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郭松龄召集第三军团上校以上的官佐紧急开会。地点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参加者有一百余人。会场内外气氛十分紧张。武装警卫人员，荷枪实弹，来回巡视。郭松龄身披黑呢大衣，偕夫人韩淑秀出席。
郭松龄即席心情沉痛地反对内战：“自民十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
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老将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骄纵专横，长君之恶；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开垦，效赵充国的屯田，岂不胜于阋墙的战争吗？”
随后，他提出了反奉的具体作法：“现在拟好了两个方案，写在纸上，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随己愿：（一）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战斗到底，武力统一。”这时会场十分紧张，也分外严肃。各师旅长都感到非常突然，沉默起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当时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六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第七师师长高维岳四位师长开始反对，后来勉强签名，其余官佐也都随着签了名。
签名后，郭松龄一语道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立即应声说道：“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言下以手帕拭泪。说明他们对这次反奉行动是作了最坏的打算的。
后来，郭松龄对四位师长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暂时回到天津休息，实际交给李景林软禁看管。同时，郭松龄将与他关系不深的师、旅、团长扣留起来。
他们退席后，就将所部７万人重新组建５个军，确定了一个新的指挥班子。
甲总司令部
总司令郭松龄
参谋长邹作华
秘书处长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秘书长）
政务处长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
参谋处长王静轩
副官处长郜汝廉
军需处长鲁穆庭
外交处长王正廷（未到任）
兵站处长张振鹭
航空司令彭振国
乙部队
前敌总指挥宋九龄
第一军军长刘振东
第二军军长刘伟
第三军军长范浦江
第四军军长霁云
第五军军长魏益三
这时所下达的命令，郭松龄还是和张学良共同署名。这样做，既为了表示拥戴张学良的明朗态度，也为了釜底抽薪软化内部的反抗情绪。11月30日，郭松龄在山海关发表通电，正式把他所辖的军队改称东北国民军，以后就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了。
郭松龄反奉此举，如晴天霹雳，国内外都目瞪口呆。
郭军改称东北国民军后，士兵戴绿色臂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十个大字。
郭军在打到新民县后，于12月14日，郭松龄又发表了《敬告东三省父老书》。这个通电，矛头直指张作霖。电文开列了张作霖统治东三省14年的４大罪状：摧残教育；压制舆论；招兵害农；用人不公。公开提出“驱除杨贼，并劝张氏下野，拥戴汉卿军长出而执政”。电文最后称：“松龄刻已师抵新民，张氏残败之余，不难一鼓讨灭。恐父老受其欺蒙，不明真相，特将班师回奉各情形，略陈颠末。并将事定后，治奉方针露饰如左：（一）实行省自治，以发扬民气，大局定后，由各县推举代表，连同省议会，开一善后会议，公决施政方针，及应兴应革之事；（二）保护劳工，节制资本，以消****隐患；（三）免除苛税，以苏民困；（四）练兵采精兵主义，务求淘汰匪兵，以除民害，而轻负担；（五）整顿金融，以维民业；（六）增加教育经费，实行强迫教育；（七）用人以才为本，不拘党派亲疏之见；（八）开发地利，振兴实业；（九）整顿交通，以利商旅；（十）肃清匪患，整顿警察。”
这是郭松龄在师抵新民时，对未来东三省如何治理所勾画的一幅美好的蓝图。他在东北要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政治主张。他相信会很快地攻进沈阳城。他没有料到会在新民一败涂地。
