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开始，电视台疲于应付运动节目受干扰
北京电视事业（也是中国电视事业）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发端，历经八年艰苦创业，到1966年，正值蓬勃发展、大展宏图之时，“文化大革命”却突然降临。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全国迅速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也使电视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干扰。
“文革”开始后，北京电视台成为被冲击的重点。电视台要求全体编播人员“加强阶级斗争观念”，“不播毒草”，对“文革”前制作的大量节目“一律不播”，重点报道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和文章。
“文革”中，首都秩序极为混乱，各种群众组织蜂拥而起造反夺权，文化团体停止演出，电影院停止放映，电视台节目来源中断，播出难以为继。同时，广大观众喜爱的新闻节目，被“四人帮”用来煽动斗“走资派”，批“封资修”，搞“文化大革命”；体育节目被说成宣扬“锦标主义”，受到批判；少儿节目被诬蔑为“为培养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服务”，遭到停办；文艺节目被视为“四旧”、“毒草”
严禁播出；连国际节目交流也因“反修”、“反帝”相继中断。如此一来，电视台的播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广大群众则无节目可看。于是，1966年底，北京电视台的一派群众组织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给中宣部写了《关于停止电视播出的请示报告》，理由是：群众忙于“文化大革命”，电视观众大减；专业文艺团体早已停止演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以前的影片一律停止发行；北京电视台的革命群众强烈要求“集中精力搞文化大革命”。
1967年初，这个报告竟被中央文革小组批准：除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活动外，北京电视台暂停播出电视节目，集中精力参加“文化大革命”。
然而，电视刚停播一个多月，有关方面又感到这样不利于报道全国情况，不利于指导全国形势发展，同时，观众看不到电视意见也很大，于是，又命令北京电视台恢复播出，开始时每周只播一次，后来增加到每天播出一次。
这个时期，电视节目充满极左腔调，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极为贫乏单调，越来越趋向公式化、概念化。刻板、枯燥的画面配以千篇一律的空话、大话、套话的解说，成为电视节目的基本格调。为了表现“突出政治”，许多新闻报道，先要有学习毛泽东语录，开展大批判的镜头，然后才能书归正传，报道具体活动；一些文艺节目则按照“高、大、全”的模式塑造人物，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许多新闻和专题节目不再允许现场直播和同期声报道，而是采用无声片加解说词和音乐的原始形式，理由是“为了保证播出安全”。
当时，电视台对毛泽东主席的报道较多，例如1966年7月，毛主席畅游长江，被新闻界当做“特大喜讯”；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主席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1100多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有关方面要求北京电视台重点报道和实况转播，并拍成电视片播放，用电视重点显示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伟大形象；至于每次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表后，报道群众敲锣打鼓、庆祝游行的场面，更是电视台不可缺少的任务。
文艺节目的安排，仅剩下八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和被群众称为“老三战”的三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以及首都“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的文艺节目；播出的歌曲主要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毛主席语录歌”。
1967年12月，中央决定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小组派军代表主持北京电视台工作，直到1973年1月。1968年12月，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北京工人宣传队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同时也进驻电视台。直到1971年12月，驻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才返回原部队，北京工人宣传队也于1972年6月撤离。
二、20世纪70年代初，电视节目开始复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北京电视台通过电视新闻和电视纪录片，对这些成就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报道。其中，我国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氢弹试验成功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成功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北京电视台的一批纪录片人不畏难险，深入基层，拍摄了一批带有时代印记的纪录片，如《战乌江》、《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三口大锅闹革命》、《深山养路工》、《成昆铁路》、《当代愚公战太行》、《向青石山要水》、《大庆在阔步前进》等。1969年3月，前苏联边防部队多次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北京电视台以军事记者为主，在边防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拍回一批新闻片，向国内外及时报道了事实真相，后汇编成纪录片《千里边防筑长城》，在电视中播放，影响广泛。
进入70年代，中国开展“乒乓外交”，对外关系和国际交往取得重大突破和发展。1972年2月北京电视台报道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联合发表《上海公报》等一系列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掣肘，在“反帝、反修”的口号下，北京电视台的《国际新闻》选材范围越来越小，终因片源不足陷入停播状态。从1971年7月1日起，北京电视台开始选购英国维斯新闻社的电视新闻片，开始恢复不定期播出《国际新闻》节目。
北京电视台1970年7月30日恢复了《体育爱好者》节目，在这天的节目里，北京电视台转播了首都体育馆举行的花样滑冰表演。当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这场比赛还受到干扰，转播花样滑冰前，竟然有人提出让女运动员穿上长裤子滑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抵制。
