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借机崛起，在国共合作掀起的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也即蒋介石个人的权力愿望逐步实现的过程中，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是既利用，又打击，利用中有压制，也有扶植。然而，蒋介石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对共态度的。在这一形成过程中，蒋介石又是如何在两极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
蒋介石早年并不反共，1921年3月28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信函中曾表示国民党应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这是蒋介石最早对共产党和苏联的表态。1923年8月5日，蒋介石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苏俄与中国关系之密切，非他可比。”意见书并称苏俄之负责人为其“素所仰慕之同志”这恰恰印证了蒋介石于1956年在台湾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述的：“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有这一思想基础，蒋介石后来接受了孙中山的委任，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俄考察。
蒋介石去苏俄访问期间，在与苏共领导人员的会谈中及在递交苏方的各种文件中，都有了许多对苏共、共产主义的溢美之辞，希望苏联能对中国革命在军事、政治上有所帮助。
1994年俄国公布并出版了联共、共产国际档案，其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史料。如，1923年9月7日，蒋介石在与苏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的会谈中称：“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其胞姐。
现在，代表团想听到关于俄国革命所经历的重要阶段、革命时期犯过的错误、共产党在革命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等情况，因为俄国革命的教训能使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获益匪浅。”
11月26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言说，“我们认为，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国”，“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中国的革命政党国民党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担负领导革命运动的任务”。他说：“国民党设想，由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成功之后)和中国(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建三大国同盟，以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势力。……我们就可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待过上3-5年中国国民革命第一阶段结束，我们就会凯歌高奏。只要一胜利，我们就开始第二阶段，开始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我们认为，至那时，中国人民势将顺利实行共产主义。”因此，“中国的国民革命党人……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俄合作”。
这次访苏，苏联经济、军事、政治等很多方面都给蒋介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尤其是苏联军队建制中的编制和党代表制度等，蒋介石十分赞赏，当他回国主政黄埔军校时，黄埔学生军、党军的建制、党代表制度以及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强调，都具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的色彩。
在异国他乡受到极为隆重的欢迎和接待，蒋介石感到无比风光。尽管访问期间，日程紧张，事务繁忙，但蒋还是逢场必到，而且总是热情洋溢。但蒋的出访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礼节行为，更多的是一次政治活动，一次请求援助的被动外交活动。因此，此次外访的成败取决于对方的援助态度。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团访苏，主要目的是寻求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支持，特别希望能在苏俄的援助下实施在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军事计划，并且孙中山希望在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军事力量，从而控制北洋军阀势力所在的直隶和北京。但是，苏俄对蒙古地区一向就有企图，岂能让孙中山在此处发展军事力量，故苏方迟迟不予答复，这使得蒋介石十分恼火。
11月27日，托洛斯基会见孙逸仙博士考察团时，建议“国民党应立即坚决果断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明确否定了孙中山的军事计划，这使得蒋介石对苏俄一直心存芥蒂。
蒋介石1923年12月访苏归国之后，他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回到中国，向孙中山呈递一份《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至今未公开发表过。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说：“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十三年(即1924年)3月14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书的意见。”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写了一本《沉思于慈湖之畔》的小册子，也直言不讳地说：“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介石反对联俄、联共的思想，更多地流露在他访苏归来不久1924年3月1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中。