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深处的记忆
张燕妮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长大的。灰墙、老树、门墩、四合院……这些北京历史、文化、生活的见证，已经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但是它们却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还有在那个胡同的小院里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日日夜夜。
迁居王府仓
1958年夏天，我随父母从东城景山东侧的黄化门胡同搬到西城阜成门脚下的王府仓胡同。
王府仓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东起锦什坊街，西至阜成门南顺城街，顺城街西侧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护城河，往北是阜成门。
阜成门是明、清两代运煤进城的重要通道，京西门头沟、斋堂的煤车多出入此门，所以又有“煤门”之称。1965年城楼被拆除了，70年代修建环城地铁时，护城河被填平，地下修建了地铁，地上修建了西二环路。
出王府仓东口不远就是政协礼堂。东邻顺城郡王府的王府仓，难道曾是王府的仓库吗？
其实不然。据《京师坊巷志稿》等文献记载，王府仓曾是清朝康熙皇帝第二十子贝勒允祎的宅府，继为允祎之后奕贺的“贺公宅”，再后为奕贺之子载铠的“铠公府”。祖孙三代前后住在同一处宅子里，而且谁也没当上亲王。按说不能算王府，但史书上却习惯将此称为王府仓。王府的遗址是后来的38中学所在地，即现在的159中学。虽然住家离全国政协很近，但是却一直没有机会进政协礼堂，更没有进过政协机关的大门，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时，我才第一次走进庄严的政协礼堂、走进神圣的政协机关大院。
我的家在胡同中间一个坐北朝南的三进小院里。院里有三户人家，前院住着一对夫妻和四个孩子，最小的女孩和我同龄。“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班级按军队建制，以胡同分班，我和她是一个班的“战友”。中院住了一家五口，户主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干部，建国后担任一所中学的校长。我家住在后院。
小院情趣
四合院因其建筑特点而形成一个封闭式院落。大院有门，前后院落间也有门，插上门栓，自成一体，喧嚣和干扰阻隔于外，小院安谧恬静，幽雅宜人。
我们住的后院有北房七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庭院不大，中间砖石墁甬，四周种植了花草树木。
西房前的苹果树树干粗壮，枝杈伸展。夏日，浓密的树叶郁郁葱葱，遮住了半个院子，像是撑起一把绿伞。秋季，红红的苹果挂满枝头，压弯了树枝，不得不找来一根根木桩将树杈撑起。每到这个时候，父母就邀来街坊四邻一起摘苹果，有的人自告奋勇爬上树，抓住树杈使劲晃动，一时就像下起苹果雨。最高兴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了，一边捡拾地上的苹果，一边嬉戏打闹着。赶上亲朋好友来访时，母亲就拿出一条旧床单，四个人分别揪住单子的一角，另有一人手持竹竿抽打枝杈，随着噼噼啪啪的声音，苹果纷纷掉到床单上。偶尔一个人没揪住床单松了手，苹果叽里咕噜掉了满地。大家说着笑着，品尝着清香的苹果，临走的时候，每人还顺便带回一袋。记得“文革”初的那一年，苹果长得特别多，打下苹果分给邻居和朋友后，家里还剩下一大筐。没过几天，“文革”的烈火烧到我家。继北京图书馆的“红卫兵”抄家后，附近学校的一群“红卫兵小将”又闯进家里到处乱翻，看到这些苹果，小将们喜笑颜开，纷纷聚拢到一起大吃起来，“革命”也暂时扔在一边了。令人惋惜的是，这棵苹果树不久就开始枯萎，再也没有结果，后来就死了。
院子南侧东西两边各种了一棵枣树，是从邻院移植的。但移栽后每年只闻满树的枣花香，就是结不了几个枣。有人说是树种错了朝向，有人说要在一定的时候拿竹竿使劲抽打树枝，还有人说每年“腊八”时要把树干切开口抹上粥，就是要给树喝点腊八粥。可是打也打了，粥也喝了，还是不结枣。树上不长果，可是树下一个劲地长根，没几年满院子到处钻出小枣树棵子，地砖都被拱了起来。令人称奇的是，顽强的树根居然从房前的廊子上钻出了嫩芽。
院子东边种了一棵桃树，每年结桃不少却不好吃，人家说是“毛桃”。可是这棵“毛桃”树却招来不少邻家的小孩，他们顺着院墙爬上房顶，去摘树上的桃子，母亲看见了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他们却满不在乎，还说桃子好吃。不久前到近郊参观，碰到当地人路边摆摊卖桃，卖的人一边吃一边吆喝：“毛桃，甜的！”品尝一个，又酸又涩，和当年我院桃树所结果实味道一样！