在郭松龄起事的初期，形势看好。但由此，郭松龄等军官也产生了骄兵情绪。再加上李景林的突然背盟，张作霖的反攻，以及日本人的干涉，后来形势急转直下，以致失败。
郭松龄是一位优秀的战将，但身上也有一些弱点。不能容人，就是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1925年11月7日，姜登选在德州接到张作霖的命令，任其为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先成两旅，移住北镇。于是，姜登选任命戢翼翘、陈琛为旅长，先往东北布置建旅事宜。姜登选率少数随员赴天津，准备稍事休息，就回奉天。此时，他对郭松龄反奉一事毫无警觉。
11月24日，姜登选由天津回沈阳，路经滦州。那时姜登选早已看到郭松龄发表的通电，已经知道郭松龄造反了。当时，郭松龄随着军部向前方移动，派参谋长彭振国为留守后方司令。姜登选的专车抵达滦州后，彭振国上车，恭敬地对姜登选说：“郭军长现患感冒很重，不能亲来迎接督办；但希望与督办晤面。”姜登选不知其中有诈，便关切地说：“茂宸患病，我可到他那里去看看。”他随彭振国备好的汽车进城，后即被关押在火柴公司楼下的一个楼梯间。郭松龄根本没有同姜登选见面。卫士奉郭松龄之命，以送姜登选到城里为名，将他押上汽车。当汽车行经一段沙滩路时，卫士诡称路不好走，请督办下来走几步。待姜刚下车走了两步，卫士即从背后开枪将其打死，随即返回向郭松龄报告。郭松龄枪杀姜登选后，特发电告，内称：“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姜登选死时仅44岁。
郭松龄为什么非要杀掉姜登选呢？据说有三条原因。
其一，是早年结下的怨恨。民国初年，他们二人都是黑龙江省许兰洲的部下。那时，为了争权夺势，他们就已结下宿怨。
其二，是姜登选的一句话。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当奉军攻入九门口内，直扑沙河寨时，遇到直军的顽强抵抗。一三联军司令姜登选和张学良研究，命郭松龄率领８个团的兵力，加入攻打沙河寨的战斗。郭松龄率队到达指定地点后，提出要用自己的部队替换姜登选的部队，遭到姜登选的反对。郭松龄就愤然率队掉头而去。张学良闻讯，骑马追逐二三十里地，才将郭松龄劝住，两人还抱头痛哭。此举几乎演成全线崩溃。当时，姜登选用唱京戏的腔调戏说道：“茂宸这样违抗军令，应该军法从事。”但此话传到郭松龄那里，就完全变味儿了。由此，郭松龄怀恨在心。
其三，是姜抢了他的地盘。本来郭松龄早就看好了安徽这个地盘，而且事先做了充分的进驻准备。并把他的参谋长彭振国派到安徽督署任参谋长，似乎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不料，发表的却是姜登选任安徽督办。他一上任，就把彭振国撤掉，换上他的亲信戢翼翘。这也让郭松龄不满。
当然，这里最根本地是牵扯到士官派和陆大派两派之争。为此，当姜登选落到郭松龄手中时，也就保不住命了。这是姜登选没有想到的，也是很多与姜登选关系不错的人所想不到的。
郭松龄在临死前曾谈到为什么要杀掉姜登选。他说：“姜登选得了安徽督军，被人家赶了回来，仍想坚固他的席位，回东北去见老张，研究新的部署。他们这些行动，正是我平日所痛恨的行为。在我今天发动把东北军撤回东北，来建设东北的时候，他还想去当安徽督军，因之我在滦州扣留了他并把他毙了。”这个自述，表明杀掉姜登选主要是不能使他再去当安徽督办了。
枪杀姜登选，是郭松龄的一招错棋。
姜登选，字超六，河北冀县人，1881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同盟会。190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8年毕业。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1913年任黑龙江护军使署参谋长。1924年任镇威军第一军军长。1925年任安徽督办，后加陆军上将衔。
姜登选为人“沉着有谋，向寡言笑”，是“一位和平性格之人”。奉系著名将领韩麟春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为人高傲”，但“独心折姜公”。郭松龄也承认，“惟姜稍和平，尚可共事”。这说明姜登选在奉军中是很有人缘的。就是这样一个陆军上将，跟你郭松龄有些私怨，不经审判，就擅自枪杀了。这给人以挟嫌报复、草菅人命的印象。这种作法，大失人心。这使郭军内部人人自危，感到不知何时灾难也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同时，对于争取其他奉军将领也极为不利。
刚起兵时，郭松龄心高气盛，以为只靠他的东北国民军就可以打败张作霖的东北军，不需要东北军中其他人的帮助。当时，有些与张作霖平时存在嫌隙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曾向郭松龄传递过欲要合作的信息，但都被郭松龄婉拒了。