他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他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他还说：“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他说：“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煞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说廖仲恺“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不管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孙中山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必须积极谋求与苏俄、****合作，改组国民党，组建革命武装，因此对于蒋介石在《游俄报告书》中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并没有接受，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
蒋介石返回广州之后，1924年1月24日接受孙中山的委派，担任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是，2月21日蒋介石却辞去筹办军校职务，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其后，孙中山、廖仲恺等多次打电报给蒋介石，促其返粤，但是蒋介石迟迟不予理睬。蒋介石辞军校筹备职务，虽有其复杂的原因，但也流露了一些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
3月2日，蒋介石在奉化写信给孙中山，屡陈自己的委屈与主张，抱怨孙中山使他“不得通其意达其志”，“布展菲材”。说“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拟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并说，“今日先生之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谀之徒耳”。他在上述3月1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中说，对于孙中山，“吾辈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亦不应该使其固执己意，丧失同志人格”。当然，蒋介石4月份还是回到了广州，主持军校工作，孙中山对蒋介石并未因其持有不同意见而不予信任。
在平定商团叛乱中，对是否要胡汉民、汪精卫参加在广州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孙中山答复蒋介石时说：“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信仰，当然不应加入……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
蒋介石见孙中山仍然坚持联俄、联共政策，基于追随孙中山的立场，也就不再明确表示反对或不赞成国共合作。事实上，蒋介石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联俄、联共也有其可取之处。只有充分利用他在苏联和共产党的良好形象，才有助于他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因为孙中山的极力保荐和在华苏联顾问“天真地认为孙中山是蒋介石的政治导师”的前提下，蒋介石被委以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当然，在考虑黄埔军校校长一职的人选上，蒋介石当时就其党内地位而言，远不如胡汉民、汪精卫，军队内部不如谭延闿、许崇智、程潜等人。但是蒋也有自己的优势，这一点，蒋本人最清楚，再加上共产国际方面的支持，孙中山的信任都为蒋介石最后担任此职增加了筹码。在最终确定校长人选的关键时刻，孙中山甚至说到：“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
在黄埔军校，蒋根据自己对苏联的考察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主张以苏联红军为榜样来组织培训军队，在军校和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注重对军队和军校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他说：“军队设党代表制度，在中国是由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党代表这个制度，是仿效苏俄赤军的办法”。此外他还努力与派到军校工作的顾问们处理好关系。军校刚刚开办时，根据当时的形势，顾问们提出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时，蒋对此“几乎无条件采纳”，特别是对首席顾问加伦处处表示信任和尊重。他多次请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到军校讲课、演说，并多次在集会上公开孙中山对他的手喻：“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蒋的用心良苦，情心策划同样赢得苏联方面与欣慰和重用，反应颇为乐观。苏联方面认为：第一，蒋是同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左派，苏联《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说：“在军队中，国民党政府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特别紧密”，共产国际代表切列潘诺夫当时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在往左派发展。”
第二，蒋介石赞同和学习列宁建设红军的经验，聘请苏联顾问，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等，“作为一个组织者，蒋介石是劲头十足地执行预定计划的。他在莫斯科逗留过若干时间，了解红军的体制及其领导，这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其他军官相比较，蒋介石对于学校里的学员的军事训练方面和政治教育方面实施新办法是容易赞成的。”
第三，蒋介石尊重共产国际代表，并友好相处。“尽管蒋介石是一个孤僻、虚荣心很强(强到病态的程度)的人，他向往着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人头地”，但他把“目前在他部队里的顾问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党代表，他们是一种监督机构，使他正在建立的部队结合成一个整体”。“他比所有军事工作人员都接近我们”。
