并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建设或政治现代化进程。作为新出现的政治实体，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模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民主体制，要么独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方式和路径是普遍适用的，西方的民主体制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可选择的目标模式，发展中国家应走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发展道路。然而，不管发展中国家是模仿西方的民主体制还是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它们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仍然步履维艰，出现了经济停滞、分配不公、行政腐败、社会失序、政局动荡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对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的关注，还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政策、前殖民地宗主国为保护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以及政治学者单纯的求知欲有关。按照亨廷顿的说法，促成政治发展的理论大体上有两股潮流：一是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区域研究的发展。随着一大批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现，学术研究视野从原先局限于西欧和北美扩大到亚洲、中东、拉美和非洲，掀起了一股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的热潮；二是政治学研究方法中的“行为主义革命”。这一方法要求把理论的严密性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考察普遍性，从而在概念、方法、数据统计等方面大大促进了发展理论的研究。
在具体的研究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学者所持的立场和分析的角度不同，政治发展被各家学者不断地加以诠释，从而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
科尔曼从历史、类型学和进化三个角度分析了政治发展：历史的分析角度告诉人们，政治发展是指16世纪起西欧发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结构的变化；类型学的分析角度告诉人们，政治发展指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过渡的过程；进化的分析角度告诉人们，政治发展指人们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创造力，是新的政治生活模式制度化的过程。显然，科尔曼对政治发展的分析并不局限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而是把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变迁的进程都纳入自己的考察范围。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三个变量：一是政治结构的角色分化和专门化；二是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即理性贯穿于整个政治过程之中；三是政治决策能力和贯彻能力的扩大和加强。亨廷顿则把政治发展定义为政治的制度化，即政治组织与程序获得稳定性和价值的过程。1975年，亨廷顿和约吉·多明格茨合撰的《政治发展》一文对政治发展的含义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亨廷顿认为，从地理的角度看，政治发展是指亚、非、拉丁美洲地区和工业落后国家的政治；从发展的角度看，政治发展是指现代化过程的政治方向或政治后果；从目的论的角度看，政治发展是向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政治特征的发展过程，是向某种政治体系的目标或状态的进展。在他看来，政治发展是一个具有特定目标的发展过程，这些目标包括政治体系制度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广泛的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建立等。政治发展不仅包含着正面的积极发展，也包含着政治衰败。著名政治学者路逊·派伊在归纳总结多派政治学者的论述的基础上，从十个方面概括了政治发展的含义：（1）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2）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3）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过程；（4）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建设和运转的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民族主义的政治形式；（5）政治发展主要是一个国家行政与法制的发展，建设有效率的政府是政治发展的核心；（6）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一定程度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均可达成政治发展；（7）政治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即建设民主政治和制度；（8）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有序的政治变化过程；（9）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能力增强的过程，其中主要是获得和运用权力的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的提高；（10）政治发展是多维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方面。这十个方面的概括基本涵盖了政治学者对于政治发展的各种理解，尽管一些观点仍没有摆脱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已经超越了纯西方的经验，对我们理解政治发展的含义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也逐步展开对政治发展的研究。
许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认为政治发展是由社会经济现代化推动的，是现代化的政治后果。政治发展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任务，而且在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中，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问题。
政治发展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及其他社会条件的相互影响、制约，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总而言之，政治学所说的政治发展，一般是与现代化这一特定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它所指的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化。具体地讲，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内部结构、体制、功能和运转的更加科学化、合理化。作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一个适应或促进现代化进程的政治体系，即以政治发展推动和支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政治发展也是现代化的政治结果，即政治体系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而变化的。这种变化的后果可能是积极的，如政府能力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的完备等；也可能是消极的，如政治腐败、政治不稳定等。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角度讲，政治发展无疑面向的是现代化过程中积极的政治变迁。
