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关于致知方法的研讨，是从孔子开始的，后来学者发挥这些思想。以后各哲学家所用方法大约可分六种：一是验行，是墨子、颜元所用方法；二是体道，是一种直觉法，老、庄用此法；三是析物，是惠施、公孙龙的方法；四是体物或穷理，这是兼重直觉与思辨的方法，是荀子、张载、朱熹等人所采用的方法。五是尽心，也是一种直觉法，孟子及陆九渊、王阳明的方法；六是两一或辩证，这是老、庄以及张载等所用之法，这不是独立的，常与其他方法并用。中国哲学方法论，有一个根本倾向，即注重致知与道德修养的关联，甚至认为二者为一事。中国哲学中讲直觉的最多，有老庄的直觉法，有孟子的直觉法，陆王的直觉法与孟子近，程朱的直觉法又与前两者不同。中国古代与直觉同义的名词叫“体认”。历代关于知和行的学说约有三种：一是程朱的知先行后说，二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三是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说。中国古代的知指知觉、知识和道德意识，行指道德行为，亦称为践履、实践。
先秦哲学中还有名与辩的讨论。这是关于表达思想、论证真知的思维规律的理论。关于名，首先是孔子有正名的主张。后来公孙龙就将孔子的正名用于实际，认为使名当其实，就是正名。墨家也讲正名，对名分为达、类、私三类。达是广泛普遍的名，如物。类是一类物的名，如马。私指一具体的物或人。荀子对正名论述最详细。后来董仲舒也有论及。墨家最重视辩，辩论是为义的一种活动，后期墨家受名家的刺激，对辩有了更精细的研究。认为辩的作用有四：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墨家《小取篇》所论“效”、“推”二法，是可以与西洋逻辑中的演绎与归纳相提并论的。关于真知是否可以用名言来表达，有两种主要的意见，道家认为真知是超越名言的，是名言表达不了的。儒家以及墨家都认为名言可以表示真知。前者是直觉的，后者则注重理智。
方法论大约分为两部分，一是探索真知的方法，二是表述、论证真知的方法。探索真知的方法，先秦的与宋明的不一样。先秦以孟、荀为两派，宋明则为三派。在名辩方面，墨家、名家都极为重视，道家不予理睬，而儒家态度居中。
结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
全书叙述的是中国旧哲学，以后将有新哲学。新哲学与旧哲学必有其相当的连续的，也必将是西洋哲学影响下的中国旧哲学的发展。中国旧哲学中有一些倾向在现在来看，仍是可贵的、适当的，这叫“活的”，另一些倾向是有害的，必须摈弃的，那就是“死的”。
活的有：一、中国哲学认为现象就是实在的，没有西洋及印度哲学把自然界分为现象和实在两事的观点。二、中国哲学认为宇宙都在变易之中，变易又有条理。三、中国哲学对变易条理的研究也很深入，其“反复”、“两一”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是自然固有之理。相当于西洋哲学的辩证法而无其倒立现象。四、中国哲学最大贡献在人生理想论上，以人我和谐之道为最重要。孔子的仁、墨子的兼，是永远值得重视的。五、中国哲学最注重学说与行为的一致。六、中国哲学对致知论有切实可行的倾向。
死的也有六条：一、中国哲学宇宙论中有尚无薄有的倾向。二、人生论中有崇天忘人的倾向。三、人生论有重内遣外的倾向。四、人生论有重理忽生的倾向。五、人生论中不注意人群是一整体。六、人生论重视道德不重视知识。
先秦哲学主要有儒、墨、道三派。北宋以来的新儒家中最主要的派别有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及清初王、颜、戴的气学或事学。这些派别中，有哪些思想是活的？哪些是死的呢？
儒家哲学所兼容并顾者甚广，它既不主张出世，又不主张沉溺于俗务，企图在现实中表现理想，不主张只为个人，也不主张极端刻苦舍己为人，以内得于己外得于人为最高理想。这是儒家长处和优点。它维护阶级制度，使各阶级相安无事，它因此而成为中国二千年来的正统哲学者。不过，这已不适合新的社会。
墨家为群忘己的精神实是中国所必需。但它的行为太刻苦，难以普遍实行。墨家注重辩学，重视自然科学研究，都是活的倾向。
道家是潜势力最大的一派哲学。道家的为我遗世、固循无为的思想，贻害于中国实在严重，加上佛教思想，过去中国人的心习，成为一种病态。道家在宇宙论颇有贡献，但影响不大。
理学讲即物穷理，在知识与人生的关系上有见地。理气二元的宇宙论和天理人欲之辨都须改造。心学的特点是提出简易的内心修养法，这是不适用了，其他唯心的理论，就更是陈腐了。
王夫之、颜元、戴震的事学是最接近现代思想的。事学的宇宙论与人生论，比较上最为正确。他们努力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活的潮流。尽管王、颜、戴的学说中均有不足之处，但它反对理学、反对心学，是可以成为将来新哲学的先驱的。
思想的发展是辩证的。历史上每一学派都是通向终极真理的路程中的一个阶段。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因为有所见，所以都在历史上起了它所应该起的作用；因为有所蔽，所以都要被新的学派所代替。真理是积累的过程。旧哲学中必有尚未完全过时的成分存在。但是，旧学说中有些观念在后来能够复活的话，也必须经过改造变易。所谓复初，都只是表面的、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
本书最后有1948年写的“补遗”十九事。
（该文原作于1989年，此次是初次发表。由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王倩倩同学整理）
思想史“前沿”背后的伤怀“细节”
——梁涛主编《中国思想史前沿》读后感