第四，孙中山是蒋介石的政治导师，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及****广东区委的一些同志主张在军事上侧重于扶植黄埔，在策略上采取“黄埔中心主义”，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地位，使黄埔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从国民党一大召开至中山舰事件发生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曾在多种场合强调学俄联俄的重要性。他在对黄埔军校入伍生训话时指出，我们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俄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组织严密。他们的党员明白主义，都有决心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救全人类的自由的决心，所以他们成功得那么快。他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在第一次东征攻下潮梅后，广州的商界代表举行联欢会，蒋介石发表演讲说：“有人说国民政府有许多俄国人在里面办事，这是共产的表示，这是谣言。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做到自由平等，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致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来。”他还强调：我们现在的党军完全是学习俄国的军队那样编制的，这是因为“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那样能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作的，和人民大众很相亲相爱的——人民同他们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打不胜的仗呀!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照仿这样方法训练我们的党军。”
在广州时，蒋介石还对新兵做了一番训话，重申要仿效苏联共产党。他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针对国民党内有人责难鲍罗廷，蒋介石说：“总理曾诏中正‘鲍罗廷同志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问题均须容纳其意见’。总理逝世以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事实，绝无所谓‘包揽’‘专断’之事实。”“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
1925年11月7日，正适苏联十月革命节，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请苏联军事顾问，并发表了《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说。他充分肯定了国共合作时提出的联俄政策的效果，批判了当时“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的指挥”的种种攻击苏俄政策的谬论。
这一阶段，蒋介石积极参加了统一广东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平定商团运动中初露头角，后在两次东征和平叛刘、杨叛乱过程中，一直担任总指挥，领导革命军取得步步胜利。客观上，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革命英雄的新形象，赢得了广东民众，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任，毫无疑问，蒋介石成为一个革命派的典型。
然而，蒋介石在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的积极表现和美好形象，与刻意追求苏联和共产党的信任有多大关系还很难判断，尤其是把这一政治企图与蒋为维护和壮大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答案更加模糊。但以下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反对广东叛乱势力和消灭地方实力派是与蒋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陈廉伯发动商团叛乱之时，叛军与奸商联成一气，其势嚣张，黄埔军校危在旦夕。从孙中山发给蒋介石的密电，命蒋弃黄埔孤岛速来韶关可以看出形势之危急。蒋介石为保存军校，回电表示作为国民党立足点的广州不应放弃，孙很快批复“严行查办”。商团缴械后，蒋利用缴过来的武器，成立了一个教导团。当时杨希闵、刘震寰把持了广东财政，处处刁难黄埔军校，对蒋介石和黄埔军校从不放在眼里。尤其是对黄埔学校经费的控制，引起蒋的极端不满。另外，刘、杨的存在也严重影响蒋介石实力的发展及其军队中地位之提高，因此，铲除刘扬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陈炯明自叛变后，为正义伦理所不容，不得人心，消灭陈炯明既解决了两人的宿怨，也为孙中山出口恶气，同时更关键的是，借此，提升自己的威望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第二，拥护国共合作，高唱革命口号，是蒋介石扩充自己的势力，抬高自己地位的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广东等地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呈现出了有利于左派而不利于右派的革命形势。蒋介石顺应革命大局，用极其激进的外表来掩遮其内心的对苏联的警惕和反动。从黄埔军校的创办，“是由于苏俄无条件资助二百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各种军械也是由苏俄无代价地从海参崴陆续送来”，到东征过程中，苏联顾问随军出征，为革命献计献策，可以说广东革命军面貌的改变，战斗力的提高以及成功的获取都与苏联援助脱不了关系。而这一切又都与作为革命军领袖的蒋介石的备受信任和青睐，并决定大力扶植蒋及其黄埔校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实，一直到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为止，苏联都是蒋介石完全意义上的后台，而蒋介石也刻意塑造出极“左”形象，骗取丰厚的政治和军事援助，逐步地攀登权力顶峰。然而廖案后的政局既是蒋、汪合作的局面，也在苏联和汪蒋之间制造了新的权力角逐的客观背景。
1926年2月底，原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在一次宴会上的致词中指出，广东的统一有三位元勋，第一汪精卫，第二蒋介石，第三李济深。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既是荣誉，又是羞辱，在外人看来，前者居多；在蒋本人看来，应该是后者为主。