当时，阚朝玺、汤玉麟、于琛澄等人曾派代表来见郭松龄，希望合作，但索要黑龙江或吉林地盘。在锦州时，阚朝玺派他的参谋长邱天培前来商洽合作。阚朝玺当时以热河都统而兼东北军第五方面军第十二军军长。指挥着热河省部队约三个师，配备在热河省承德、滦平、隆化各县长城线上。位置重要，装备整齐。最重要的是他是张作相率领的第五方面军的一支主力。他的向背，对于这场战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汤玉麟拥有骑兵一个师，感到张作霖待他不公，想暗投明主。于琛澄隶属张作相的第十一军，领有骑兵一个师。因为他不是张作相的嫡系，也欲另攀高枝。如果于琛澄反叛张作相，对第五方面军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因为他当时恰好驻军北戴河，这是郭军出关必经之地。其实，张作相为军团长的第五方面军，下辖只有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两个军。如果属于第十一军的于琛澄骑兵师倒戈，阚朝玺的第十二军也倒戈。那么，东北大地姓张姓郭就很难说了。
此时，在郭军任第五军军长的魏益三是郭松龄的亲信。在郭松龄给阚朝玺等三人分别写完回电，让总部参谋长邹作华发报时，恰巧被魏益三碰到。邹作华便把电报给魏看了。原来，郭松龄回电仅发表阚朝玺为总参议，汤玉麟和于琛澄为参议，对于索要地盘一事则置之不理。
对此，魏益三认为不妥。他认为这件事关系大局，这个回电太不妥当，立即劝说郭松龄修改，郭松龄不听。军长刘振东和旅长高纪毅两人与郭松龄关系较深，他们也为此事劝说郭松龄，郭松龄仍然不听。不仅如此，郭松龄还命令霁云的第四军扫荡奉热边界，对象当然为阚、汤等部属。阚、汤、于等见索要地盘投郭无望，转而投奉。
张作霖对阚等既往不咎，并应允加官晋禄。两相比较，反差太大。阚朝玺、汤玉麟等在西线对郭军造成很大威胁，而且，郭松龄军没有骑兵部队。因为在起事之初，骑兵部队都纷纷回到了奉天，没有跟郭松龄一起造反。没有骑兵的穿插迂回，也是导致郭松龄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魏益三后来评道：“郭松龄为人刚愎自用，一切操之过急，以致坏了大事。”
当时，郭松龄手握重兵，掌握别人的生死大权。他以反对张作霖军阀的名义举兵起事，开始拥护者众。但即使是当时，也有很多人没有随声附和，而是心怀异志。有人对邹作华表示怀疑，邹作华为了不吃眼前亏，当即表示积极反奉，服从郭松龄的指挥。郭松龄没有处理邹作华，只换掉了炮兵旅长职，仍然任命他为总部参谋长。但是，邹作华在战争进行中，同张作霖暗通款曲，甚至对奉军发炮用的是不爆炸的炮弹，对郭松龄帮了倒忙。
此外，郭松龄委派张作相之子张廷枢为九十团团长，原想让张廷枢持函找他父亲张作相进行劝说，希望张作相合作。与此同时，郭松龄有令齐恩铭副军长之子齐家桢劝其父一起反奉。不料，这两人首先跑到山海关报告张作相，说郭松龄反了。
同时，奉天空军在事变发生时，立即全部飞回奉天。他们不想参与郭松龄的反奉行动。奉天空军司令是张学良，郭松龄改委第三军团的参谋处长彭振国担任。现在只是个光杆司令了。
种种迹象表明，郭松龄反奉之举是凶多吉少的。但郭松龄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尤其低估了张氏父子在奉军中的地位和影响。
张作霖看到郭松龄通电之后，大为惊惶。如晴天霹雳，不知所措。这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张作霖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烟。他抽一会儿烟，就起来在屋内来回走，口口声声骂小六子混蛋。小六子是张学良的乳名。骂一会儿，又回到炕上抽大烟。他不吃不睡，坐卧不安，精神几乎崩溃，对一切事情都不过问了。
但张作霖毕竟老于世故，在歇斯底里发作后，他认真研究了郭松龄的三个通电。他看到这三个通电内容大同小异。而第二个通电和第三个通电，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求罢免杨宇霆。张作霖便乖巧而痛快地答应了郭松龄的要求，立将杨宇霆免职，这样似乎郭松龄失去了继续进兵的理由了。这三个通电并没有公开地指斥张作霖，只是暗含对张作霖的指控。张作霖心里明白，郭松龄是把矛头对准自己的，“清君侧”只是烟幕弹而已。既然没有明确点名让他下野，姑且装一回糊涂。事情似乎还有转圜的余地。
于是，张作霖将计就计，把张学良叫到奉天来，大骂一通后，命令他速到前线，与郭松龄联系，劝他息兵。张作霖幻想运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
