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调队领导组织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前来道孚进行专题研究，填制大比例尺的地质图，测制地层剖面，同时采集了大量样品、标本进行了系统的测试、鉴定，编写专题研究报告，召开研讨会，论证会……渐渐地，这里的地质历史背景面貌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一个古代裂谷的地质历史逐渐呈现在地质工作者面前。道孚“古裂谷”是在深海沉积盆地基础上发育起来的裂谷，随之而来的“印支运动”使裂谷很快停止发育而封闭。最后成为地质历史上的一页——道孚“古裂谷”地质遗迹。道孚“古裂谷”的有力证据——沉积混杂岩或火山沉积混杂岩的存在和确立，不仅对研究川西地区三叠系的沉积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地质意义，同时为区域构造及区域地质发展历史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增添了新的内容，可作为科研、教学和科普旅游的基地，或依托当地旅游资源一起开发。
（对1：20万丹巴幅区调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很多，本文不能一一表述，请宽恕我笨拙的心、笨拙的笔。）
梭罗沟金矿的找矿记忆
廖远安
发现和探明梭罗沟金矿，是咱们区调队引以为自豪的功绩，也是曾经为寻找它而流淌过汗水的区调人，值得忆起的趣事。
梭罗沟是位于四川木里县的一处非常僻静的小山沟，在它的沟尾曾被野火烧灼过的山包和沟谷中，散落着稀疏而高大的松树，沿山坡长满青青的草，还有几株杜鹃花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
1981年8月，我们找矿小组五人（刘志祥、王立社、唐宁、贺红及笔者）和马帮两人的帐篷就搭建在沟边较开阔的草坪上，说它开阔其实也只不过是大约有两米多宽吧。在川西木里县地区做区调工作，如能经常遇到这样有柴、有水，能牧马和有搭建帐篷的草坪，那是最幸运的了。
或许，有人会问，你们是怎么知道那里就会有金矿呢，不会是“未卜先知”吗？这话说来就长了。直到今天，也仍是值得地质工作者继续探索的地质科学问题。
对1：20万三幅（理塘、稻城、贡岭）联测（以下简称三幅）中，发现和圈定的大量的重砂、分散流异常，筛选出那些有潜在成矿远景的作野外实地考查，以期发现和找到有价值的矿床（点）等，是区调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和重要的目的之一。
而梭罗沟这一铜、铅、锌、金等重砂、分散流的异常情况很特别，虽各元素异常复合重叠较好，但异常浓度较低，浓集中心不太明显，大家对是否将之作为重点异常检查解剖，持有不同的看法。我则力主可解剖试之，并愿前去检验这一推论。其由有三：一是诸矿物元素异常分布相合于同一四级小溪沟内，绝非偶然，可能指示有潜在矿体；二是在其相邻的区内有砂金矿开采史，可引证之；三是它处于甘孜-理塘大断裂多金属成矿带向南延伸的转弯和闭合地带，一般在这样的地质环境中，成矿热液较易富集成矿体。找矿小组在对木里县邛依等几处异常检查都落空后，经几天爬山踄水的辛劳转移来到这弹丸的小山沟中，眼看这曾被野火烧灼过的山野，大家兴致都不太高，那种必定能找到重要矿床的心志，似乎也灰飞烟灭了。
这天，小组几人搭建好帐篷安顿好住处后，乘着晚霞斜阳，就地坐在帐篷前的草坪上，开了个小会，对异常的检查工作作了讨论布置。大家表示，沟里的每一块岩石，每一处可疑的土壤都要敲打一遍，仔细观察描述，采集齐各种相关样品。
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不知是太累抑或是担心。失眠中只听见沙沙的松涛声和不时传来的几声猫头鹰的啼叫声……我们在这异常区工作了三天，不仅跑遍了溪沟的每一个角落，还追索到异常区外山顶的另一侧山坡地带，实际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测图区界线。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沟边野草中的一块不足半平方米的露头上，发现了矿苗。经过反复观察描述和样品采集，样品被送回队实验室化验进行分析和岩矿鉴定，最终被证实是一个有潜在远景的金矿。
由于省地矿局对三幅联测任务进行调整，我们提前结束测区调查工作。因此，测区内如像梭罗沟这样一些矿点及潜在远景异常区，也都停止了进一步工作。