关于与****合作，蒋介石也是经历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蒋介石说：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这是什么理由?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因此，蒋介石继续说说：“本党所尚需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仅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如离开共产党，国民党亦不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系增加革命力量，两党合作携手，中国革命前途，庶可希望成功。”在联共方面，张国焘曾指出，蒋主持黄埔军校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由具有****党籍的学生们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也获得他的支持。
在扶助农工方面，他派黄埔军校的学员任省港大罢工纠察队教官，派兵保护受到敌人袭击的工人纠察队。在东征中，他允许政治部派员到各地开展群众运动，并拨出一部分枪械武装农会与农军，他同意在抄得的逆款十万元中拿出二万元作开展党务工作和工农活动的经费。
在反对国民党右派方面，他称戴季陶是“以尊重总理适以侮总理”，“是总理的不肖之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对西山会议派攻击共产党的行为，他非常“愤怒”，谴责为“诬总理，诬本党”，说国共合作“自改组迄今，成绩俱在”，并以东征军总指挥的名义警告他们，要他们反省。1925年2月底，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企图在广州举行反革命示威游行，蒋在汕头得知后“连夜严电阻止”，回到广州即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得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垂头丧气”，叹息道，“老蒋不帮助我们，我们没办法了。”蒋的上述态度亦使国民党右派看出：在国民党中忠心耿耿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主要人物是廖仲恺，其次，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因而在愤慨之余，把蒋列入暗杀的黑名单。
1925年8月，蒋的革命言行正好获取与汪精卫、许崇智一道被授权处理廖仲恺遇刺案的政治、军事和警察权。利用此机会，他驱逐与廖案有嫌的许崇智，吞并粤军，一跃而成为广东最大的军事实力派。国民党对蒋介石“左”派行为的最大政治回报体现在其二大上，国民党二大开幕后，蒋以“东征英雄”的身份从前线回广州出席大会。1926年1月6日下午，蒋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据《国民周报》记载：蒋“述组织党军，击破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魏(邦平)诸逆军及协同其他革命军讨伐诸逆，戡定内乱的经过。”“报告毕，全场欢呼。某同志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并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大会上，蒋以248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效票249票)。1月22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又推举蒋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
2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终于进入国民党核心机构，这就替他排除异己，夺取国民党的更大权力铺平了道路。此情此景，酷似箭在弦上，势必发生。
蒋介石的这些行为同样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然而，蒋介石绝不是一味地慷慨激情，虚怀若谷。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底限的，即一切以不能损害蒋之宏伟大志和根本利益为标准，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共产党的一切行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点头同意、允许才可。不经同意，而妄自行动，或行动过火，蒋介石都是要有所表示的。
国共合作伊始，蒋介石视共产党为“寄生”，“不怀好意”，且对国民党一大中不少党员的行为“甚感愤慨”和“忧心忡忡”。认为共产党挟俄之旗帜，自重身价，本党人员盲从共产主义，心理迷惘，如此下去，恐怕不能完成国父所托。1924年3月2日，蒋写信给孙中山，诬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为“趋炎附势，依阿谄谀之徒”。接着又在给孙的另一封信中指出：“吾党自去年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煞旧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系统于不顾乎!”这表明蒋对国民党改组持相当激烈之反对态度。
1924年6月，国民党老右派邓泽如等人以中央监委名义向孙提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事前是经蒋同意的。1925年6月，沙基惨案发生，周恩来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军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声援活动。蒋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认为不应当去参加游行示威。周后来指出，从中我们已看到蒋的动摇和对帝国主义的畏惧。10月，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在蒋的东征军到来之前占领县城并选举了自己的县长，蒋去后成为客人，这对他的思想震动很大，因而内心种下了敌视农运的种子。
国民党二大以前，蒋虽然不敢公开反共，可对共产党的限制活动一刻也未停止。首先是禁止共产党在军队中担任干部职务。军队编组时，蒋对其人员进行了精心的挑选。他虽然知道在革命的现阶段中颇有获得苏俄与****援助的必要，但决不允许这些人在国民党内扮演控制角色。他查悉陈赓是共产党员，便在学生花名册里在陈的名字下作“此人是C·P，不能带兵”的记号。
