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军转战鄂川黔边界红三军两个师会合以后数日，进至咸丰大村。中央分局于十二月十九日在大村举行会议，决定“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放弃“恢复湘鄂边”的口号。当时与湖北、湖南、贵州联界的四川西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配置有川军第二十一军刘湘部独立第二旅（驻西阳、秀山，旅长田冠五）、边防“剿匪”司令周化成部（驻黔江）、第五师十三旅一部（驻彭水，旅长达凤岗）。第五师十三旅其余部队在邻近的涪陵。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红三军突袭黔江，先击溃了大路坝、中坝和城郊的守敌，接着于黄昏攻占了县城，歼敌一个团大部，周化成率残部约二百人逃窜。但同以往一样，红三军全部遣散了俘虏，因而没有得到人员的补充。战后红三军在黔江休息一周。这期间因为夏曦企图“于巩固的军事占领”以后再进行开辟新区工作，所以没有发动创造新苏区的斗争。后来，敌第二十一军十三旅、独立第二旅及团防反扑，第二十一军一师一部进至龚滩，十二月二十九日，红军主动退出黔江，转回咸丰、利川境内游击，在咸丰之活龙坪附近安置了伤员，并留军部便衣队长刘汉清、副官花顺桃等负责掩护。后来，刘汉清等以伤愈人员为骨干在这一带组成了一支游击队，活动于咸丰、利川、石柱、黔江地区，打击团防、土豪，扩大部队。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驻利川之敌新三旅一个团大部出动到忠路，企图进攻红军，县城一时空虚，红三军乘机袭占了利川，俘敌百余，缴枪百余支。事后，驻石柱和云阳的川军两个团进至鄂川边界布防，第二十一军十三旅两个团在湖北保安团、新三旅配合下发动进攻。红三军在利川、咸丰、宣恩、万县边界地区与敌周旋，一月十五日，在宣恩之倒筒塘进攻湖北保安团未得手，后转往湖南龙山境内。此时，因陈渠珍与贵州军阀王家烈发生冲突，陈部主力调往黔境，湘西兵力减弱，红军得以在龙山境内休整了半个月。后来，湖南敌人集中永顺、桑植、大庸等地部队向红三军进攻，红军在龙山、永顺、桑植、大庸、慈利五县境内游击，由于部队弹药极少，很难进行有效的战斗，打了几仗，也未能打开局面。此后，中央分局决定回到西、秀，“创造鄂川边成为一游击中心区域”。四月初，红三军转往利川、咸丰一带，四月七日，在利川十字路会合了刘汉清组织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三月份曾在利川之寒婆岭打垮敌新三旅一个营，俘敌百余人，获得了补充，壮大了力量，遂改编为鄂川边独立团。
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到四月初，红三军的行动，如后来夏曦所说的那样，是“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党自己的工作陷于麻痹和消极状态”。因此，创造新苏区的计划又未能实现。关于这一阶段的行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检讨说：“大村中央分局会议，虽然决定了企图占领西、秀、黔、彭作为新的根据地（的）策略路线……但是当时仅只有一个军事上的计划，并没有整个的党的、红军的、群众的工作布置，并没有实际的转变，并且在黔江退出以后，党对于巩固红军和发展的企图，就没有明确方向了……”
红三军自一九三三年初转移到湘鄂边以后，进行了一年多艰苦复杂的斗争，但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部队由九千余人锐减到三千来人，真是濒于覆灭的边缘。如果不是全体指战员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的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即使是在这样严重的局势下，夏曦仍然念念不忘“肃反”。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制定了一个《关于肃反总结与清党的决议的报告大纲》，对“肃反”和清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目前肃反方针”作了说明。三月十七日，以湘鄂西中央分局成员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人名义向中央送去了一个基本上属于“肃反”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文件产生于湘鄂西地区的大规模“肃反”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的时候，其内容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领导上在这个方面的思想。
一、湘鄂西“党苏干部十分之九是改组派”。“改组派占据了党、苏维埃、青年团、工会以及红军的政治机关”。“反革命的阶级成分，最大多数是地主富农，（他们）隐蔽在苏维埃运动内部来使苏维埃运动失败”。“反革命（在湘鄂西）的大联合——改组派，