《三幅联测区调报告》出版后，这个梭罗沟金矿，川西北地质队人，亦曾数次前往找寻而未果。我还曾亲自听人言及此事，还有的人认为区调资料或许失真……因此，值得指出的首先是梭罗沟金矿最终追踪探明为大金矿床。其次是像徐志明工程师等许多区调人为此相继付出了更多的艰辛。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已逝去的李世林工程师的功绩。是李世林工程师在任区调队矿办主任时（笔者时已退休），提及并安排对梭罗沟金矿（点）再作进一步探查工作。当时，我知道后自然也积极支持，并指出在这里有可能找到类似嘎拉型金矿床，其地质条件不仅相一致，且同处于甘孜-理塘断裂成矿带上。我还将金矿露头点位置及异常区地质情况等资料，向任检查组长的徐志明工程师作了详细介绍说明。徐志明工程师也不辱使命，马到成功……晚年间来忆往事，梭罗沟金矿的发现和探明非易事，艰辛历练区调两代人。确实，在寻找开发梭罗沟金矿的过程中，区调队还有许多人都功不可没。特别是郑裕民工程师，他时任三幅联测的主任工程师，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指导测区内的矿产普查找矿和重砂、分散流异常检查工作。朱家刚工程师则是亲自担负梭罗沟地区的重砂、分散流测量取样工作……好多好多人，不能一一讲述了。
最后想再说一句，建议以后的地质工作者找矿要细用区调地质资料，莫弃沟边小矿苗，甘孜－理塘断裂成矿带，是川西地区找矿的重要地带。
2009年3月29日写于广州
野外情
尼马拉萨
我要记下的这件事，似乎为一平凡之小事，但事隔多月，不但未忘却，反而在我的脑海里愈来愈清晰，促使我不得不拿起笔来。
1982年6月18日，已是晚上11点来钟光景。大地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在新龙县境内荒无人烟的格日普沟内，突然有电筒光闪动，划破漫漫黑夜。一处、两处，接着又出现一处……仿佛还伴有焦急的呼喊声，时断时续，传得很远、很远。出了什么事呢？原来，这是区调队四分队的403、407两小组的人员，在寻找今天出来工作至今未回的王林彰、周书贵和我三人。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三人到离驻地20千米以外的无名沟内工作，由于走错了路，误了时间，特别是该沟为新龙与理塘县交界之处，治安不好，故使得在驻地的同志不放心，于是，他们主动地分批结伴来寻找我们了。
当时，经过一整天的工作，我们又累又饿，加之白天几场大雨的冲刷和烈日的暴晒，更是疲劳不堪。开头，我们还借着老马识途，急急回赶。后来，马亦走乏了，任凭你抽它、打它，不肯再前进一步。没办法，我们只好下马，深一脚、浅一脚地缓慢步行……时间在慢慢地流逝，有限的体力，亦在我们的身上悄悄耗掉。不知摔了多少跤，走了多少回头路。终于，前方出现了晃动着的淡淡光点，时隐时现，啊！还听到微弱的喊声……一定是来接我们的。快！加快步伐。果然，是小组搞后勤的彭大荣带着两位老乡，在离驻地约五千米远的竹青生产队所在地，遇上了我们。短短的几句话，犹如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田。疲劳、饥饿顿时减轻了许多——虽然，中午饭只有一个馒头垫肚。夜，越来越深，亦越来越暗。偶尔听到一两声马鸡的鸣叫，此外便是令人恐怖的、死一般的沉静。借着浑浊的电筒光亮，我们在杉木林、羊角林中急急行走。刚拐过一大弯，啊！
第二批找我们的人又赶到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星点的光亮都显得特别的突出。真想不到，是三组组长周国强和基干民兵泽绒及一老乡，周国强拿着手电，还带着地图、罗盘等，泽绒则全副武装。他们想得真周到啊！我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形容此刻激动的心情，是夜晚的露水、汗水，还是泪水，说不出来，总之，我的双眼湿润了。
接着小组物探员张皖川不顾白天的劳累，又只身一人赶下沟来。这时，任何感谢的话语都显得多余了……当我们回到驻地时已近午夜。三组的李成文、黄林冲、王平、魏大荣、梁明和七组的周代政等，立刻围上前来，端上热乎乎、香喷喷的鱼汤，“阿嘎特，阿嘎特（藏语：辛苦了）”地问这问那。
他们还未睡，都在为我们担忧啊。此情此景，不禁又一次使我洒下了感动的泪花。
我们这些出门在外的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小组即组成我们新的“家”，同志便是亲兄弟，彼此照应，相互体贴。紧挨着熊熊的篝火，望着这火热动人的场面，我捧着饭碗，却感动得难以下咽。
1982年9月9日于理塘
雪夜日记
蔡祖平
入夜了，大雪还在下，凛冽的寒风也一个劲地刮个不停。坚持劳动了一天的同志们已进入梦乡，可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白天的情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们区调队二分队201小组，正一步两喘、三步一停地翻越在西藏江达县卡贡区东南面的一座海拔4900米的无名雪山。午后时分，艰难地攀到了山顶。这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山那面怪石嶙峋，坡陡崖悬，-米多厚的积雪覆没了本来就算不上什么路的小道，如果贸然前进，将会马翻人亡，后果不堪设想，如原路退回，小组计划的工作任务将无法完成。怎么办？随行的藏族民工们也手足无措，口里不停地念着“嘛呢边边訇”以求佛祖保佑，小组的同志们也一筹莫展，心急如火，我这个跑了几年野外，走了不少险路的人，此时心也凉了一半。正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我们的组长樊培银说，“我先去探路！”随即踏雪而行，后勤工冯步清师傅抢在樊培银前面，冒着随时滑下陡崖的危险，用铁铲在前一步一步地铲雪开路。看到这情景，小组的年青同志王云康和李建国也不顾危险，跟上前去探路铲雪。就这样，全体同志都让汗水浸透了衣衫，经过几小时的奋战，蜿蜒几百米长的山路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为了安全起见，同志们卸掉了马背上的驮子、背篓等物资，用人背、肩扛，牵着马慢慢地沿这条用汗水溶化出来的小径，一步一步终于下到了山谷。