小院里还种了一些花，东南角有一墩丁香，每到春天一簇簇白色小花竞相绽开，给小院带来勃勃生机。南边阴凉的地方都种上了玉簪花。立秋时节玉簪花抽出一根根枝条，挂满了棒槌似的花苞，采上一把，浸在水中，放入房内，傍晚，它就会悄悄地伸展花瓣，散发出阵阵清香，飘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每年清明前后，前后三家还会在各自院子的空地上“种瓜种豆”，大点儿的地方，种上玉米、向日葵和扁豆，犄角旮旯见缝插针撒上花种。奇怪的是，中院的向日葵总是长得特别壮，结出的葵花盘也非常大，果实成熟采摘后掰下葵花籽，他家的葵花籽不仅数量多，而且个大饱满。而我家种的葵花，葵花盘小，有时还长出多头的，葵花籽自然也没人家的好。后来我发现校长在下种之前先从院里厕所的化粪池中舀出粪便浇在地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沤肥发酵，才播下种子。施加有机肥后，提高了土壤地力，怪不得他家的向日葵长得那么好呢！这位始终保持农民本色的校长，“文革”中也被戴上“封资修”的帽子挨批挨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父亲和书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供职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父亲被戴上右派帽子，图书馆研究部主任的职务免了，工资由原来的研究员三级降为六级。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后，职务没有调整，只是将工资升了一级。“文革”中，父亲以“里通外国”、“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加之又是摘帽右派，再次受到严厉批判。
好在父亲一直没有离开图书馆，没有离开他的学术研究。父亲最大的兴趣就是书，他读书、淘书、藏书、爱书，与书为友，嗜书如命。
白天到图书馆上班，晚上多是在家读书直到深夜，周末有时去逛逛书店。尽管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能够终日与书为伴，倒也可以自得其乐的了。
父亲喜欢买书。他的藏书是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建国前，父亲从事民主救国活动，常常南北奔走，住所不固定，职业也不固定。生活困难时，只有靠写文章换一点稿费。最困难的时候，也得到过中共党组织的接济和帮助。建国后父亲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工资本来并不很高，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扣掉两级，“文革”中又被扣掉两级，就是这样，父亲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仍把一部分工资用来买书。有时为了支付买书的“急用”，父亲只好向朋友借钱。月初还了钱，月底买书增加了额外开支还得再借，如此循环，往往几个月才能还清。母亲常常叹气道：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啊！“文革”时，红卫兵抄家，翻了个底朝天，连书房的木地板都撬了，除了书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更没有金条和存款。一个红卫兵奚落道：这老头儿可真够穷的，一点儿钱都没有！
为了保障基本生活，家里制定了量入为出的生活计划。每月先做预算，大致有三项，一项是固定支出如柴米油盐、水电、医药费等；一项是日常生活的费用；还有一项包括了由父亲支配用来买书的费用等。
虽然有了计划，但赶上一年中订阅国外期刊和国内报刊杂志的时候，或是父亲又发现要买的书时，不仅会挤掉日常生活费，还要挪用固定支出费，最窘迫的时候是家里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
万不得已时，父亲只好卖点旧书或旧报纸贴补家用。他找出几套书，看看这本，舍不得放下了，看看那本，又摇头叹息。每到这个时候，他常常是阴沉着脸一声不吭，有时借一点小事就发脾气。他在1973年5月20日的日记中记道：“检查外书室一玻璃书柜上书，意在找出可以斥去者换钱！”又在5月21日的日记中记道：“继续检书，许多文集诗集，看来也有意义，不忍舍去！”这样的记载在父亲的日记中多处可见。
言传身教父母对我虽然十分疼爱，但是管教也很严。我七岁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给我一个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是红色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父亲用钢笔楷书给我写下一句话：“要做一个有为而又有所不为的人。”父亲边写边为我讲解这句话的意思。可是我当时并没听懂其中的含义。我很珍爱这个笔记本，一直把它收在一个小箱子里。可惜的是，“文革”抄家后就找不到这个本了。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留下的这句话经常萦绕于心，不能忘记。后来我从父亲留下的一部未发表的书稿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人要有为，也要无为。人要无所为，也要有所为。人要有所不为，但可不能无所不为。
有为者有志而能干。无为者自在自若而不苟不伪。无所为者不为私——超乎善恶，而接于真实。
有所为者自觉其志趣，自知其所为，就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所不为者不为恶。
无所不为便是小人的无忌惮了。
父亲用辩证的观点、简练的语言阐释了人生哲理。这段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文字，今天读来仍感到倍有教益。惭愧的是，距离父亲的期望和要求，我还有太大的差距。
