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自己写散文，所以就特别关心散文问题。有篇《散文何以式微》，认为无论西文还是中文，都已经出现了散文式微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个‘打岔’的时代，无论晨昏，都随时有‘打岔’的事和‘打岔’的人。好的散文要靠文字的纯正，如今纯正的文字，却要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好莱坞写宣传稿式的一味夸张，用最美丽的字眼，去形容一堆垃圾，把原先有意义的东西，贬到不值一文。”这番话说得真好，我完全赞成。三十多年前他看到的问题，到今天似乎愈演愈烈了。吴鲁芹喜欢拿文人开玩笑，《论读书人与怀才不遇》里说，不管是见到木匠、瓦匠还是理发匠，只要面呈怀才不遇之色，口出怀才不遇之牢骚者，大约都读过一点书，都能动动笔，是个读书人。这并不是坏事。问题是，他们都有治国平天下之志，又自以为有治国平天下之才，于是眼睛就只会巴巴地往高处看了……《文人与无行》又说，“其实文人若真有无行之处，他的无行便在其能为别人的无行做掩饰。从替死人做墓志铭，进步到替活人做墓志铭。”这话说得太好了，看看我们今天的文章，有多少人写东西是在为活人做墓志铭呢？
（主讲梁文道）
听见100%的村上春树
文字的音乐
杰·鲁宾，美国哈佛大学日文系教授，翻译过多部村上春树的小说，1993年开始研究村上春树，声称自己对其作品着迷至极。
村上春树在整个大陆乃至华人世界都非常红，我真不知道该从他哪一部作品介绍起。不要说作品，现在连研究他的书都非常多，像最近在全亚洲都很火的《1Q84》，刚刚出了不到一年，就有两本专门研究它的书。
有些书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批判态度，比如《听见100%的村上春树》，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日文系教授杰·鲁宾，翻译过好几部村上的作品，书原名“HarukiMurakamiandtheMusicofWords”，直译过来是“村上春树与文字的音乐”。
书一开始就说，其实很多人对村上春树是很不屑的，比如美国一位有名的日本学者三好将夫[6]，就认为村上春树不过是个玩世不恭的写手，没有只言片语是真正出自灵感或内在的创作动机，所以警告那些沉不住气的学者不要太认真地看待村上，只有少数人才会笨到用力去读他的作品。杰·鲁宾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力去读村上春树的作品。他说村上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是有一个背景的。村上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时候，正是日本所谓的“安保时代”[7]，很多大学都在搞学运。这些学生运动村上春树也参加过，他说，我乐见学校暴动，也丢过石头与警察对抗，但就个人而言，我觉得构成防御工事以及参加有组织的行动并不纯洁，光是想到手牵手一起示威游行，就让我毛骨悚然。
这种对有组织的学生运动的抗拒是很典型的早期村上春树小说的感觉，小说里的角色经历过那个时代，人生的态度便有些理想幻灭之后的消极。杰·鲁宾还很认真地指出，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第一人称的叙事者英文译作“I”，中文译作“我”，而这个词在日文中却是有分别的。一般小说里用的是比较正式的词，翻译成汉字是“私”，但村上春树喜欢用“仆”，这是一种比较平等的、非正式的用法。他笔下的“仆”就是经过了学运时代的人。村上早期的作品，常常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记录下自己十年来的生活，讲述一路走过的混乱不安。他见识过死亡和幻灭，但并没有变成神经质的艺术家或杰出的知识分子，仍然频繁地喝啤酒，嗜好棒球、摇滚、爵士，喜欢女孩和性爱，但又不至于耽溺沉沦，对同床女子也温柔体贴。他不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就像邻家哥哥，这恰恰是让很多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喜欢的原因。
村上的小说里经常出现很多数字，比如78个死亡、78个沉默、312只脚站着……数字是对记忆的精确表达，但往往是些微不足道的事，真正该记忆的沉重反而被忽略掉了。村上对细节的把握有种虚无幻灭的感觉，常常有些怀旧，但“旧”真的存在吗？杰·鲁宾说，村上其实是以普鲁斯特为榜样，喜欢进入内心的记忆世界探险，但二者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村上的书不会呆板无趣。你可以像读昆恩[8]的侦探小说一样一口气读完，是适合这种高度商业化社会的、低胆固醇时代的清淡型普鲁斯特。
因此，村上春树的书既有严肃的一面，又能博得大众的欢心。他处理很大的题目也能给人轻飘飘的感觉。他自己也在访谈里说，今天的小说家不能再期待读者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艰深的故事，因为有太多的娱乐项目在等着他们，现代作家的责任就是娱乐读者。村上的一些读者告诉他说，看着你的书就想喝啤酒，或者在地铁里读他的小说，笑得太大声了，事后会觉得不好意思。村上说，这些回应让我很高兴。
杰·鲁宾说，其实后来的村上春树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他发现自己非常喜欢大江健三郎[9]，这位作家被公认是日本文学的良心。另外一位他很敬重的前辈是中上健次[10]，在中上健次去世之后，他忽然意识到上一代那些有良心的作家已经很老了，而接下来的担子要轮到自己这一代来承担，于是他觉得，也许需要做一些转型。
