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惧怕。我们会经历这一切而幸存。”
在安格拉的人生中，有一些形象一闪而过，其中一个是她的第一任丈夫——由于他狡黠且使人伤心——在四年之后她不客气地离开了他，也没有预先通知。亲切和蔼的乌尔利希？默克尔对《超级图画》（Super-Illu）杂志说：“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的话，那我最多也就是她的保镖而已。”乌尔利希现在支持德国绿党。
另一方面，个人的成长几乎总是一个分开、脱离和解放的历程，成熟就是这样炼成的。固执的安格拉决定去莱比锡学习物理。选择去莱比锡是因为那是一个大城市，还意味着她要离开那座乡间小城。柏林离滕普林这颗“乌克马克的珍珠”太近了，她想远离父母的安全保护，尤其是想摆脱父亲的掌控。但既然她最喜欢的学科是英语和俄语，为什么选择学物理呢？她说：
当时我想知道那些围绕在罗伯特？奥本海默身边的人，当他们在制造原子弹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当然，选择这门学科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我能够拿到推荐信。如果我当时想学心理学，就拿不到推荐信了。
至此，传记作者们就只能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了。到底是谁推荐了安格拉？默克尔呢？没人知道。当时在民主德国选择学习科目和学习地点简直是不可能的，而她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莱比锡大学——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德国最富传统的大学之一。歌德、莱布尼茨、舒曼和瓦格纳都曾在这里学习过，还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古斯塔夫？赫兹。除此之外，巴赫和莱辛也曾在这里任教。但在民主德国时期，这所大学显然被深深地政治化了。甚至“政治化”这个词都是种委婉的说法。国家唯一的工农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到处皆是，在莱比锡大学里（当时还以卡尔？马克思命名），“意识形态控制”被视为如大气一样自然的事。学校有一位党的书记，其他的校领导也由东柏林教育部直接选择并任命。同样，很多学生也都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员，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总是在场以保卫国家的利益。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是维护安全和秩序的代理人，这一点对所有人来说都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物理学习就是一片自由的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所有学科的必修科目，这是肯定的。1951年，学生赫伯特？贝尔特因为散发了支持自由选举和言论自由的传单，被判处死刑，在莫斯科遭处决。这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我想不带恶意地说，这是民主德国的典型）事件发生在1968年。当时已经决定修建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为了给新建筑腾地儿，校园里的一座教堂被炸毁了，那座教堂原本是1240年修建的多明我会的修道院。学校的评议会在这之前承受着来自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巨大压力，评议会作出决定七天之后，一座至美古迹就沦为一堆废墟。结果很多人在此之后，都抛弃了现实社会主义的想法，如果要做一个对比，那么此事事发突然，且遭到了与“布拉格之春”一样的镇压。
几年之后，安格拉充满热情地加入了莱比锡大学的学生生活。她是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成员，尽管她总是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青年组织中协调各种文化活动，不惜屈就自己。“我负责购买晚场戏剧的门票和类似的事情”，多年后她这样说。然而，根据其他的证据，她当时的职务是秘书，负责“鼓动和宣传”。她在基民盟的前同事冈特？克劳泽，在转折系列事件之后曾任交通部长（说实话，我们以后会看到，他有不止一个理由厌恶这个昔日的内阁同事），谈到这一点时显得生硬而严厉：“默克尔当时并不宣传基民盟的世界观，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让我对这个女人很气恼的一点是，她不承认在民主德国时与当时的体制走得很近。”关于这一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颇具争议，但是默克尔与自由德国青年团相关的文件资料再也没有被发现。
