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附近房子里抬过来的一张巨大的厨房桌子放在这里，就在院子中央的玫瑰花丛之间，作为手术台。药品相当缺乏，卫生就更不讲究了。整个下午到黄昏，他一直全力以赴做着手术。夜幕降临时，他跑到当地的部队医院讨煤油灯。在煤油灯照明下，他继续做手术。但这样还是无济于事，他知道会有伤员死去。
“许多伤员伤势严重，处于昏迷状态。他已经没有止痛药了。有些伤员就在与战友相隔几步远的地方被地雷炸中，另外一些伤员体内嵌着炮弹或手榴弹的弹片，还有一些人的手臂或者腿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天黑后不久，姑娘来了。”
“什么姑娘？”
“就是一个本地姑娘，一个意大利姑娘，他猜想。姑娘很年轻，也许二十岁刚出头，模样很奇特。他看到她在盯着他看。他点点头，姑娘微笑了，他继续动手术。”
“为什么说模样奇特？”
“鹅蛋脸、肤色苍白，看起来相当平静。一头短发，但不是当时流行的波波头，而是发梢有点内卷的童花头。相当优雅，不是非常轻浮的那种发型。穿的则是一件淡灰色的棉布衬衣。”
“她来帮忙了？”
“不，她走开了。她在那些士兵之间静静穿行。他看见她拿了一块布，在水桶里浸了一下，然后去擦拭他们的额头。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放上了那张手术台，他仍在工作。即使知道是在浪费时间，但他还是继续工作着。他才二十四岁，刚刚成为一个大小伙子，却正在承担一份大人的工作。他累得筋疲力尽，尽力不出差错。骨锯用渣酿白兰地【渣酿白兰地：风味类似葡萄酒，也是以葡萄为原料的酒，据信源自意大利北部。】消毒一下就用来截肢，家用的棉线涂上蜂蜡就开始缝合伤员，吗啡快用完了，不得不实行定量配给。伤员们痛得尖叫起来，啊，他们叫得多么？？”
美国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天哪，”他轻声说，“你就是外科医生。你不是意大利人。你就是那位德国外科医生。”
那人慢慢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就是那个外科医生。”
“亲爱的，我感觉脚踝现在好一点了。也许我们还能看到表演的结尾呢。”
“安静点，亲爱的。就几分钟时间。后来发生了什么？”
在田野广场，游行队伍离开了竞技场，参赛者已经面对着宫殿各就各位了。沙土赛道上只剩下各堂区派出的一名鼓手和一名旗手。他们的任务是用旗帜和编队来展示各自的技巧，随着鼓乐的节拍编排出复杂的图案，在比赛开始之前向人群致以最后的敬礼，这也是为他们各自堂区赢得银质圣盘的最后一次机会。
外科医生的故事
“我彻夜做着手术，直至黎明。勤务兵跟我一样累了，他们把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到桌子上，而我在尽最大努力。黎明前，她走了。那姑娘走了。我没有看见她的到来，也没有看见她的离去。
“太阳升起前有一段空闲。从拱门进来的担架在减少，最后停止了。我有时间去洗手，并在伤员中清点夜间死去的人数，以便安排埋葬事宜。”
“死了多少人？”
“没有。”
“没有？”
“没人死去。那天夜晚没人死去，七月一日早晨太阳升起时也没人死去。那边的角落里有三个阿尔及利亚人，胸部和腹部受伤，还有一个人双腿粉碎性骨折。我是在下半夜对他们动手术的。他们都是很坚强的人，仰面静静躺着，也许回想起了来这里为法兰西战斗并牺牲以前，在马格里布荒凉和干燥的山丘间的各自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会死，正等着真主来召唤他们。但他们没有死。
“就在你夫人坐着的地方，曾躺着一个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小伙子。抬进来时，他双手交叉按着肚子。我把他的手掰开。他是想设法把肠子塞回被撕裂了的肚子里去。我能做到的也就是把肠子放回原来的位置并把腹部缝合。他失血很多，可我没有血浆给他输血。
“黎明时，我听到他在哭，在呼唤母亲。我估计他能撑到中午，但他没死。黎明过后，虽然阳光还没从屋顶上直射进来，但气温已经升高了。当阳光直射时，这个地方将成为火炉。我设法把那张手术台搬到廊柱下的阴凉处，不过外面的那些人就没什么希望了。他们能够熬过失血和昏迷，但也没法对付毒辣辣的阳光。
