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努力，我的身边聚拢了一群来自厂里和社会上的各色混混。我们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横冲直撞，街道上，饭店、工厂、商店、游乐场里，到处都有我们的影子，甚至公交车见了我们也不敢问买没买票，总之，那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一片儿最厉害的人了。这时候，牛玉文也在我的身边小心翼翼起来。李俊海成了我们这个帮派的二号人物，打打杀杀的活儿全由他来组织，我一般很少出面。当然，出来混总是有这样和那样的麻烦，我进出拘留所好几次了，最多的一次行政拘留15天。那时候我根本不拿这个当回事儿，出来以后还沾沾自喜——做大哥的都应该进去锻炼锻炼。我爹不太知道我在外面的所作所为，他整天忙于工作，也无暇管我。我也不大回家，可我总是放心不下我弟弟，隔三岔五地带他出去玩儿上一阵。跟着我玩儿的兄弟都知道我有个弟弟叫“傻二”，他们有时候也带我弟弟出去玩儿，伺候得比对待我还要周到，甚至当着我的面都不敢提一个傻字。四十来岁的我爹也被冠上了老爷子这个称谓。
八月，南市一个叫小广的痞子放出话来说，蝴蝶想“作死”了，我要干挺了他。
我听了很生气，就带人去了他家，砍了他几刀，他的家也被我砸了。
后来，社会上的几位大哥给调停了一下，当时我对小广说了声“对不起”，小广说后会有期。
八月九号，严打开始了，我们这批人进去了不少。其实，在这之前我就知道不好。那一阵，街上天天有警车呼啸而过，像一发发炮弹。我们这帮人也互相传言，说是公安“火人”了，要整治地痞流氓了。当时我还不以为然，我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出事儿，因为我没“作”什么大事儿，甚至还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很光荣，是条了不起的好汉。直到亲眼看见警察来我们厂里抓走了不少平常很不起眼的“小哥”（混混）们，我才觉察到，我离这一步也不远了。那阵子街道上警笛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像夏天水塘里的蛤蟆叫，一刻也不停息，叫得我坐立不安。
我整天跟牛玉文和李俊海他们呆在宿舍里“上神”，有时候半天也说不上一句话。
九月，李俊海被厂保卫科叫走了，他再也没能回来，听说警察在保卫科“卧”着等他呢，因为他犯了抢劫罪。
这一次，我是真的感觉到了害怕，我总觉得自己很快也会被警察带走的。
一天，牛玉文对我说：“看样子你没事儿了，你不像李俊海，还玩那么‘烈’的，除了小广的事儿，你没别的。”
我不放心，我说：“小广那天说后会有期，他不会去告我吧？”
牛玉文跟我分析了好一阵，最后说：“要告他早告了，根据他的脾气，我推断他是想再跟你再玩一把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