其次是纵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反共行为。据苏俄军事顾问回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猖狂地反对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关系，一团二营党代表李之龙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蒋立刻将李调离战斗部队到黄埔军校当教官，以示惩罚。蒋采取种种防范共产党的措施后，收效甚微。黄埔
军校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超过了孙文主义学会。在蒋所辖的第一军中，由军至连均有党代表，党代表中十分之八系共产党员，十分之二系接近共产党的左派。这使他意识到：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太快了。
东征军抵潮汕时，蒋的羽翼渐丰，因而把对共产党的监视由暗中转为公开。先是诱使共产党交出名单，接着又以“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为名，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此两计行不通，他又提出所谓“调和党争办法”，规定共产党的活动须公开化，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必须经过校党部批准。但此路仍不通，他只得另辟新径。
国民党二大后，蒋的政治态度朝右的方向急转，导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1925年和1926年初，广东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各种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
参加省港大罢工的二十几万工人中包括三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全省以海陆丰为中心有六十多万农会会员，农民自卫军有三万余人，******主办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里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觉悟、训练有素的进步青年。国民革命军一、二、三、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二大选出的中央执委、监委中，共产党占7人，左派占7人，右派占15人。国民党中常委、各部部长、各部秘书长中均有共产党员任职。上述事实无法为国民党右派所容忍，他们称：“现在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所以，他们纷纷出动，或亲自上阵，或从外界对蒋施加影响与压力，或通过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会这两个右派组织的造谣中伤活动，与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国民党二大给蒋带来的显赫声誉并未使他感到高兴，相反，在左派和共产党人以及苏联顾问对广东局势十分乐观时，蒋却整日闷闷不乐，经常痛斥部下，连1月20日国民党二大闭幕式也借口“心闷足痛”而避不出席。1月26日，“足痛”的蒋突然登上白云山巅骋怀回眺，亦不能稍解郁闷，感叹如何可才能弛责释负，达隐居之目的。与张人杰说到本党现象与个人处境时，不禁感慨系之。显然，蒋苦闷和伤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感到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二大被共产党的空气笼罩以及国民党二大后的党务、政治、军事等陷于被动。蒋思考再三，最后决定“积极进行，冲破难关”，“负起责任”，与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奋斗到底”。
于是，他要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树立起思想和组织上的绝对权威。大肆宣传“诚”的哲学，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诚”于三民主义。要求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全体成员都要服从他的主张，如同他以孙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以孙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那样。同时，他把第一军中所有掌权的队长一律换上自己的亲信。2月2日，他对黄埔军校中两个学生团体的对立状态表示无法容忍的态度，要求双方都要绝对服从他的领导。他下令：“有未经许可秘密加入各种团体者，即以植党营私论，在所必惩。”
2月8日，他以与俄军事代表团团长季山嘉有意见分歧为由，提出辞职要挟，意在驱季，未果，又向汪精卫进言，称季专横，如不免除，不仅对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如不准蒋辞职，就应令季回俄。3月8日，蒋又访汪，进一步提出“革命实权不可落入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须有一定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可汪毫不理会。蒋见此招不灵，只得另寻机会和目标了。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离开广州，共产党的两广区委书记赴沪，总书记陈独秀生病休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及军队中的影响暂时削弱，因此，广东各种反动因素开始强化，三·一八惨案期间北方革命形势低落，广东政局立即发生新的变化，蒋脱离革命轨道的倾向日益明显。孙文主义学会经伍朝枢等介绍，与西山会议派相结合，他们利用蒋的多疑性格，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多次散布谣言，为蒋的反共提供口实。
在3月20日前，他们扬言广州不久将有大变发生。3月17日，孙文主义学会又谣传“共产党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接着又假借名义调动中山舰为突破口，大肆鼓吹“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蒋借题发挥，趁机宣布戒严，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此乃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蒋在事后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假惺惺地向人们做解放，一方面孙文主义学会与西山会议派分子混淆视听，使“中山舰事件”的起因蒙上一层层面纱，成为一桩“悬案”。