“在廊道下面的那些人很幸运。那里有三个英国人，全都来自诺丁汉。其中一人向我要过烟。当时我英语水平很差，但香烟这个单词全世界通用。我告诉他，肺部被弹片撕裂的话，香烟是万万不能抽的。他笑着告诉我，当亚历山大将军到来时，他至少可以敬他一支烟。真是疯狂的英式幽默。不过，他们很勇敢，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回家了，但还是不忘开玩笑。
“担架手从战场上返回时，我留住了三个。他们累坏了，态度也很粗暴，但谢天谢地，传统的德意志纪律起了作用。他们接替了工作，原先的三名勤务兵在角落里蜷缩起身体，马上就睡着了。”
“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游客问。
“这一天是这么度过的。我命令新助手们去周围的房舍里寻找绳子、带子和更多床单。我们在院子两头拉起绳子，把床单搭上去并用衣夹夹住，形成一片小小的阴凉处。但温度还是在上升。水是关键。伤病员们呜咽着要水喝，勤务兵用提桶从井里取来水放到院子里，一杯一杯地递送过去。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道谢。
“我祈求来一阵凉风或者太阳快点下山。没有凉风，但曝晒了十二个小时后，太阳西下，温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下午三四点钟时，利默尔森手下的一名年轻上尉意外地走进院子。他停住脚步，凝视着，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吐出一句‘我的天哪’就跑了。我在他身后追赶，大声喊‘我这里需要帮助’。他回过头来说‘我会尽力的’，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也许他确实做了些事情。一个小时以后，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送来了一推车的药品。有止血包、吗啡、磺胺药物等等。太阳下山后，最后一批伤员来了，这次全是德国兵，约有二十人，加上他们，我们这里的伤员总数达到了二百二十名。黑暗中，她回来了。”
“那个姑娘吗？那个奇异的姑娘吗？”
“是的。她出现了，如同头天晚上那样。城墙外面，炮声似乎终于停止了。我猜同盟国军队是在准备他们最后的突破性进攻，以摧毁锡耶纳的防线。我祈求我们能幸免于难，尽管希望渺茫。到最后，除了伤员因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哭声和偶尔的尖叫声，院子里很静。
“我听到她的衣袍靠近我时发出的窸窣声，当时我正在为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装甲掷弹兵动手术，他失去了半边下颚。我转过身，她就在眼前，正把毛巾浸到木桶里的清水中。她笑了笑，在躺在地上的伤员间穿行，跪在他们身边，擦拭他们的额头，轻柔地触摸他们的伤口。我叫她别去碰敷料，但她没理会。”
“那是同一个姑娘吗？”美国人问道。
“是同一个姑娘。没有其他人。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了头天晚上没有发现的细节。她穿着的不是棉布衬衫，而是某种表示宗教级别的服装，那是见习修女的衣服。然后我意识到，她一定来自锡耶纳市内的某个女修道院。而且那件衣服上有个图案，深灰色盖在浅灰色上面，是基督的十字，但有点不同。十字的一条横杠断裂垂下来，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夹角。”
来自大广场的另一声欢呼越过屋顶传了过来。旗手们已经完成表演，之前关在市政官宫殿院子里的十匹马放了出来，来到沙地赛道上。因为这是无鞍赛马会，它们身上配有缰绳，但没有马鞍。赛马会的旗帜在裁判的看台前升起，人群中掀起一阵更响亮的欢呼声。
院子里，游客的妻子站起来试了一下她那受伤的脚踝。
“我觉得我能这样慢慢走。”她说。
“再等一会儿，甜心，”她丈夫说，“然后我发誓，我们一定赶过去看热闹。那么第二个晚上呢？”
“我为最后二十个，也就是最后那批德国伤员动手术，然后我用新到的设备和药品，去给头天晚上的伤员作进一步治疗。我现在有吗啡和抗生素，对于那些最痛苦的危重伤员，我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走得平静些。”
“有人死去吗？”
