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了从商的想法，但是李国庆没有选择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公务员”身份在社会上还是非常吃香的，他必须保留下来为日后的发展“保驾护航”。事实证明，李国庆的想法是非常明智的。
有一次，李国庆去云南出差，不想在半路上遇到了堵车。当他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龙”时，自然是心急如焚。最后，他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工作证掏了出来，当地人见了，立即把他视作领导接受他的调度。在李国庆的指挥之下，车道很快就得到了疏通。
还有一次，李国庆去舞厅跳舞，正赶上有人打架，把舞厅弄得鸡飞狗跳。李国庆见状，猛然掏出了工作证，舞厅的人马上就安静下来了。
既然保留了职务，那么接下来，李国庆要投身于哪个行业呢？
曾经有人建议李国庆去从事房地产，因为既然决定要创业，何不找一个“利润大”的行业干呢？更何况李国庆手里掌握着很多的政府关系，可以说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对优势。然而李国庆却摇头表示，自己率直的个性并不适合干这一行，特别是对请客送礼求人这类事情，他向来很反感。
几番思量之后，李国庆决定从事图书行业。这个选择，不是率性而为，是有着很深的渊源的。
当年李国庆之所以选择文科，也是受到了当时社会潮流的驱动。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大学生都热爱人文社会科学，所以诗歌和西方人文科学著作是普遍受到欢迎的。李国庆在北京大学的四年中，逐渐修炼成了一个涉猎广泛的“书虫”。只不过和一般读书人不同的是，他爱书的结果不是藏书，而是售书。由此可见，李国庆并没有因为读书而头脑僵化，相反还增添了不少商人的精干气质。在那个需要变革和创新的年代，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个人特质。
在李国庆大四临近毕业的时候，就有出版社请他过去帮忙编书，理由是他见多识广，能够策划出成功的选题。李国庆随即应允，担当了编委会主编的职务，结果由于出版社在发行方面没有做好，导致那批书不仅没有赚到多少反而欠了编委们一笔钱。为了还钱，李国庆跑去问出版社销路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出版社方面说宣传不够。于是，李国庆马上带人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后来，出版社又说传统书店进货摆货比较麻烦，李国庆就带动读者参与书评大赛和组织书友会。令人遗憾的是，这么努力地进行包装，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赔钱的命运。
不管怎么说，这是李国庆和图书行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虽然以“凄美的结局”而告终，但是却让他在编书的过程当中接触到了许多有才华的人，当年给他写过稿的人，有的已经是北大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国庆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想必也会产生一点点自豪感。
李国庆钟爱图书行业，所以，这个北大才子决定带着激情继续走下去，即便是在他进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之后，也没有停止过。为此，他还试图走一条“官学两栖”的发展路线。
所谓的“官学两栖”，就是指李国庆一边在政府机关搞研究，一边在出版界搞策划和销售。在这种导向标的指引之下，李国庆在一家出版社当上了最年轻的主编，策划了很多书，其中大部分都深受读者的喜爱，也为出版社带来了经济效益。
然而一套名叫“你我他丛书”的套书却卖砸了，这一下子给李国庆压上了沉重的负担。
这套丛书是在1988年的下半年陆续出版的，包括《成熟的魅力》、《乘九路车去天堂》、《幽默定律》以及《如何激励人》等9本书。客观地说，这套丛书的质量非常好，然而却冒冒失失地印刷了10万套！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数字简直骇人听闻。
李国庆是个有责任心的人，眼见“你我他丛书”在运作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于是主动担起责任，力争把印多的书卖出去。在图书界混了多年的李国庆很清楚，如果这套丛书滞销的话，会严重影响出版社的声誉，甚至有可能毁掉这个刚刚起步的小出版社。要知道，在当时拖欠着近百万元的印刷费和纸张费，这可是一笔让人咋舌的数目啊！
由于出现了这样的意外，李国庆在进入出版界的前两年，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这套“你我他丛书”全部卖掉。
其实，李国庆不将这个沉重的任务扛在自己身上也无可厚非，毕竟一套丛书的发行工作牵扯到很多人。然而李国庆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把这个意外当成对自己的一次挑战，毅然决然地接受了。