总而言之，自由德国青年团组织了一些专门的“学习集体”，在那里所有人都时不时地参加一些有不同社会用途的活动。比如，安格拉就为重建出现在大学附近的一种古代堡垒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番重建的目的是在那些古城墙之间建立一个学生俱乐部。如今的德国总理记得，她曾经和许多人一样， 1973～1977年在俱乐部的建筑工地上工作过。她并不怎么以此为乐，其他人则耗费了比她多得多的精力。值得一提的是，至今这个集各种酒吧和饭店为一体的“俱乐部”仍然是很多年轻人常去的场所。不管怎样，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安格拉必须时不时地写一系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题的文章，但同样，再也没有任何人能翻出这些文章了。另外，安格拉显然是学生的榜样，而且也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她极其坚定决绝，会精确地规划自己的人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应该到达哪里。比起政治，安格拉似乎更喜欢文学、戏剧，通常是文化方面。然而，民主德国局势在那几年里紧张而剧烈，人们习惯的那些可靠与确切的东西被不停地动摇。 1976年，持不同政见的创作歌手沃尔夫？贝尔曼在他第一次赴西方巡回演出的过程中，被剥夺了民主德国国籍（默克尔似乎很喜欢听沃尔夫的歌曲，这些歌曲被政府的最高领导层视为丑闻，但是仍然非常的“共产主义”）。科学家罗伯特？哈维曼也被无限期地软禁在家（安格拉是罗伯特？哈维曼的儿子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叫乌尔利希，也叫伍兹，是罗伯特与其前妻之子），而曾经在《更替》一书中严厉批判当时政体的哲学家鲁道夫？巴罗也被逮捕了，像一个包裹一样被遣送到联邦德国。之后还发生了很多抗议，通常都被镇压了。朗古特匆匆记载了一笔：“结果安格拉？默克尔并没有参加抗议行动。”之后又补充道：“默克尔将她学习的那段时光描述为‘定位于利益，但是非常明朗而且完全没有什么焦虑和烦恼’的一段时间。”她很喜欢旅游，和她未来的丈夫乌尔利希？默克尔（当时他也是学物理的学生）一起，去参加各种学生聚会（“每个星期我们会去两次迪厅”），有时也站在学生俱乐部的吧台后面赚几个马克，在那儿调制“樱桃威士忌”（也有人精确地指出那是伏特加酒，因为从苏联进口伏特加是最容易的）。
安格拉常去福音派新教会的学生会。有一天，学生牧师问她是否想要成为该会的“信托生”，安格拉委婉地拒绝了。学生之间的讨论很少涉及关于两德重新统一的可能性的问题。当时的现状作为一种不可抗拒无法避免的状态而或多或少地被接受，人们至多也就寄望于一系列的改革。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还没有到来，人们的视野仍然很狭隘，前景暗淡。当时在民主德国，对一些国家事物的反对平淡无奇，而对于民主德国开启自由大门之后何去何从，安格拉的朋友都没有任何确切的想法，因为通常他们都会断然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体系。也正是因为如此，20年后，看到安格拉到达基督教民主联盟顶层的人才会深受感触。安格拉的一些朋友是当时政权的反对者，比如莱因哈特？福尔菲特，他后来被讯问调查，之后想办法成功移民去了西方。他给好朋友安格拉写了几封信，但这并不是什么称心如意的事。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的书信往来当然是无益的，因此安格拉通过一些渠道告诉可怜的莱因哈特，最好不要再打扰她了。1977年，这位牧师的女儿决定结婚了。当然，是在教堂结婚。她当时只有23岁，但是早婚在民主德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她的婚纱是蓝色的，是她最喜欢的颜色。婚礼只邀请了几个挚友，而真正的派对则是在瓦尔德霍夫举行的。早在婚礼之前，他俩就在一家类似于招待所的旅店订了一个极小的且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其他房间被四个学生占用了）的公寓。公寓里分出来一个盥洗室，此外还有各个房客。每月房租只需要20马克。毕业后，他们辗转到了柏林，住在米特，离柏林墙就只有几步路。两人的婚姻没有太多的激情，他们的故事于1981年草草结束。
乌尔利希？默克尔说：
一天，她收拾行李搬走了。她为了自己考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总的来说，我们是以一种很平静的方式分手的，况且在经济上我们彼此都是独立的……
安格拉对此的说法更加不浪漫：
不，那不是伟大的爱情。我们结婚，是因为所有人那时都结婚。这件事现在听起来非常愚蠢，但我当时步入婚姻时并没有足够地严肃考虑。三年之后（实际上是四年），我们就离婚了。我错了。
这就是故事的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