“没有。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没人死去。那天晚上没有。整个夜晚，那位年轻的修女一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言未发，微笑着，用清凉的井水擦拭他们的脸，触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向她表示感谢，想去拉拉她的手，但她微笑着轻轻走开了。
“我二十四小时咀嚼安非他命提神，但下半夜，药品用完，我已经无事可做，勤务兵们也已经在墙边睡着了。我的罩衣、手上和脸上沾满了其他年轻人的鲜血，我坐在那张锡耶纳居民曾经用来吃饭的手术台旁，脑袋枕着双臂睡了过去。太阳升起时，我被一名勤务兵推醒了。他一直在寻找食物，带回来满满一罐正宗意大利咖啡，那一定是战争开始时就贮藏起来的。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好的咖啡。”
“那个姑娘，那个年轻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么伤员们呢？”
“我很快巡视了遍院子，俯身检查每一位战士。都还活着。”
“你肯定很高兴。”
“太高兴了，高兴得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可能。设施那么简陋，这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战士们的伤势那么严重，我的经验又是那么少。”
“这天是七月二日对吗？解放日？”
“对。”
“那么同盟国军队最后攻进来了？”
“错。他们没有进攻锡耶纳。你听说过陆军元帅凯塞林吗？”
“没有。”
“以我的观点，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被低估的指挥官之一。他在一九四○年获得元帅军杖，但在当时，任何德军上将都能在西线打胜仗。而在节节落败时，要在抗击具有优势的敌军过程中撤退则比较难。
“有一类将军能够乘胜前进，另一类将军能够制订边战边退的计划。隆美尔属于第一类，凯塞林属于第二类。他边战边退，从西西里退到奥地利。到一九四四年，凭着绝对的空中优势、先进的坦克、无穷无尽的燃料和供应品，以及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同盟国军队本应在仲夏时就已横扫整个意大利，是凯塞林让他们步履艰难。
“但与某些人不同，凯塞林不是野蛮人。他富有文化涵养，钟爱意大利。希特勒命令他炸毁横跨台伯河的罗马市内桥梁。那都是建筑瑰宝。凯塞林拒绝执行命令，这帮助了同盟国军队向前推进。
“那天上午我捧着咖啡坐在院子里时，凯塞林元帅命令施勒姆上将不放一枪一弹，把整个德军第一空降军团撤出锡耶纳。没有任何东西遭到损毁或破坏。我还不知道的是，教皇庇护十二世请求过夏尔？戴高乐，在他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奉命占领城市时，不要破坏它。至于利默尔森与朱安之间是否订立过秘密协定，这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他们谁也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都已去世，但他们都接到过相同的命令：保住锡耶纳。”
“没打一枪？没发一炮？没扔一颗炸弹？”
“没有。我们的伞兵在中午之前开始撤出。整天都在撤兵。下午三点钟光景，外边巷子里响起一阵皮靴走路的脚步声，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出现了。冯？斯特格利茨军医总监在战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在总医院时，他连续几天都在做手术，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他站在拱门下，惊奇地凝视着四周。和我在一起的有六名勤务兵，其中两名在负责取水。他打量我那沾满血迹的白大褂，以及那张已被放回亮堂处的厨房餐桌。他打量放在角落里的那堆散发着异味的肢体：手掌、手臂和腿，有些脚上还套着皮靴。”
“‘这地方怎么像一个藏尸所啊，’他说，‘这里就你一个人吗，上尉？’
“‘是的，长官。’
“‘伤员有多少？’