11月24日夜，张学良率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和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等，由奉天乘火车前往会郭，行至锦西的连山，交通受阻，改由海路前往。25日，张学良由葫芦岛乘镇海军舰前往秦皇岛，26日到达。张学良想亲自见到郭松龄。他派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同在滦州给郭松龄治病的日本医生守田福松通电话联系，表明此意，但被郭松龄婉拒。第一次会面的希望落空。
27日，张学良又请托想回奉天的守田医生再次面见郭松龄，并捎去一封用铅笔草写的短信。守田返回郭松龄的驻地，把此信面交郭松龄，并劝郭松龄“不可起事”。28日早晨，经过一夜的思考，郭松龄对守田说道：“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绝不能中止。但我已经42岁了，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多久了。张上将军若能悔悟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张学良君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在此期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愿将地位让给学良君，自己下野，度过闲云野鹤的安静余生。这不是假意，而是真情。为此，可以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做保证人。希望能将我的意向转达上将军。”郭松龄提出休战５天，等待张作霖的回音。守田离开郭军驻地后，在秦皇岛向张学良报告了郭松龄的意向，然后他自己回到奉天。
在此期间，郭松龄在滦州和昌黎，给张学良先后写了两封信，表示对张学良衷心拥戴。张学良也亲自手书一封交给郭松龄。其文曰：“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郭松龄又复一长信，表明心迹，也表示决心反奉，不能停止。
张学良在得到守田的报告后，知道和平解决已经毫无希望。从和郭松龄的通信中，也了解到郭松龄反奉的行动不可逆转。不得已，他就于28日乘军舰回到大连，29日与杨宇霆一道返回奉天了。张作霖于30日正式发布讨伐令，命令奉军在辽西阻击郭军。
12月５日，郭军攻占连山。此时，张作霖认为自己无力抵抗郭军的凌厉攻势，“决定照郭松龄之要求而下野”。５日夜，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当众表示：“大势已去，决计下野。”６日，代省长王永江亲自跑到日本总领事馆，向吉田茂总领事请求日本出兵维持省城治安，说只依靠一千余名中国警察，不敷分配。第二天，日本派守备队入城站岗，奉天各大机关和省城八门八关，都由日本军队把守。日本警察换上便衣驻在日本商店里。
12月７日，郭军攻占锦州。郭松龄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迅速攻到新民县的巨流河畔，离沈阳近在咫尺。张作霖把他的专用汽车整天停在大帅府的二门以内，准备随时登车逃跑，目的地是大连，企图寻求日本人保护。
此时，张作霖没有忘记把自己的财物送到日本租界。他派军用大车数十辆，满载着财物运送着。这些大车都用反水帆布遮盖着，上面坐着一个持枪的大兵押运。它们都驶向日本站满铁地方事务所去。一天往返十多次，一直到晚间才运完。
这说明张作霖对咄咄逼人的郭松龄已经毫无办法了。因为郭松龄统率的第三军团几乎是奉军的全部精锐部队，下辖三个军，约有６万余人。而张作霖几乎无兵可派。张作相的吉林军一时阻挡不住郭松龄军队的冲击。黑龙江吴俊升的部队远水解不了近渴。张作霖几乎陷于绝境。
当时，郭军和奉军在新民县的巨流河，形成了对峙局面，双方都投入了决战的兵力。
在郭松龄起事的初期，日本为了他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义则，于11月26日，曾派参谋浦澄江中佐，在荒木大尉、仪峨顾问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松龄。郭松龄一见面，就用冷淡的口气问：“有何贵干？”在会上，浦参谋用威吓的口气极力逼迫郭松龄改变主意，不要举兵反奉，遭到郭松龄的断然拒绝。他们的会谈进行了四个半小时，结果不欢而散。会议结束前，“浦参谋提出，在郭发动军事行动之际，日本方面将发出各种警告，望郭不要违犯”。郭松龄没有屈服，强硬地说：“从今以后，自恃武力万能是不行的。”这说明日本对郭松龄反奉，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
但由于郭松龄反奉的态度坚决，他们不知将来鹿死谁手，所以采取了表面的中间立场。
日本币原外相表示：“就目前之时局而言，帝国政府历来所持之绝对不干涉主义，并无任何变更。”日本是以本国的利益为根本，来决定他们的行止的。谁对他有利，他就支持谁。