此后，北京电视台体育实况转播增多，对1971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乒乓球邀请赛、1972年6月在北京开幕的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1973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1975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三届运动会，都进行了比赛实况转播。
1971年10月3日，北京电视台转播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当时的中国观众很不习惯男女主人公过分亲热的举止，但仍以宽容的态度欣赏。然而演出结束时，屏幕上突然出现了“黄世仁”和“白毛女”手拉着手笑吟吟地鞠躬谢幕的情景，顿时令电视观众大惊失色，议论纷纷。事后，出了“事故”的北京电视台也颇为紧张。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北京电视台播放了首都15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游行的电视片，转播了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的实况，并且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优秀的电影、戏剧、音乐、歌舞、曲艺、杂技重新上演，电视节目加快了恢复播出。其间，北京电视台转播了《诗刊》社主办的诗歌朗诵音乐会，播出了话剧《杨开慧》、《于无声处》、《丹心谱》、《左邻右舍》等。
三、中国实现彩色电视播出
1969年，国外的彩色电视技术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一些发达国家陆续开办了彩色电视广播。1970年9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向中央提出筹建北京彩色电视实验台的报告。
同年，由中央广播事业局与解放军通讯兵部、邮电部的电信总局联合发起，在北京召开全国电视事业会议。会议决定分地区进行中国彩色电视的制式研究与攻关。会后，在北京、上海、天津和成都四个城市建立了四个彩色电视会战点，对当时彩色电视的制式、设备、器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试验。
为了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尽快播出彩色电视，1972年初，中央广播事业局组团到法国、联邦德国、荷兰、瑞士和英国考察。考察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我国使用的彩色电视制式，学习建设彩电中心的试验，引进先进的彩色电视设备。
1972年，北京电视台从联邦德国引进了2英寸带、4磁头的录像机。后又从美国引进10套录像机设备，从联邦德国引进了彩色电视中心设备，进口了日本的高温快速彩色反转片洗印设备，彩色影片洗印设备。这些新技术、新设备投入使用后，北京电视台的节目制作和播出发生了很大变化。
1973年北京电视台又从日本东芝公司引进了两辆三讯道彩色电视转播车，车内中心设备全部为半导体器件，切换台可实现色键、抠像、特技划像等较复杂的功能。1974年北京电视台又从英国引进了一辆四讯道彩色电视转播车，车内布局采用了制作分区的方式，制作节目时相互隔音，互不影响。
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用八频道面向北京地区，开始试验彩色电视播出，每周二、四、六、日晚播出4次，10月1日转为正式播出。1974年5月8日，北京电视台的彩色节目由每周4次增加到每晚1次；黑白电视节目仍以二频道向外地传送。
彩色电视试播一周后，北京电视台播出了彩色纪录片《欢庆“五一”》，片长35分钟。这是我国第一部彩色电视纪录片。此后，又拍摄了彩色电视新闻片《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角荣首相》、《毛泽东主席会见比斯塔首相》、《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等。
从1974年起，北京电视台用新引进的录像机，录制了部分京剧、曲艺等节目，保存了着名艺术家红线女、李和增、赵燕侠、彭俐侬、左大玢、王爱爱、谭元寿等人的大量优秀传统戏曲节目。随着录像设备的增多，磁带录像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电视节目逐渐由直播方式改为录像播出，减少了播出事故，提高了播出质量，观众可以收看的节目更多了。
1977年7月，北京电视台向全国传送的第一套节目，由黑白、彩色交替播出转为彩色电视播出。这样，北京电视台两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全部实现了彩色化。
四、全国电视联网与卫星传送节目
1958年，北京电视台初创时，电视图像发射功率只有1000瓦，声音功率500瓦。安装在广播大楼顶端桅杆上的双层蝙蝠翼式电视发射天线，高度为80米，有效覆盖半径只有25公里，面积仅限于北京城区。
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电视事业也加快了发展，到1960年全国已建立了上海、广州、天津、沈阳等好几家电视台。这些电视台开始把拍摄的新闻片航寄或邮递给北京电视台播出，北京电视台也开始向这些省、市台提供新闻片和纪录片。
由于没有远距离的电视传送设备，1961年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便是在我国北京举行，其他省市也看不到实况转播，只能由北京电视台赶制拷贝寄送给国内外一些电视台播出。
1974年9月，第七届亚洲运动会在伊朗举行，北京电视台只派了一个报道小组随团拍摄，将胶片通过飞机带回国内制作播出。
为了改善播出质量，扩大覆盖范围，北京电视台把电视发射机房迁出广播大楼，在月坛公园内建设了发射机房和电视发射塔。1968年建成196米高的电视发射塔（天线实际高度180米），发射机功率增加到10千瓦，使北京地区的覆盖半径扩大到40公里。
在扩大首都覆盖的同时，试验利用微波线路向外省市传送节目。
1964年5月北京和天津两地用微波互传电视节目试验成功，北京电视台开始不定期向天津传送电视节目，天津成为全国首先收看北京电视节目的地区。
1969年，北京电视台利用北京与太原之间的微波线路，传送了首都人民国庆活动的电视节目；同年，山西、河北、陕西都可以通过微波线路收转北京电视节目了。
1973年8月7日开始，北京电视台实现了京沪微波干线传送彩色电视信号。同年10月，北京电视台与武汉电视台合作，将在武汉举行的全国乒乓球赛的实况用微波干线传回北京，实现了国内首次远距离传送电视实况转播。1974年11月，京沪杭、京广、京成渝三条微波干线正式投入使用，沿线电视台、转播台，开始接收北京电视台节目，北京电视台也开始转播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电视台的节目。
至此，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连接全国各主要城市的电视传输网基本建成。
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定于2月访华，北京电视台的代表与美国广播公司、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代表签订合同，转播和报道尼克松访华的活动。2月21日尼克松来华后，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尼克松和夫人、美国总统参观故宫和长城、到上海和杭州访问、中美双方联合发表《上海公报》等一系列活动，都通过国际卫星向世界传送。
从此，掀开了我国通过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的历史。此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法国总统蓬皮杜等访华，北京电视台都通过卫星进行实况转播或电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