（主讲梁文道）
笑忘录
关于遗忘和布拉格
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1929-），捷克小说家。1967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获得巨大成功。主要作品有《小说的艺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笑忘录》1979年在法国出版，一出世便引起西方舆论界的高度关注，也给作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当时的捷克政府以此书非法出版为由，剥夺了米兰·昆德拉的国籍，不过也从另一方面成就了他驰名国际的文学家声誉。这本书曾荣获法国文坛的最高荣誉“梅第奇大奖”（PremioMédicis）。
小说的开篇这样写道：1948年，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罗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老城广场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紧靠在他身边站着的是克莱门蒂斯[11]。当时正下着雪，天气很冷，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四年以后克莱门蒂斯因为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便立即让他从历史上消失，自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了，从前克莱门蒂斯站的地方只剩下了宫殿的一堵空墙。但是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还有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顶皮帽，那可是无法抹去的。
《笑忘录》讲述了七个故事，其中第四个《失落的信》是核心，因为从这一章开始，女主人公塔米娜出现了。昆德拉说，塔米娜是我所有作品中最让我牵挂的女人，这本书就是为她而写的，她是主要人物也是主要听众，其他所有故事都是她的故事的变奏。
塔米娜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她是一个流亡西欧的捷克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和丈夫趁着参加旅游团的机会逃离了家乡。为了不引起当局的注意，他们参加旅行团的时候，没敢带上恋爱时的通信和塔米娜的笔记本，也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以后肯定会被没收的住房中，而是放在了婆婆家里。
不久，塔米娜的丈夫在国外病故了，塔米娜流落到法国一个外省城市当咖啡馆女招待。她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把丈夫的书信还有自己的笔记从国内带出来。她的女朋友皮皮和一个追求她的男人雨果都曾慷慨许愿要帮助她，但没人理解为什么她如此牵挂这些东西。雨果以为那是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字，塔米娜为了显示这些书信、笔记的重要，并没有加以否认。其实，那只是塔米娜和丈夫恋爱结婚过程中的私人信件和个人日记，这是她精神世界里最宝贵的记忆，她害怕自己有一天会无可救药地忘却过去。
关于记忆，书中有一段感人的描写，那是一个父亲的故事。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渐渐丧失了言语能力，起初只是记不起某些单词，后来就只能说出很少的字了。每次他想要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往往会回到同一句话--“真奇怪”。当他说“真奇怪”时，眼中流露出的却是知晓一切却什么也说不出口的深深诧异。昆德拉写到：“有些人一无所知，却掌握着大量的词语，而另外一些人无所不知，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在另一个故事中，男主人公米雷克也想找回自己落在老情人手里的书信，不过他是为了避免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受到法律惩罚才这样做的。但是他的老情人兹德娜却坚决不肯把当年的情书还给米雷克。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中永远少不了两性关系的描写，而他笔下的两性关系又常常与时代政治瓜葛在一起。他写道，米雷克和兹德娜第一次做爱时，兹德娜便神情阴郁一脸不快，并对他做爱的方式非常不满意，她批评米雷克说：“你做爱的时候就像个知识分子。”
这简直是一种羞辱，因为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在政治用语中是一种辱骂。于是米雷克为了找回政治上的尊严，从第二天开始就表现出一副激情迸发的样子，佯装粗暴地在兹德娜身上运动着，还不时发出长长的低沉的吼叫。
昆德拉说，那就像一只狗在和主人的拖鞋争斗一样。然而米雷克惊讶地发现身下的那个女人非常冷静，她毫无声息，几乎无动于衷。原来这个女人也跟米雷克一样，在性爱中搅和了各种与政治立场及道德形象有关的东西。
在两个人关系的深度隐秘中，也有着个性里不可告人的软弱。兹德娜故意摆出的严正姿态，恰恰是出于对比她年轻的男孩的一种痴情。所以她才要在政治上打垮对方的自尊心，想长期作为对方的政治监护人而拴住对方的爱情。而米雷克对于这个大鼻子女人的爱源于一种内在的胆怯，不是对于政治危险的胆怯，而是因为性格的懦弱。他不敢接近漂亮女人，甚至觉得自己连这个丑陋的女人都配不上。