造成了清一色的系统”。湘鄂西的反革命组织有改组派、第三党、托派、陈独秀派、秋白主义者、罗章龙派和****。他们分别以周逸群、万涛、胡慎已、唐赤英、刘鸣先、潘家辰、侯蔚文、李剑如、张昆弟等为首领。而这些反革命组织又都加入了“改组派”，并用“新共产党”名义活动。其“主要来源为改组派、第三党、国民党、托派四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留苏回国来此之最大部分暴露出参加改组派、托派，尤以步兵学校学生几无例外”。
二、“改组派的主要阴谋是，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企图把共产党组织腐化为国民党”；“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官僚政权”；“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阀式的军队”；“私通敌军，玩弄军事失败的阴谋”；“使红军、苏维埃运动脱离根据地，丧失根据地”。r>三、“改组派”同共产党的斗争“表示出了两个政治路线的对立”。“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成为反革命的有力助手。”
四、“湘鄂西苏区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过去的苏维埃政府为“改组派”所把持，“红三军在政治上还没有完全巩固”。因此，“在旧的基础之上改造队伍是无用的”，必须解散湘鄂西及红军中的党和青年团组织，举行清党、清团，重新登记党、团员，“重新建设布尔什维克党”；宣布过去的苏维埃政府不是真正的苏维埃政权，要建立以夏曦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重新建设苏维埃政权，实现苏维埃的一切法令而斗争；在红三军中要为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斗争，“建立新的政治系统和共产党的织”。
五、“中央分局与改组派坚持斗争的路线是正确的”。过去发生过的错误，“主要是对于反革命的警觉性的不够，群众教育工作的不充分和对于‘左’倾错误没有坚决纠正”。如对“粉碎改组派的上层组织，还表现了个别的迟缓”；“在政治上揭露改组派整个反革命阴谋不够”，“拿刑事的法律的方式代替同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斗争”，“很少用教育的方法去夺取改组派下层群众”；“滥用刑罚”，“助长了恐怖情绪”；“没有吸收广大群众参加”，“命令代替了自下而上的批评与群众运动”，“甚至于部也不敢发表意见”；“有（以）肃反代替一切反机会主义斗争与（维护）一切军纪风纪的倾向”。
六、“要在坚决纠正这些错误之中加紧向改组派的进攻”。目前的方针是：“加紧与一切改组派的传统习惯作斗争”；“清洗党员、团员、苏维埃工作人员，清洗红军（纯洁）成分，彻底揭露反革命下层组织”；“用阶级教育的方法，夺取受欺骗被压迫加入改组派之分子”；“吸收广大群众参加……与改组派一切斗争的活动，教育群众，使群众团结在党的路线周围”；“在实际工作中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充分的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发动群众的政治的社会的活动，尽量用教育方法纠正错误，并且严格的把普通的错误与反革命的活动分开”。
从上述的“左”倾领导者的思想及其在这个时期的实践可以看到：他依旧认为极“左”的“肃反”路线是正确的，没有认识到由于对暗藏反革命力量的极端夸大，从而导致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和措施，不但不能真正纠正，而且会继续发展。例如，因为他认为负责清党、清团的领导干部是“改组派”，他们借机恢复了“改组派”组织，所以不仅重新登记的党、团员遭殃，还使“左”倾领导更加感到需要彻底揭露根本不存在的“反革命下层组织”和消灭他认定为“改组派”领导人的干部。宋盘铭在第四次“肃反”之初被捕，红七、九两师分开活动期间，曾被贺、关释放，但在红三军占领黔江以后，夏曦还是将他杀了，并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宋是“最可恨的”。对于红三军退出黔江后“无目的的流浪”期间，部队中增长失望情绪，夏曦归咎于“改组派残余又复活动”，因而又“逮捕了改组派残余十多人”，而且还准备要进行第五次“肃反”。因此，这种错误的肃反若不纠正，是不会为红三军带来重大转机的。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顽强的推行了三年多，其结果是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多，红三军中许多人已经感到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为了改变困难处境，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十字路开会，研究行动方针。鉴于鄂川边独立团工作很有成效，会议重新肯定了大村会议精神，并于四月十四日作出了《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决定把鄂川边游击区域扩大到利川、石柱、黔江、咸丰、宣恩几县区域，提出了开展农民运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纲领。