杨海文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编辑出版过一本小刊物，叫《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每篇文章三四千字，每期五六万字，不定期出版，随编随印，印数几百份，可这本小刊物的作者阵营强大，内容翔实，影响不小。余英时先生2005年9月19日致函主编梁涛就说：“贵刊资讯丰富，对于同行的人是极有帮助的。”后来，随着主编梁涛、研究室主任姜广辉先后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坚持了两年多时间（2004—2006）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最终停办。所幸的是，梁涛从五十多万字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中精选出31万字，定名为《中国思想史前沿——经典诠释方法》，并于2008年12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国思想史前沿》一书包括“经学研究”、“思想史讲座”、“思想史研究”、“思想史方法论”、“出土竹简与思想史”、“经典与诠释”、“西方汉学研究”、“学术会议纪要”、“人物与思想”等栏目，再现了《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对经学思想史、经典解释学、简帛文献学三大学术热点的高度关注。今年4月中旬，赴徐州参加“首届孟学（国学）高层论坛暨中华母亲节促进大会”，承蒙已经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教并兼任《国学学刊》（原名《中华国学研究》）编辑部主任的梁涛惠赠一册。回来后，翻阅了好几遍，深受启发，尤其对“前沿”背后的三个“细节”倍感伤怀，甚至接近于心酸。
第一个“细节”出自《中国思想史前沿》第21—22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余敦康在《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的进路》一文中说的一段话：
我现在七十多了，回顾我走的道路，这一辈子不断地画逗号，始终不能画一个句号。现代文学馆找了块大石头，上面画了一个逗号，表示现代文学从鲁迅到现在一直是逗号，没有句号。那么我们搞哲学的人，能不能画一个句号呢？我就是不断地画逗号，这就感到一种悲哀。这个悲哀也涉及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哲学和哲学史、思想和思想史的问题。我问我自己，我搞的是哲学还是哲学史呢？搞了一辈子，无非搞的是哲学史，没有搞哲学。搞思想也是，我们搞的是思想史，不是搞思想。就我来说，我没有哲学，我没有思想。人生的悲哀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悲哀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我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50年代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绝对不要狂妄地想做个哲学家，你只能做一个哲学史工作者、宣传家。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谁想在班上做哲学上的发展，一个个都被批了。我们现在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定位。我反复考虑了，我一辈子一直画逗号，不断地画逗号，无非是做一个哲学史家，还不一定做得成哲学史家。
1930年出生的余敦康，主要著作有齐鲁书社1991年、方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何晏王弼玄学新探》，以及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一位毕生研究玄学、易学的知名学者，七十多岁了还只是说自己在画“逗号”而不是画“句号”，这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难道仅仅是——不承认自己做的是“哲学”，只是在做“哲学史”，或者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顶多是个“哲学史家”？难道仅仅只是这样一份“谦虚”抑或“自嘲”？
第二个“细节”出自《中国思想史前沿》第239页，是梁涛在《后记》中说的一段话：
在当今中国人文学科中，思想史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无论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还是七八十年代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近代思想史论》、《现代思想史论》，以及最近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都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李泽厚先生的思想史“三论”，与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相呼应，影响了一代青年学人，我也是在那时因读了李先生的著作而走上思想史研究道路的。思想史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学科本身，而受到了人文学界及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往往喜欢涉足思想史研究，尤以文学为多，思想史可谓“风光无限，人丁兴旺”。但在体制内部，思想史学科却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思想史属于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专门史，与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等学科相并列，在重视实证的历史学界向来被视为非主流，而更多地被等同为哲学，研究或对思想史感兴趣的学者虽多，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学会，没有一个专业刊物，更多地是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下栖身度日。以我曾经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而言，所办的两个刊物却是《中国哲学》和《新哲学》。