二、政治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在政治学界，关于政治发展有无共同的模式和特征，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有些西方学者坚持把西方政治现代化的模式作为政治发展的一般标准，如弗兰西斯·福山就提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从而导致了“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不再发展出新的形态。而另外一些学者特别是非西方的学者则强调不同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独特道路，以致排除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价值的可能性。这两种观点都是失之偏颇的。实质上，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都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共性即普遍性。政治发展普遍性的第一个表现是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均面临着政治发展的普遍任务。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发展必然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只要人类社会还是政治社会，那么政治发展就必然伴随着政治社会进程的始终。尽管政治发展理论和研究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发展中国家才面临政治发展的任务，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的近代化历史演进，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和成熟的政治体系，各国政局也较稳定，但这既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已经不存在政治发展的任务，也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再需要改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政治发展普遍性的第二个表现是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偶然的、盲目的，而是有普遍的规律可循的，“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政治发展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必然有着其内在的运动规律，尽管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政治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具体道路千差万别，但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受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支配。因而人类的政治发展必然存在某些共同性和普遍性。对此不少学者已做出了探索性的尝试。S.N.艾森斯塔德在总结了历史上所有国家现代化进程在政治领域的变化后，概括出四个共同的特征：
（1）政治生活领域的日益扩展，尤其是表现为社会中心、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的权利之强化；（2）政治权力不断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扩展，一直扩散到所有的成年公民，从而使社会形成一个和谐的道德秩序；（3）就某种意义而言，现代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或至少是平民主义的社会，其特征是，国家最高权威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超自然的外在力量，而是来自于生来即存在于人民之中的世俗力量的认可，因而这一合法性应基于对公民担负的责任；（4）任何现代政体，不管其是独裁专制、官僚制、寡头制还是民主制，都承认国民为政策受益的对象和使政策合法化的主体。路逊·派伊在《政治发展的诸方面》一书中更为明确地将政治发展的指标归纳为三方面：（1）普遍平等的政治精神和态度，其中包括：大众参与政治活动，包含民主参与和积极动员的参与；法律的普遍性；平等竞争公职。（2）政治体系的能力，包括：政府施政的数量、范围和幅度；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效能；施政的合理性与计划性。（3）政治结构的分化与专门化，包括：政治组织各部门各有所司，各有特定的功能；政治结构过程高度复杂化与分化上的统一性。综合政治学者对于政治发展指标体系的阐述，作为政治发展普遍性或共性内容的指标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就政治文化方面而言，政治发展以世俗化和合理化为标准；其次，就政治结构而言，政治发展以分化和专门化为标准；最后，就政府作为而言，政治发展以政府能力提高和权力扩展为标准。这些标准，虽然包含了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某些特征，但从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来看并不完全以西方的价值观作为衡量的尺度，因而它构成了政治发展的普遍性或共性的内容。
其次要看到政治发展的普遍性或共性，并不排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道路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实质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因其特定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地理条件的不同，其政治发展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列宁在总结俄国革命时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在论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时也曾指出：“美、英、法、德等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虽然基本上相同，但它的形式是更加不一样的。”因此，在研究政治发展时，既要看到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也要注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同时还要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别等问题。
总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统一。
研究政治发展的普遍性，要求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必须承认自己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都不可避免地受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支配，认真研究政治发展的普遍性和指标，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积累下来的合理的因素，对于其实现政治发展将有重要意义；研究政治发展的特殊性，要求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国情，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将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走一条与自己国情相适应的政治发展之路。
三、政治发展的动力
政治发展的动力是指由谁或者由什么力量来推动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的问题。这是政治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虽然没有直接探讨这一问题，但他们还是结合政治发展的策略，提出了推动政治发展应依靠的力量。我国政治学家王惠岩将这种依靠力量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依靠精神领袖推动政治发展。他们认为，依靠一些有特殊威望，能吸引民众的非凡领袖人物，可以增强国家凝聚力，在发展中国家里容易形成政治权威，以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和影响推动政治发展；二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特别是严密组织起来的政党推动政治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缺乏政治认同，并容易出现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依靠政党可以完成政治制度建设，推动国家一体化，动员民众，控制社会动荡，维持国家政治稳定；三是依靠文官组织推动政治发展。通过文官组织的创新，改进行政活动，扩大文官与公民的沟通，强化文官的专业精神，可以达到政治发展的目的；四是依靠军队推动政治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军队具有现代化观念和技术，军队参政，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发展；五是依靠文化更新推动政治发展。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政治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比政治制度具有更深远的政治影响，政治文化能强化政治动员，促进人们的政治认同感。西方政治学者从策略的角度对政治发展的动力的上述概括，对我们研究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同时我们必须清楚，这种概括只是揭示了推动政治发展的个别现象在不同国家的一般表现。并没有分析和揭示推动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