米兰·昆德拉总能在小说中出奇制胜，揭示出人性中最微妙、最隐秘、最特殊的东西来。《笑忘录》中还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比如昆德拉说，任何男人都有两部色情传记，人们常常说起的一般只是它的第一部，它是由一系列的性爱关系和短暂恋情组成。而其实最有趣的是另一部，是一大群男人想要占有却始终没能得手的女人，那也是一部痛心疾首的、充满未竟之可能的历史。如果还有第三部的话，那就是另一群神秘得令人不安的女人，我们喜欢她们，她们也喜欢我们，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占有她们，因为她们与我们的关系处在边界的另一边。
（主讲吕宁思）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因爱之名的拷问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中国人最熟悉的大概是这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了。二十年前，它曾被译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富有哲理的短句在一代人中颇为流行。
现在有翻译家认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才更符合昆德拉的原意。这本书自1984年问世以来，一直是米兰·昆德拉最具影响力的作品。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将它改编成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12]。
这本小说充满了哲理思考，米兰·昆德拉提出一个命题：尼采说“永恒轮回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负担”，认为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会带给人无法承受的重负；但是重就真的残酷，轻就真的美丽吗？昆德拉写道：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所以昆德拉要问，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主角托马斯和特丽莎养了一只名叫卡列宁的小狗，小狗的名字取自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是布拉格一名外科医生，十年前与第一任妻子离婚，这场婚姻留给他的唯一后果是对女人的恐惧。他渴望女人但又害怕她们，在恐惧与渴望之间他必须找到某种妥协，于是他建立了一种性友谊模式。为了确保性友谊永远不在爱的侵略面前让步，他坚持“三”的原则，就是可以在短期内去幽会同一个女人，但绝不要超过三次，也可以常年去看同一个女人，但两次幽会时间至少得相隔三周。但是后来托马斯却打破了上述原则，因为许许多多的偶然产生了一种魔力，使他和特丽莎鬼使神差地结了婚。从此托马斯就一直处于对自己的追问中，一直在思考自己对于特丽莎到底是怎样一种感情。而特丽莎也穷其一生都想弄明白，托马斯到底如何看待自己和别的女人的区别。
苏联的坦克入侵捷克之后，瑞士有一家医院的院长主动提出要给托马斯一份工作，起初托马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后来他发现特丽莎害怕受到迫害想移居国外，于是就像被告接受了判决书一样，接受了这份工作，两个人带着小狗卡列宁到了苏黎士。
在瑞士托马斯遇到了旧情人萨宾娜。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想过嫁给托马斯，但是对托马斯的性友谊十分赞赏的女画家。托马斯感到特丽莎和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相隔遥远不可调和，但两极却同样美妙。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六七个月，有一天特丽莎突然留下一封信独自回国了，这使托马斯顿时陷入了伤心和回忆。他和特丽莎一起生活了七年，这中间他又是隐藏又是假装，还要翻来覆去地证明他是爱她的，十分累人。此刻他才发现，对于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更加美好。托马斯意识到自己是需要特丽莎的，但这时候边境已经封闭，特丽莎再也出不来了。
于是托马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辞去了苏黎士医院待遇优厚的工作，开车回到布拉格。在布拉格，由于写了一篇令当局不快的文章，又拒绝写公开声明进行自我批评，他失去了工作，被迫离开医院，只能在郊区的乡村诊所工作。再后来因为拒绝成为告密者，他又成了一名玻璃窗擦洗工，整天抗着竹竿，穿越于布拉格的大街小巷去擦那些橱窗玻璃。
这时候托马斯发现人们仍然尊敬他，称他为大夫，并且仍然有许多艳遇在等着他。由于托马斯拒绝妥协和出卖，反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后来布拉格的人权团体请他参与联署给总统的请愿书，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来找他的恰好是他和前妻生的儿子，但是曾经为了正义不怕丢掉医生职业的托马斯却做出了不签字的决定，原因是他不想做任何可能伤害到特丽莎的事。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字，警察就有可能去骚扰特丽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