12月１日，郭松龄曾对日本公使芳泽发表了一个声明。内称：“凡中日两国现状，除尊重条约上之权利外，他如贵国私人与三省当局之经济契约，或与敝国人民合办实业等项之合法事业，均承认照前继续有效。致贵国人士受三省政府及机关顾聘者，亦必继续任用。”这是说，承认东三省过去和日本签订的条约。
但声明接着继续写道：“惟自本军举义起，至回抵奉天止，三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缔结之条约及契约，一律认为无效。再者，此次义军回防途上，倘或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讨伐。惟是纯属敝国内政问题，深望贵国严守中立，不得借款供军械给对方以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动，致伤两国亲善关系。”这里明确无误地表明，一是不承认以后所签订的任何不平等条约；二是警告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郭松龄的这个声明，无疑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当头一棒。日本人认识到，郭松龄是不能当他们的傀儡的。
随着战事的进展，12月７日，郭军占领锦州后，日本看到郭军会很快攻进沈阳。于是，日本对郭松龄采取了进一步拉拢的策略。日本提出支持郭松龄，强迫张作霖下野，但前提是必须承认以前张作霖和日本签订的卖国密约。这个无理要求被郭松龄断然拒绝。日本人看到在郭松龄身上捞不到任何油水，就转而拉拢张作霖，企图在张作霖身上攫取更大的权益。
日本人在张作霖身上打起了主意。据当时任东三省交涉总署处长的罗靖寰回忆，1925年郭松龄反奉攻抵新民时，张作霖曾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签订了一个卖国的密约。
那时，郭军攻抵新民，沈阳震动。张作霖准备逃往旅顺。此时，有一天，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派其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达沈阳。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规定时间，约请张作霖在沈阳满铁附属地沈阳旅馆见面。届时，张作霖偕同町野武马前往该馆与斋藤及三浦会谈，田中翻译。
斋藤对张说：“现在郭军先锋部队已过锦城，在攻占新民之前，阁下如有需要关东军帮忙的地方，即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们情愿协助一切。”张作霖答道：“目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二省军队前来援助，但恐远水不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我想去旅顺暂避，希望关东军予以方便。”斋藤说：“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定当准备一切，保护阁下的安全，请放心吧！不过，我看不要紧，即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若通知他们，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时，关东军还可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阁下若能同意这种办法，即请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假如阁下认为可行的话，即请在书面上签字。”斋藤说完这番话，便将事先已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让田中念给张作霖听。这五项要求是：
（１）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
（２）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３）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４）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５）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听完这五项后，即不假思索地说：“行，行。”随即在日方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