无数的人喜欢读“中国思想史”的书，可它作为一门“学科”，至少心里有着说得出但现实中却摆脱不了的两大悲哀。其一，玩的明明是“思想”，但在学科体制上隶属的却不是“哲学”而是“历史学”。其二，由“历史学”主管倒也无所谓，可又历来备受歧视，说你不搞实证，言外之意就是你不务正业，败坏了门风。
第三个“细节”出自《中国思想史前沿》第218页，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在《直道而行坎坷路——恩师岱年琐忆》一文中说的一段话：
1962年，张先生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可以参与教学，但是不能发表文章。
1966年“文革”一来，摘帽右派还是右派，抄家后被勒令搬到小房间去，先生只好卖掉四辆手推车的书和沙发、书桌，挤进一间半小房子中。我们到北大时，先生已经住进蔚秀园。在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当局促。先生是一介书生，没有行政职务，又没有政协委员之类的荣衔，所以住房条件一直相当差，与他的学术地位、贡献和资历完全不相称。后来，先生住进了五十多平方米的中关园新楼房。两间向阳的卧室，先生和师母一间，儿子和儿媳一间，先生的书房就在背阴的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间中。房间中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就占了大半，剩下的地方只够一个茶几，两张椅子。客人一坐下，几乎与先生膝盖相摩，不得不“促膝谈学”。记者来照相，发现屋子太小，无法取景。盼啊，盼。2001年，先生终于搬进了北大和清华在蓝旗营新盖的院士楼。大家都庆幸，先生总算活到了这一天。这年先生92岁。第二年，我和妻子利亚去看望先生，看到先生的住房终于得到了改善，心中稍感欣慰，但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张岱年先生生于1909年，卒于2004年，享年95岁。记得郭一曲读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时，登门拜访过张岱老，后来在《粤海风》2000年第4期发表了《陋室之中访大师》一文。郭文的“陋室”，指的是五十多平方米的“中关园新楼房”。
可这个时候，20世纪过去了，21世纪来临了，张岱老已经九十多岁啊！从一间半小房子到蔚秀园的30平米，从中关园的五十多平方到蓝旗营的院士楼，时光竟然一晃就走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刘笑敢笔下的这部“张岱老住房史”，最让人不是滋味的正是“盼啊，盼”几个字！
从19世纪的黑格尔到21世纪的德里达，都说过中国有“思想”而无“哲学”。古代的情形这里存而不论，单说现在。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哲学”，看看余敦康的说法——“50年代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绝对不要狂妄地想做个哲学家，你只能做一个哲学史工作者、宣传家”，你就会明白这种“精神体制”有多厉害，而且至今依然。“思想”未必等同于“哲学”，“哲学”的则必然是“思想”的，看看梁涛的说法——中国思想史学科“在重视实证的历史学界向来被视为非主流，而更多地被等同为哲学”，你会觉得这种“学科体制”简直就是在乱点鸳鸯谱，以致弄得“思想”不像思想、“哲学”不像哲学，人不人鬼不鬼的。说极端些，即便有人不拿“精神体制”、“学科体制”当回事，那还有“物质体制”足以制裁你，这就是刘笑敢所说的“先生是一介书生，没有行政职务，又没有政协委员之类的荣衔，所以住房条件一直相当差，与他的学术地位、贡献和资历完全不相称”。
尽管我一直肯认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既有思想、也有哲学，但我同样得承认：历史积淀如此丰厚的中国，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却未能为世界贡献应有的“大思想”和“大哲学”。原因何在？就是那个“精神体制”，那个“学科体制”，那个“物质体制”吗？唯唯，否否。读梁涛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前沿》，本来想就经学思想史、经典解释学、简帛文献学三大“前沿”谈些读后感，没想到最感喟的反而是这样几个背后的“细节”，“背后”的东西。但愿没有“泄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3日，第15版《国学》）
张岱年、石峻先生联名遗诗一题
杨海文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日前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儒学论坛“2011——儒家的修身处世之道”，承蒙向世陵教授惠赠《石峻文脉》（华夏出版社2012年1月版），想起了张岱年（1909—2004）、石峻（1916—1999）先生1981年联名写过的诗作，一题凡两首。现抄存如下：
大连中哲史审稿会有感张岱年、石峻一初冬同行到大连，哲史新编共商研。反复讨论集众智，疑义剖析增灼见。二上下古今三千年，历来评说意纷纭。衡量群言何所遵，马列精蕴是指针。
据我所知，该诗出自《编余吟咏》第5篇《渤海篇》，第101页。此书系蜡刻油印本，非正式出版物，未署编辑者及出版日期。
关于《编余吟咏》一书，我的日记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