父亲经常通过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琐碎小事告诫我作人的原则和基本常识。记得还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和父亲在房间玩。我拿出一颗黄豆，藏在手心，让父亲猜藏在哪只手里，一次、两次，父亲常常猜中。我“灵机一动”，把黄豆偷偷藏在身后，再伸出两手来让父亲猜。父亲当然是猜不着了，而且是屡猜屡错。我为自己的“成功”而笑得前仰后合。笑够了，玩够了，父亲去书房看书，我跑到前边去开灯。原来书桌旁有一把圈椅，我想爬到椅子上开启书桌上的台灯，没想到，椅子被临时移开他用，我跑得急，又乐得忘乎所以，根本没看见椅子，就扑了上去，结果一下趴在地上，鲜血立刻从鼻子里涌了出来。刚刚还笑个不停的我，转而大哭。父亲扶起我，一边和母亲帮我止血，一边说：“乐极生悲啊！”
父亲自奉节俭，而且身体力行。他说，物尽其用，不能浪费，更不要随便扔东西。父亲的一些衣服穿了多年，袖口磨破了，领口也破了，他坚决不让扔掉，缝补之后仍然继续穿。父亲还经常自己动手缝补衣服。他曾在日记中记道：“晨夕自缝缀已穿十七年的一件棉绒内衣两肩与领下处。”又一天记道：“午后将一件破烂的背心自行缝缀讫，又可以穿矣。”
过去买东西一般都用纸做包装，可以重复使用的，如包茶叶的纸、装药的纸袋等，用过后父亲都叠好收起来备用。有些纸片父亲用来做笔记，就像现在专门制作的便签纸。有的沾有油渍的包装纸不宜再次使用的，也收起来作为生煤炉引火之用。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著时，发现一份未发表的手稿，标题为《我所认识的章行严先生》。此文写于1973年章士钊先生去世后。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分别写在七八张小纸片上，有拆开的药袋反面，有包茶叶的纸，当时父亲可能是随想随记，后来经整理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
父亲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他的教导、他的引领不仅使我获益良多，也将继续成为我为之努力的方向。
粉碎“四人帮”，万物复苏，万象更新。我们的国家迎来了明媚的春天，我的父亲也获得了新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父亲的右派问题和“文革”的不实之词得到彻底平反改正，1979年父亲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和北京图书馆考虑到父亲住房因唐山地震造成的破坏和实际困难，出资帮助父亲修缮了房屋并安装了土暖气。
1985年6月8日，父亲在修葺一新的房子里，和亲友们一起愉快地度过了九十三诞辰，小院里百花争艳，房间内欢声笑语。当大家共同举杯祝福的时候，我想，这绝不单单是为我的父亲，更是为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每一个人，为经受了暴风骤雨洗礼的我们的国家！
2010年8月11日
采访中的意外收获
——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入党经过
卢再彬
（中共江苏淮阴市委党史研究室）
1978年1月23日傍晚，我带着《周总理与故乡》写作组的介绍信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南边的阜成门外一个普通的住宅中，拜访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
我刚刚落坐，张申府便问：“你怎知道我住这儿的？”听了我的回答，张申府点点头告诉我，他这住处很少有人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他，派人秘密地把他安顿到这里，多亏周总理的关怀，否则就不堪设想了。他望着我，微笑着说：“想不到在这寒舍第一次接待来访者，就是为周总理著书的，真可谓吉祥如意！”他显得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
我请张老提供一些他与周总理的往来书信、活动照片和有关的史料。张申府想了想，认真地说，这些都好办。我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今晚我要专门给你谈谈周恩来入党的时间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我从来没同别人讲过，现在再不说清楚，那就对不起周总理了，也对不起党的历史了。为什么？因为在1977年1月，邓小平对周恩来所致的悼词中，说周恩来于1922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入党。那时间搞错了，与真实确凿的时间相差一年多呐。胡华在1977年12月出版的《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一书中，也这样写了。其实，1922年6月，那是在法国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开会成立“青年团旅欧支部”，也就是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时间，并非周恩来入党的时间。周恩来在1921年春天，确切地说在1921年3月就入党了。
我旋即问道：“是否属实？！”张申府眉毛一掀：“此等大事，我张某岂敢信口雌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