为了把丛书推销出去，李国庆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想尽了一切办法。他找到了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大大小小的机关部门几乎都让他跑遍了。最后，李国庆甚至硬着头皮拉着只有一面之缘的博览群书杂志社社长来到前门饭店，请他喝了一罐雪碧，结果“融资”到了1万元钱，李国庆用这笔钱在北京饭店举办了一个读书征文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声势浩大地推销丛书。
李国庆为了推销这套丛书，几乎到了风餐露宿的地步。最惨的时候，他竟然用一套“你我他丛书”换来了两个盒饭。
当时，在上海报名参加读书征文活动的人很多，本来是一个可以大力售书的好机会，却因为渠道不畅导致读者们买不到书。眼见好景要毁于一旦，李国庆赶紧乘坐火车从北京直奔上海，带着样书来到了新华书店。幸运的是，这次“南下会谈”的结果非常成功，上海新华书店被李国庆的诚恳打动了，因此定了一部分货。然而当谈判结束，李国庆准备返京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带的钱不够了。等到他买完了火车票，身上的人民币连一盒盒饭都换不了。由于当时火车从上海到北京需要17个小时，所以在旅途中至少要吃两顿饭。饥肠辘辘的李国庆在无奈之下，只好跟一个卖盒饭的商量，用一套《你我他丛书》换2个盒饭行不行？没想到卖盒饭的居然答应了，这才让李国庆勉强渡过了难关。
李国庆虽然遭受了如此磨难，但是他的前途也更加明朗了。
3.“傍”上洋大款
1989年，徘徊在“官学”两道的李国庆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几年的公务员生活，几乎将他的个性和激情消磨殆尽。李国庆意识到必须要换一个新的环境，过那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既然决定要“下海”，李国庆当然不会单枪匹马，他找了几个像他一样有想法和创见的人一同打天下。这些最早的合作伙伴，都可谓是藏龙卧虎之辈：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副总裁，有燕山出版社的负责人，还有北京出版社的副社长……
李国庆把这些精英集中到一起，创建了科文书业并出任总经理。这家公司主要是攒文史哲方面的书，由于当时还没有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所以李国庆就把公司挂靠在北京大学燕园街道办事处的下面。
开办公司，首先需要的当然是资金，李国庆所投靠的办事处，曾经很热心地表示可以给他的公司投资部分资金并给予一些优惠政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国庆哪样也不要，他不想把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出去，因为这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除了对所有权特别看重之外，李国庆还坚决不搞固定资产。他认为，一个企业最终的所有权很难确定，所以明确固定资产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因此，当时公司的账面上除了有几个BP机之外，其余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租的。
那么，李国庆要通过什么样的路子来赚钱呢？这一次，他可不会再犯和“你我他丛书”一样的错误了。李国庆必须把握好市场的脉搏，让自己策划的图书能够赚钱才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由于刚刚打开了国门，所以在社会上比较盛行精英文化。而这种文化的载体，自然就是西方文艺书籍。随着此类书的大量涌入，社会上掀起了一阵读书热潮。李国庆依靠在出版界的人际关系网，把书卖给批发商和零售商，让科文书业赚了一笔。
李国庆在实践中看到了图书行业存在着不小的利润，于是他决定扩大产业链，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利润。
1993年，李国庆成立了北京科文经贸总公司，扩大了原来以售书为主的科文书业的经营范围，加入了科技、文化、经济和贸易等内容。这是一个非常大气的公司，与李国庆大胆彪悍的作风契合得天衣无缝。为了能够带领这个企业创造奇迹，李国庆出任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并兼任总裁。
然而，事业小有成就的李国庆却在这个时期感到了一种落寞和无望。尽管公司成立了，但是他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奋斗方向，一种不满足感在他的内心游荡。
的确，对那些碌碌无为的人来说，生活是很简单也很容易满足的。但是对那些胸怀大志的人而言，生活永远是充满挑战的，也是不应该轻易满足的。前者看似很幸福，实际上是浸泡在自我麻醉的液体中走完一生；而后者虽然偶尔会感到彷徨和痛苦，但是他们更接近生活的真谛——人生需要激情，人生应该奋斗。
在科文经贸总公司成立之后，它的麾下不仅有广告公司，还有出租汽车公司，不仅做钢材生意，同时也涉及煤炭生意……简而言之，什么东西赚钱就做什么。这样一来，公司的总利润加起来也有四五百万。但是“样样通，样样松”，公司在行业中的排名始终难以靠前。对此，有鸿鹄之志的李国庆感到十分失落——他可不想做一个安于现状的小老板，他要经营一个不断有突破的大企业。
在纠结中找寻出路的李国庆，终于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995年，《公司法》正式出台，给了那些创业者们一个解决产权问题的绝好机会。李国庆搭上这趟姗姗来迟的“班车”，为自己的公司进行了注册——把它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具体说来，科文经贸总公司的资产没有转移，而人才队伍和企业品牌却被带走了。