作为开展鄂川边界游击战争主要力量的鄂川边独立团，按照十字路会议的决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这个团的基础是红三军安置在活龙坪附近的四十多名伤员组织的游击队。这些伤员在安置地区宣传动员群众，吸收群众参军，打击土豪劣绅，打击小股团防，争取团丁反正，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组成了两个游击大队。改编成独立团后，在团长刘汉清、政治委员花顺桃、参谋长陈云武领导下，积极活动，扩大部队，建立秘密政权组织，并且合编了红三军安置在鄂西边界地区的其他伤病员建立起来的小游击队，以及由王怀廷领导的游击大队，不断得到了发展。
王怀廷领导的游击大队，也是由红军伤病员组成的，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四川“神兵”朱兴武等一百三十余人，受四川军阀武装排挤进入利川小河，见游击队发展迅速，要求参加。后不久有两股土匪武装共二百三十余人也要求加入。王怀廷为尽快扩大革命武装，同意收编他们。但约定，不得进行迷信活动，服从党的领导，遵守红军纪律，一切听从指挥，并派去了做政治领导工作的人员。五月间，由于这些迷信、土匪武装故态复萌，纵兵抢劫和进行迷信活动，王怀廷遂邀独立团将其首领解决，部众编散，王怀廷部同时编为独立团第四大队。七月，独立团扩大到七八百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独立团发展很快，给敌人以一定打击，斗争很有成绩。但因为时间较短，对吸收的各种不同情况的人员，未及进行有力的改造工作，内部存在着不纯、不稳定的因素。七月七日，钻进革命队伍的“神兵”头目王文成杀害了团政治委员花顺桃，关押了团长刘汉清。参谋长陈云武幸免于难，带队由利川向南游击，又为怀有野心的独立团干部毛子英诬为“改组派”枪杀。毛子英自任团长，将部队蒂往咸丰中部。七月十六日，在高洞子附近之大水坪与湖北保安第一、第二团遭遇，部队损失一部。三十日，又被追击之敌打散，再次受到损失，剩下二百余人。紧接着，八月一日又受到敌人打击，部队仅余一百多人。半月之内，独立团损失了十分之八。在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刘汉清逃出敌手，重新掌握了独立团。不久，毛子英叛变，两次引团防进攻独立团，均为独立团打败，毛子英也被抓获。之后，独立团又在刘汉清领导下，逐步恢复发展起来。
一九三四年秋冬，独立团继续坚持活动在咸丰、利川、黔江、石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围剿”军，与红三军主力开辟黔东苏区相呼应，部队发展至近千人，成为后来组建红二军团五师的基干力量。
十字路会后，红三军计划首先进攻彭水，尔后向酉阳、秀山、黔江发展，以实现“以鄂川边为游击中心区域，创造新的根据地”的决策，遂进至酉阳境内，一面稍事休整，一面打击团防、土豪劣绅，侦察敌情。五月八日，红三军冒着大雨，从百里之外奔袭彭水，于次日上午攻入彭水县城，歼敌第二十一军十三旅一个营，俘敌四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士气大振。由于人少枪多，又全部释放了俘虏，乃将所得武器抛入乌江。当红三军正准备攻取酉阳时，夏曦认为“彭水面山背水，易攻难守，敌人打来难以应付”，一心避战，因此又轻率地抛弃了十字路会议的决议，命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
五月十四日，红三军到达贵州的后坪县境，旋又进至婺川之干水坝。这一带敌军压力虽然不大，但人烟稀少，经济落后，部队给养极度困难，于是又经德江之泉口司向沿河县城逼近。驻沿河之敌为黔军第三师蒋丕绪部第一旅傅恒中部。傅闻红军压境，即率主力撤走，只留第二团彭镇璞部一部驻守。五月三十一日，红三军与彭团接触于乌江西岸，敌稍作抵抗即退至江东。六月一日，红三军渡江占领沿河县城。敌军弃城绕道经淇滩逃往婺川方向。
红三军入黔，贵州军阀、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十分惊恐，急忙致电蒋介石和刘湘求援。六月二日电文说：“黔省各县，素称贫苦，驻军复杂，力嫌单薄。贺匪善以利诱，恐被煽惑。而职部大部兵力均在西防。该匪若稍得逞黔北，后患何堪设想。拟恳请刘湘总司令转饬川省追剿部队，不分畛域，协同会剿，以期合歼。”但是，刘湘在西阳、秀山一带的部队自保尚且困难，又能派多大兵力到贵州帮助王家烈呢！
黔东地区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地形险要，封建迷信势力很大的山区。红三军到黔东后的主要活动地区，即后来黔东苏区所在的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和酉阳、秀山边界一带，处于湘、川、黔接合部武陵山区。
武陵山脉的主峰梵净山就在印江东南部。湍急的乌江横贯这个区域的西部，既是区内唯一的重要水路，又是一大天然障碍。这一带耕地、人口均少，居民为汉、苗、侗、土家等民族，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压榨，极为贫苦，革命要求强烈。敌方军事力量也比较薄弱。那时黔东敌军在铜仁、江口有第二师柏辉章部两个团，在沿河、婺川境内有反王家烈的黔军第三师蒋丕绪部第一旅及第四旅（杨畅时部），在印江有反王家烈的黔军第八师廖怀忠部数百人（后移往松桃）。这些军阀部队，人员不充实，战斗力不强，且互有矛盾，名义上属王家烈节制，实则“各守门户，毫无联络”，“大都采取守势，不敢迎击”。这些条件对当时红三军从事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和整顿生息是比较有利的。