“‘约二百二十人，将军。’
“‘国籍？’
“‘一百二十名是我们的同胞，约一百名是同盟国战士，长官。’
“‘死了多少个？’
“‘到目前为止，没有，长官。’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然后大声说：‘Unm？glich’。”
“这个德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问。
“意思是‘不可能’。然后他朝一排被褥走去。用不着询问，只要看上一眼，他就能知道伤势的类型、轻重和存活概率。跟随他的随军牧师就跪在那里，为那些在太阳升起前即将死去的伤员进行临终祈祷。军医总监巡视完毕回到原来的位置。他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我身上乱七八糟的：倦容满面，浑身血迹，臭哄哄的，而且已经有两天两夜没吃饭了。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最后这么说，‘你在这里完成的任务是无法想象的。你知道我们正在撤出吗？’我说我知道。消息在败兵中传得很快。
“他对身后的军人下命令。一队担架兵从巷子里进来。只抬走德国兵，他告诉他们，把同盟国士兵留给同盟国军队。他在德军伤员中徘徊，只挑选那些能够经受颠簸旅程、翻越基安蒂山抵达米兰的伤员，到那里后，他们才能得到一切最好的待遇。那些被认为完全没有希望的德国人，他让担架兵把他们留了下来。在他下达命令后，七十名德军伤员被抬走了。于是，剩下了五十个德国人，还有同盟国军队的伤员。然后他回到我这里。太阳已经钻到屋后，快要下山了。空气正慢慢变凉爽。他的举止不再粗鲁，看上去只是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
“‘我愿意留下来。’我说。
“‘那意味着要成为战俘。’
“‘我知道，长官。’我说。
“‘好了，对你来说战争毕竟短暂。等到回国以后，希望我们能再次相会。’
“其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他走进那个门洞，转过身来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你能想象吗？将军向上尉敬礼。我没戴军帽，所以没法回敬。然后他便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六个月后，他死于空袭轰炸。我独自被留在这里，与一百五十名伤员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会死去。太阳下山，黑夜降临，我的几盏灯已经耗尽了油。但月亮升起来了，我开始给伤员们分发水。等我转过身时，她又回来了。”
此时，田野广场上传来持续不断的叫喊声。十名骑师全是长得矮小精干的职业选手，他们已经跨上马背，都手持短柄马鞭，这鞭子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骑，还用来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马匹和骑师。搞破坏是赛马会的一部分，这不是一项适合胆小者的活动。赌注是什么无所谓，胜利才是最激动人心的，而且一旦踏上沙土跑道，什么事都会抛到九霄云外。
被当作起跑线的一条粗绳后面有十匹马，它们按照抽签得出的顺序进行排列。每一位骑师都身穿代表自己堂区的鲜艳盛装，头戴帽盔，手握马鞭，缰绳勒得紧紧的。骏马预先来到绳索后面各自的位置上。最后一匹马就位后，发令员抬头看地方行政长官，等他点头便放下绳子开始比赛。人群如同草原上的雄狮一般发出响亮的吼声。
“她回来了？第三个晚上？”
“第三晚，也是最后一晚。我们干起活来配合默契，像是团队合作。有时候我说话，当然是用德语，但她显然没有听懂。她微笑着，但一句话也没说，即便是意大利语。我们从来没有过肢体接触。她照料着伤员们。我取来更多井水，还换了几次药。军医总监留了新的药品和敷料给我。到黎明时，这些补给品全都用完了。
“第三个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的双手手背上各有一块很大的黑斑，大概有一美元硬币那么大。我没去细想这事，直至多年以后。黎明之前，我转回身时，她已经走了。”
“你再也没有见过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