下到山谷中，夜幕也开始降下，远处幢幢藏房冒着炊烟，虽然刚刚走出了险境，可这些不知疲倦的地质队员似乎已把这些抛在脑后，开始争分夺秒地工作着……我听说过许多英雄的事迹，他们曾深深地感动过我，可是，今天活生生展现在我眼前的事情，不就是那些英雄故事的再现么？！这些我熟悉而又平凡的人所做的平凡的事，也不一样的动人心扉么？！感慨之余，我虽没半点文墨，但不能不用平实的语言记下它。
这一天是1983年6月7日，它是我们工作、生活中极平凡的一页，这样的事对于我们区调队员也许不足挂齿，但它给我的记忆却是永远不会泯灭的。
1983年7月18日
新基地建设路漫漫
——关于区调队基地搬迁的回忆
郭达玖
从名山县水碾坝区调队老基地，搬迁到双流华阳协和村新基地，难，真的太难了。抗日战争花了八年时间打败了日本人。而我们花了将近十年时间才把新基地建成，并搬迁完毕。到底难在哪里？第一是立项难，第二是资金短缺修建难。
一、异地建设区调队新基地的由来
1983年，四川地矿局给区调队下达了编写《四川省区域地质志》的任务，当时局老总们在名山县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广大技术人员进行动员。不料，不少技术人员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包含了现有条件太差，要求调动工作的不少，大量的后顾之忧难于解决。首先是职工子女就学难，说真的，子女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能否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对家长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其二是职工子女就业难。在名山水碾坝那个极其封闭的地方，要想找到工作的确不易；其三是就医难，得了小病也就罢了。患上大病，那可就麻烦了，要上雅安、成都去治，花钱不说，路途劳累，苦不堪言；其四是职工生活极为不方便，到名山县城赶场，要走四至五千米路。只有星期天可乘大队客车进城买东西。职工戏称：星期天、周一过“地主”生活，因为星期天购的食品可饱口福，周二、周三过的是中农生活，周四、周五、周六过的是贫农生活（所买食物早已吃完）；其五是交通不便出行难。特别是一般职工，出行赶客车，只能在马路边等待过往客车，那时可不像现在的客车招手即停。
当时作为主管生产的副队长，想到如果技术人员人心不稳，要求调走的人太多，这必然影响到技术工作的开展和地质成果的质量。大事一桩啊，基地搬迁势在必行。更何况子女就学难，就业难，职工就医难，生活不便等，我自身也深有体会。
后来队主要领导决定，一定要搬迁基地。
二、选点
在何处新建基地呢？选点工作开始了。我们先后在雅安城、名山县城、温江、罗江、彭县、华阳等地进行了考察，为了解职工的心愿，我们还在队上搞了一个“全民”投票方案，集中在雅安与华阳进行比选，最后根据票数和从长远发展看，最终选定了距成都最近的双流县华阳镇协和村。放弃了部领导在雅安城建新基地的想法。
三、立项
新基地定点之后，申请立项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而立项的难度比选点更难。一则队上说了不算数，批准权掌握在别人手里。二则是因为1983年部领导来队视察时放了话，名山现有基地可作为分队部、实验室使用，大队部、家属区可选在名山县城或雅安县城新建。此话一出，部、局有关部门在审批我队立项报告时，无疑是遇到了烫手的“山芋”。我们深知立项报告的批准的难度很大，便多次向局及有关部门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下作汇报和解释，但均未果。在此情况下，受大队委托，我和程可银同志于1985年10月下旬直奔北京地质部活动（因最初我们是以科研分队搬迁为由开展活动的，我代表大队，程可银代表科研分队）。真是上天有眼，我们遇上了一位说话办事直爽看上去很有魄力的人。我们向他汇报了立项难在什么地方后，他说：“部长的话不一定句句照办嘛，申请立项的报告就交我这里，不必再往其他地方送。该办的事，我会为你们办的。”
说真的，在那个年代，他的讲话使我们感到有点惊奇，部长的讲话不一定句句照办这一说法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当然，我们心中暗喜，估算着立项报告的批准有望了，前后约半个多小时便离开了地矿部。回到位于地下室的旅馆，虽然有一丝丝寒意，但心却暖乎乎的。由于心情不错，加上有点冷，我和程可银同志买了一瓶二锅头，就着卤菜，高高兴兴地喝了起来。
后来在局、队的继续努力下，也可能是在部郑州基地会议指导下，于第二年异地建设基地的立项报告终于被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