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才真正地看到了中外之间的差别，承认清朝廷统治下的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国家了，特别是在兵器方面，更应当学习外国采用新式武器。于是，曾国藩1860年向皇帝和慈禧太后上奏折说，当前，朝廷借助外国的力量助剿、运粮，可以减少近忧；如果将来我们学习外国技艺，制造枪炮和战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更加重要的是，从第二年开始，他便积极开展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主张从外国购买先进的船舶和枪炮。他还派人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自己制造枪炮和战船，并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主持修建了安庆内军械所等一批中国最早的民用和军事工业。除此之外，他和李鸿章等人还积极支持清政府选派留学生去外国学习。
曾国藩的这些改变可以说是因为他受到了接连几次的失败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行为的刺激，而看到了中外之间的差距。曾国藩倡议和领导的“洋务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在全国各处掀起了一阵热潮，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为后来培养了一批人才，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先声。
与时俱进就是懂得顺应潮流的发展，能够做到随着社会进步的大趋势而向前发展。
战国时期，赵国有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赵武灵王，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绔，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如果不懂得与时俱进，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固执地坚持已有的思想和观念，或者与潮流相反的举动，那么就会最终落后于时代，或者弄巧成拙，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吕氏春秋》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楚国人乘船渡江，一不小心，把佩带的剑掉进了江里。他急忙在船舷上刻上一个记号，并说：“我的剑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船靠岸后，这个人顺着船舷上刻的记号下水去找剑，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船已经走了很远，而剑还在原来的地方。用刻舟求剑的办法来找剑，不是很糊涂吗？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无机世界到有机世界，从人类文明社会到思维观念领域，都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文中的楚国人，没有看到了船、水、剑的相对位置在不停地变化，忽视、否认了它们不断运动的结果，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最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宝剑。
四、把握大局
曾国藩当过吏部侍郎，他会识人，会用人。他的胆识不及胡林翼，才干不如左宗棠，但是他以气量取胜。左宗棠一辈子不服曾国藩，但是他最后还要说，“谋国之忠，知人知明，自愧不如元辅”，而且还不是在挽联里面第一次说，在奏稿里面多次就说到了这句话，知人知明，谋国之忠，我不如他。曾国藩会看人，会用人，而且能容人，他首先就能容得下这个目中无人的左宗棠，所以说左宗棠最后也是充分地回报他的：保障安徽，清除浙江匪寇，给了曾国藩很大的帮助，曾国藩几次危难，都是有赖于左宗棠的。那么我们还可以概括地来看，办水师是听了郭嵩焘的建议，办现代军工是听了容闳等人的建议，留学出洋是听了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建议。正是由于他手下有一批这样的人，他才能够顺应这个潮流，从而先平内乱，再平外患，所以说这些观点，师夷之智，都是被别人先期提出来，他是把它变成了行动，变成了现实。比如说江南制造局，规模是他制定的，经费是他保障的，风吹草动都是他顶住的。有人说，这个江南制造局，造船造得并不精，耗费太多，应该停办，甚至给皇帝上奏说要停办。这个时候曾国藩说，这个制造局是我推广的，造船不精，不等于造船不好，这是为了自强，中国要自强才造船。经费太多不能等于说经费不给。
以他的身份这么一说，应该说，对保证江南制造局不被停办，洋务运动不被终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天津教案使他陷入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他做了个什么事情呢？还在天津的时候，他就接受了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建议，派留学生出洋，回到南京以后，他不动声色，但同时又是处心积虑地上奏，五次上奏，提出了派留学生出洋的建议，并且把草案全部提上去了，举重若轻地推动了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业。他是礼部侍郎，能够看得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个月里面，他走出了他人生最远、最大的一步，从他的这个低谷里面起来了。在他的最后的一封奏稿，即把留学生出洋章程上奏的时候，离他的去世仅有15天。15天以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最后一个完整的句号。
五、善于反省
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是说我每天都多次自我反省，为别人出谋划策是否不够尽心？与朋友交往是否不够诚信？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没有复习？
人生在世，外界的事务时时在对你产生诱惑。如何能在熙熙攘攘、物欲横流、世道纷纭的生活中保持自己的本性，而不被改变，就需要我们时时能够自省。
对于自身的品行来说，曾国藩胸怀壮志，立志成就一番伟业。
并且在他如此的雄心壮志的激励下，“截断根缘，誓与血战”，善于反省自己的缺点，几乎每次在理念与欲望相互斗争中挣扎的时候，都能让理性战胜欲望。为了修身养性，他每日静坐，反思己过，潜心修养。他还对于自己立有“三戒”，戒烟、戒妄语、戒房闼不敬；还写了“三字箴”，即“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丝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贴在书房内，时时用来鞭策自己；他还作有“五箴”，即立志、居敬、立静、谨言、有恒。为了达到“内圣”的最高境界，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做到十二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贰、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还写到要“一日三省，慎之慎之！”通过不断的自省来培养自己良好的品行。他还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座右铭，来避免自己在人人为名利而纷争的官场中不变质。
对于学问，他也是孜孜不倦。曾国藩曾经说道：“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并且以此来教导子侄。为了能够时时反省，改掉自己不好的习惯，他将自己书房命名为“求阙斋”，取意于求缺于他事，求全于堂上。在他的坚持下，哪怕是在战争期间，日理万机之中，他都坚持每天写一篇日记，在日记中记下白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和自己的感悟，写得非常详尽。其实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对自己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改过、不断地求知，从而不断地前进。
曾国藩几十年如一日的修身养性，是他成功的黄金法则。很多后来的名人，在军界中，都受到过他的影响。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曾经潜心研究曾国藩文集，对于曾国藩本人，他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晚年的时候，他还评价曾国藩说“他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而蒋介石也十分崇拜曾国藩，认为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还把《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也将《曾文正公文集》作为案头书，一生拜读不辍。而在学界中，梁启超也对曾国藩倾心推崇，曾经说道：“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对于家庭，曾国藩认为“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为了避免子孙处于富贵乡中，渐渐腐败退化，他常常言传身教，一生俭朴，日常饮食上除非有客人，总是以一荤为主，穿戴上也非常俭朴，衣服常常是破了就补补穿，很少置办新衣，一件青袍马褂他穿了几十年还没换。他曾经对家人说：“勤俭持家，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饭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他常常劝诫家族中的子弟说：“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为了后代能够做到勤俭持家，他根据祖父星冈公的训诫定下了八字家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读书、菜蔬、养鱼、养猪、早起、扫除、祭祀、善待亲族邻里。除此之外，还定下“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另外还常常在家书中教导子侄要“勤俭孝友”，等等。曾国藩的家庭教育，可以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家理论体系，并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家后代人才辈出，没有出现过一个纨绔子弟。后来，他的治家理论传了出去，被很多人家所效仿。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还以《曾氏家训》
作为家庭教育的蓝本，从中获取治家的宝贵经验。
对于家中的妇女，他还亲自给家中的媳妇和待字闺中的女儿制定了一份功课单，规定她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除了把这份功课单贴到内堂让大家时时看到之外，还人手一份。所以曾国藩家中的女子在曾夫人的领导下，每日勤劳持家，打扫、酿造、腌制酱菜、下厨做饭，到了晚上还都在一起纺织。曾国藩每年的衣服鞋袜都是家中妇女缝制，几乎都没有从外面买过。
古人云：修身齐家。曾国藩不仅在自身的修养上善于反省，时时完善自身，还能从历代官宦之家子孙多有不肖的事实中反省，从而能够言传身教地勤俭持家，教育家中子弟。可以说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