就在这个当口，主管单位找到了李国庆，表示可以将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只要留给街道一点小股份。在机关待了四年的李国庆不想跟政府机关纠缠不清，所以婉拒了对方的要求。紧接着，李国庆将国内的科文经贸总公司注销，然后在美国注册成立了科文实业集团并担任董事长。
由此可以看出，李国庆对产权的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也正是这种原则性让他受益终生。
产权的问题虽然处理得很好，但是李国庆仍然对自己的公司忧心忡忡。因为他发现，想要在当前的环境下把企业做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说科文麾下的出租车公司，发展得确实不错，但是相关的主管部门却担心照这样发展下去会形成垄断，所以不允许科文再增加车辆——最多只能有100台。
对此，李国庆除了感到无奈之外还能有什么呢？一个被限制了发展规模的企业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吗？1996年，李国庆果断地把出租车公司和贸易公司全部卖掉，只剩下了一个广告公司和图书公司。
遭遇了不顺的李国庆并没有气馁，他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迟早会有机会让他抓住。
1996年，在经过几轮谈判之后，美国的LCHG（卢森堡剑桥控股公司）决定投资科文公司。这家外企是以专业做出版和进行传媒投资而闻名的大企业，经过洽谈之后，它将占有科文30%的股份。对于李国庆来说，自己的产业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着陆的机会，比那些还在考虑怎么冲出困境的民营企业要幸运得多了。
别看李国庆这回“傍”上了洋大款，但是他的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因为他对这种风险投资感到很不可思议，明明科文只有几百万的利润，却得到了LCHG几千万的投资，简直像做梦一般。
其实，李国庆感到惊喜并不是由于他没有见识，而是他还没有意识到科文自身的发展潜质。在投资方看来，传媒出版业本应该就是20—30倍的利润，所以上千万的投入并不为过。况且，LCHG与擅长做出版传媒投资的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是当时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出版、研究、会展与风险投资公司）不同，他们一般不从头做起，而是在目标对象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再进行部分的股份收购，而且还要参与到管理中去。因此，LCHG与科文是商业合作伙伴，并不是那种做了短线再去卖的“二道贩子”。
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LCHG通过投资换来的权利有：公司前五位要人的聘用和辞退他们有权否决，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派人进入科文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
对于投资方的这些要求，李国庆是能够接受的，而且他也希望对方凭借自身的传媒经验帮助科文快速成长。因为，一个人视力再好，也不如站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看得远。
果然，没过多久，LCHG就从当时西方最大的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挖了一位副总裁派到科文来工作。李国庆一听就表示反对，这样的人才年薪达到了50万美元，不是科文能付得起的。LCHG回应，让那位副总裁在两年之内只拿交通往返费，没有工资，两年之后，如果科文觉得确实很需要此人，再具体商讨聘用事宜。
LCHG的投资让科文一下子理清了自己的战略发展方向：一是不要策划所谓的畅销书，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大公司要经营的项目；二是在中国做人文社科容易触碰到某些敏感问题，倒不如干脆做科技类的专业书籍，同样会获得利润。
LCHG不光是出点子，也从美国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这让李国庆的企业更加正规化和国际化，科文自身的品牌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档次。
既然确定了出版方向，李国庆就只好忍痛割爱——放弃了自己长期从事的文史哲类图书。经过三年的打拼，科文在专业资讯、医学、经管等方面都杀进了前五名。
此时的李国庆明白，一个好的发展战略对企业是何等的重要，倘若没有LCHG投资和指导的话，科文很有可能在1998年的时候走向末路，别说是利润，就连生存的基础条件都会丧失殆尽。
有了好的开始，李国庆相信还会有更精彩的高潮在等着自己。但是他绝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人生中，能够影响他命运竟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