但我们只要把它纳入事变主要当事人双重政治态度演变的因果链条中，就会清晰地看到：蒋在革命方面的表现，获得国民党政治和军事上的巨额报酬，为实现蒋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愿望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存在的反革命政治态度亦在变化发展，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质变，注定他要扫除阻碍自己目的实现的各种势力上述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无前者就无资本和条件去实现“抱负”，无后者就不会加速实现其“抱负”，这使得他在反共反苏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至于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却具有偶然性。假如没有中山舰的调动，他迟早会通过其他方面来达到类似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在这一时期内，通过党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蒋军界威望的顶尖化，极其充分地体现了蒋介石政治的成熟和权谋的精深和思想的复杂。但不管怎样，蒋介石的所有政治行为都可以归属于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链条中去，即革命的与反革命的，先进发展方向和落后发展方向的。
蒋介石表面的热爱革命和献身革命是以自身的利益获取和名誉崛起为基础和底限的。如果蒋能确定了他将从苏联和****方面抢夺足够的政治资本、群众基础和社会威望，他会尽力、违心而为之的，在国共合作初期，对蒋真实意图的违背的事实是极其微弱的。也只是随着蒋地位的提升，迫切需要下一次的权利分配，与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面前争宠时，那种革命姿态的必须坚持，才加剧了蒋介石的内心痛苦和理智之下对自身根本意愿的违背，同时，也正是伴随着蒋介石现实中的权力欲望的逐步膨胀，和进取目标的更高化，使得蒋介石在后来的自我意志压抑中表现得无比痛苦，几近于理性的崩溃和权术的暴露。
但蒋介石毕竟是一位日益成熟的政客，即使在苏联方面和中国共产党方面大力支持，使之一次次击败前一轮的政治对手，将之送往新的权力高度的时候，他也要对苏联和****的防范警而惕之，毫无放松；即使是苏联顾?已经成为他前进的障碍和中国共产党的迅猛发展已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以及因为两者精神信仰的一致表现得“血浓于水”的根深蒂固的“亲戚”关系，使得蒋对自身的权力很不自信，甚至感觉得一名政治家应有的生存危机时，他也能够最终在思想情感上战胜自我，以理性和策略来应付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蒋在掩盖事实意图，运用权谋“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控制矛盾”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非常的隐蔽性，使得局外人无法分辨其踪迹，捕捉到他的真实用意和别有用心。
******曾指出，蒋上台是靠那时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的结果。还有，尽管蒋在国民党二大前早就进行排挤共产党的活动，可****党内的彭述之在四大上还侈谈“天然领导权”的观点。陈独秀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说到“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谈到至于蒋介石“做到什么地步，似是任何人所不能确切了解的。”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苏联顾问称汪蒋合作之局面为“革命的专政”。1926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上，蒋介石被选为主席团名誉委员。也正是如此，周恩来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我们毫无准备。”
这说明蒋介石对****态度的另一面几乎没有被人识破和发觉，从而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这也不能不承认蒋玩弄权术，掩盖真相的高超本领。当然也不可排除蒋介石此时此刻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憎恨已达到必须除之而后快的程度，也就是说蒋介石对于坚持革命的力量虽然是越发不能容忍，但是，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可以给蒋提
供权力资源的条件下，蒋还是不具备与他们彻底决裂的必要性。所以蒋介石在偶尔地暴露他对苏联与****，尤其是对****的不满时，是特别注重伪装和掩盖的。
当然，从蒋介石的行为轨迹中，得出蒋介石的每一个政治举动，都是纯粹的理性抉择，也不一定符合事实。很多时候，据当时人的回忆，蒋介石在大事临头，需要做出果断抉择时，往往表现得犹豫不决，心无主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蒋的思想理念中对所有的政治行为是有着最为原始的是非判断标准和好恶界限的，换言之，他坚持着一种政治游戏的最高规则：利益至上。无论是蒋介石在最初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深埋下对苏俄和****的直接反感；还是二次东征时期对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工农农运动的物质支持和精神鼓舞，抑或是随着蒋之力量加深，崛起之黄埔军力的迅速扩张，而展开的一场党内角逐，逼走胡汉民、排挤许崇智，同时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束缚和控制，再者，对两面派反对国共合作行径的打压结合，对戴季陶主义的明抑暗扬，都遵循了一个根本的利益原则：以自我为中心，以厉害对比值为动机，运用两面手法，该张的，大张旗鼓，冠冕堂皇，该隐的，韬光养晦，人鬼不知。在明暗两极中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主动，即使是有时候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所闪失，但因为蒋牢牢地抓住这样一根“救命草”，所以也能在政坛上立于不败，扶摇直上。
如果说，蒋介石在思想上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利用和限制并存，并且随着政治局面变动和蒋本人客观地位的升迁，利用和限制两种思想成分的对比有相互消长，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话，中山舰事件将是这若干个阶段中的分界点。或许在此之前，蒋还能够维持一种表面上团结，在反苏反共方面还极力地掩饰自我的话，那么自“中山舰事件”之后，蒋就敢于公开采取武力行为和其他高压政策打击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势头了。也正是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