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阅信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967年年底北京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又提到了“伍豪等启事”。毛泽东在第二年的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这一年的5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专门提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他让周恩来在适当场合给大家讲一讲，录个音，存入档案，免得老有人拨弄是非。康生、陈云都证明此事纯系伪造。周恩来对此事极为认真。1968年1月10日，他通知江青，已将所有有关材料和信件拍照存档，附信说明：“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习（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周恩来专门在录音两字下面加了着重点。
林彪“爆炸”以后，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讲了，并录了音。陈云也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这次动手术，周恩来自觉来日无多。所以在进手术室之前，他让秘书要来了1972年6月23日所作报告的记录，吃力地抬起颤抖的手，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九、二十。”而后仰起苍老的脸，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
在外地的毛泽东眼睛不能看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认真地听着秘书在读，还记得这是周恩来第几次动手术了。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又加重了，他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样了。”
这一年的国庆节，周恩来再也没有力气参加了。躺在病床上，脑子却不能平静。他想把所有身后的事安排得有条不紊。他甚至想起了严复，这是中国最早的改革者之一，生于1854年，死于1921年。严复对赫胥黎、孟德斯鸠和穆勒等人著作的出色翻译，曾激励了周这一代人。周恩来口授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嘱咐，要他确保严复的文件得到安全保存。他又想起1931年去世的杨度。杨度早年曾是个极端保守分子，于1927年成为共产党和周恩来领导下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那时他通过剧作家夏衍与周联系。杨度曾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朋友，由此上海的一些共产党组织才有了安全的房子，避开了在租界里巡逻的英国、法国和其他警察……周恩来要求承认杨度是位优秀党员。他对曾经忠实地为自己工作过的潘汉年尚未恢复名誉而感到不满（潘汉年是1982年才被恢复名誉的）。
最后一次手术后，邓颖超给他带来了毛泽东新发表的诗词《重上井冈山》
和《鸟儿问答》。1976年1月2日凌晨5点多钟，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诗词。”值班医生猜想可能是想听毛泽东的两首词，便从周恩来枕边拿起载有这两首词的《诗刊》杂志，问是否念给他听听？周恩来点了下头。当朗读到《鸟儿问答》最后两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轻轻弯了一下，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次笑声。
有一天，当邓颖超又来看望他时，他以微弱的声音，在她的耳边说：“小超，有好多好多的事我没有告诉你，现在太晚了……”
邓颖超眼里噙着泪，喉头哽咽着：“恩来，我也有好多事一直没有告诉你……”
1月7日，周恩来的气息十分微弱，全天处于昏迷状态，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深夜11点，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周恩来说完这最后几句话，又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1月8日9时57分，一颗博大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中央领导接到周恩来去世的消息，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是第一个走进病房的，他弯下腰，双手紧握着周恩来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住了。工作人员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直望着总理的遗容，无力地抽泣着。
邓小平、叶剑英也来了，他们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11时30分左右，江青来了。她走进病房，高声喊着要见邓颖超：“小超在哪里，我要见小超。”她没有靠近病床，没有看静卧在床上的周恩来，而是一边喊着“小超”，一边退出了病房……
两位伟人的告别
在周恩来病况日渐加重的时候，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已令人担忧。肺心病不时地困扰着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只有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的张玉凤还能听懂一些。所以，每当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有时毛泽东的话音实在难以辨别，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毛泽东点头认可。当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又不得不说话时，他就用笔写出来几个字。由于长年累月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特别是晚年活动量减少，导致身上的肌肉都有所萎缩，两条腿膝关节不能伸直。他的行动已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周恩来的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十几个小时内，他的病情报告不断地送到毛泽东这里来。毛泽东静静地看着一份又一份病危报告和治疗抢救方案。
张耀祠得知周恩来逝世噩耗，马上来到毛泽东住处的大厅，告诉了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拿起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这一沉痛消息，将纸条放在条桌上。
护士孟锦云此时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毛泽东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
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知道这是有人送东西来。她悄悄地走出去，看到纸条，一行字清晰地映入眼帘。她急忙将纸条叠起来，放进口袋，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下午3时，政治局派人送来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毛泽东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就决定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他。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要给毛泽东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而后就拿出那张讣告清样，低沉、缓慢地读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小孟的声音哽咽了，她抹着泪，坚持把讣告读完。
毛泽东听着，慢慢闭上眼睛，眉头紧锁，始终不说一句话。
他的面颊上留下了一道沧桑的泪痕。
周恩来逝世时，枕边还放着毛泽东诗词。
张玉凤后来回忆说：“周总理逝世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
“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1月11日深夜11点。一辆车头扎着黑黄两色绸结的红旗牌轿车从八宝山返回。这是周恩来生前乘坐的车子。司机也没变。司机的耳边仿佛又响起周恩来的声音：“开慢一点，马路是大家的，要照顾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周恩来外出时，司机的车速一快，坐在后排的周恩来总要这样叮嘱。可现在，周恩来的座位上却换成了他的骨灰盒。
1月12日，周恩来的骨灰盒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里，供群众吊唁三天。1月15日，周恩来的骨灰分装在四个白绸布袋里，由飞机播撒在密云水库、天津和黄河上空……
追悼会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日下午，又是孟锦云给毛泽东读报的时间。
她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致的悼词的清样。毛泽东听着，不再是默默地流泪，而是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
周恩来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情绪都笼罩着一层悲伤。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常常沉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