关于签订这个密约，知情者奉天公立医院院长阮振铎有一段回忆。他说，郭松龄占领锦州后，曾派遣殷汝耕为代表，去旅顺和日本关东军交涉关于郭军通过南满铁路线的问题，又和满铁会社交涉关于由营口到奉天使用满铁火车运兵问题。这说明郭松龄考虑到了日本的干涉问题。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张作霖。
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突然意识到争取日本支持的重要性。他要打日本这张牌。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由他的日本顾问牵线，就同日本顾问一起到日本满铁事务所的楼上，和日方密谈。此时，张作霖是救命要紧，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满口答应日本人的侵略要求。最后，和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的日本军官代表，签订了一个密约。密约的内容，主要是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交换条件是，日本关东军答应对郭松龄发出警告，警告郭军不得进入满铁沿线20里内，也不得在此一地区内落下一枚炮弹。并在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可出兵保护张作霖和担当维持奉天省城的治安。此外，日方还答应满铁火车不载运郭军部队，并在满铁附属地内和日本租界内，为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等等。
与此同时，12月７日，日本加藤高明首相、币原外相与宇垣陆相等，举行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命令白川关东军司令官对张、郭两军“速施警告，将驻屯军队，做适宜之配置”。
12月８日，关东军司令官即向张、郭发出警告：“故帝国附属地无论矣，即在附近因发生战斗及争乱，有危害或毁损帝国重大利益之时，在军人之职责上，当然不能漠视。”这个警告貌似对待双方的，实际是对着郭军的。因为只有郭军才想要穿过满铁附属地，进攻沈阳。
这个警告给张作霖吃了一颗定心丸。当时在中国各地视察的前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即向其上级报告说：“殆系此警告之结果，使彼获得确保最后安全之希望。”这个警告，使张作霖得以绝处逢生。
日本此时还是幻想通过威逼利诱的外交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据郭松龄的副官赵云飞的回忆，关东军曾派浦大佐到沟帮子郭军总司令部，会见郭松龄。他十分露骨地提出：“阁下就要进入沈阳，首先必须承认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利……维护日本在东北三省的投资利益，遵守张作霖与日本缔结的密约。”“割让金、复、海、盖……并称张作霖已经签字了。”接着又诱之以利：“如果阁下能够答应这些条件，日本帝国即予贵军以便利。”
对此，郭松龄断然给以回绝：“此次敝军班师回奉，这是中国内政，希望贵国不要干涉！”又说：“我不懂什么是日本的特殊权利。”
日本看到对郭松龄拉拢威逼都不起作用，他们便决定武力干涉。
12月14日，马忠诚旅准备攻入营口市区时，遭到日本守备队的强硬阻挠。并向郭军发出警告：不准郭军进入南满铁路附属地30基罗米突以内，不得沿辽河作战。
12月15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出兵东北。
同日。白川关东军司令长官向张、郭发出第二次警告。声称：“日本军对由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由该路终末点起自二十华里以内之直接战斗行为，及其对附属地有演乱治安之虞之军事行动，一概禁止之。”
关东军在发出警告的同时，又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１４个满铁沿线重要中心地点，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这样，郭军就无法进入奉天了。
此后，日本侵略军频繁调动，大批进入奉天一带。日本陆军省又从国内和朝鲜调遣两个师团的兵力进入奉天。凡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都遍插旗帜，以示郭军不得介入，阻止郭军攻进奉天省城。当时，日本在南满部署兵力达到４万人。
郭松龄在答复日本的第二次警告时说：“虽在限制地带，倘或被人阻止进行，即‘日军亦不惜击之’等语。”不惧恐吓，态度强硬。
双方经过准备，巨流河之战终于打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