这时，夏曦由于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已由“左”倾冒险转为悲观消沉。
红三军的领导同志及广大干部战士，对错误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到达黔东前后，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坚决反对再继续无目的的游荡，主张在红三军中恢复党团组织、政治机关和创建根据地，并重建了军政治部。
六月十九日，红三军进驻沿河之枫香溪。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此召开会议，决定创建黔东苏区。会后立即召集有关领导干部对整顿部队与创建苏区等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布置。
接着，红三军配备了部分团的政治委员和连指导员，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和被解散了一年多的党团组织。对这方面的工作，关向应作了巨大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到九月间，全军已有四百六十三名党、团员，其中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少数是新发展的。部队的其他组织建设工作也有所改善，提拔了一批干部，办了两期干部大队，培训学员四百余人。
如前所述，红三军中的清党、解散党团组织、取消政治机关，是在远征到湘鄂边后不久开始的，到红三军进入黔东恢复党团组织，重建政治机关，历时一年多。起初，在红三军中，七、九两师的清党工作是由盛联均和宋盘铭负责的。后来，中央分局说他两人是改组派。盛联均“利用清党来提拔改派分子，打击真正的党员。宋盘铭则对清党消极与形式的执行，他把改组派组织又恢复起来”。“当时改派残余又团结起来成立了军委，以宋盘铭为书记”。因而“第一次清党……流产了，……党的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当时就以肃反为中心，清党也迟缓了”。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中央分局决定“以关向应、贺龙、卢冬生三同志为（红三军）清党委员会委员”，并“以一个月为限”进行“清洗”，而实际重新开始清党是在红七、九两师分开活动以后。“分开活动期间”（一九三三年八至十二月）贺龙、关向应所率部队中“军部各部、处及九师各部、处大部分已清党完毕”。“当时夏希（曦）在七师没有清党”。“直到退出黔江在西库休息时期（一九三四年二月）才加紧清党工作（由中央分局委员分途去清）”。红九师在一九三四年二月间“初步登记完毕”，红七师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初步登记完毕”。因为“肃反”中党员、干部首当其冲，有些同志拒绝重新登记，加上对参加过“改组派”，即使只是被“改组派供过，没有事实证明”的党员也都不允许登记，所以，在红三军进入黔东后登记党员的工作并未结束，而且是在枫香溪会议上布置的工作之一。一些应予登记的党员和在“肃反”中被错误开除的党员的党籍，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肃反”停止以后才逐渐得到解决的。在党员“初步登记完毕”之前，有的单位已有党的组织和一些活动（如军部的党支部），但全面恢复党组织，是在经营黔东期间。
至于政治工作机构的情况，中央分局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给中央的报告上说：“政治系统在第一次肃反中被破坏了的，如政治部和政治处在（第）一次肃反后只剩少数的次要工作人员。在六房咀的时期，政治人员虽然增加了些，但是很少的。在（第）二次肃反中政治系统完全破坏了，到桑植后才开始补充指导员，以及到鹤峰苏区的时期，在清党的过程中准备了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可是在党的解散后，这个工作又停顿了”。“在（第）三次肃反以后，党组织解散了，因之党的工作及政治工作是完全停顿的”。“一直到现在才全部恢复了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关的工作，但还是不健全的”。“红三军各师的政治处，准备改成政治部，各团在红军扩大中准备建立政治处”。
同停止“肃反”一样，重新登记党员、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也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和反复的斗争。
枫香溪会议以后，红三军在加强内部建设的同时，大力开展了创造黔东苏区的工作，每师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专作地方工作，并抽调若干分队作为建立地方武装的基础。计“从红军中调出参加苏维埃工作的约一百人，参加独立团、游击队的约近三百人”。还派了一批干部到冉少波领导的“神兵”中做改造工作。为了培训地方干部，举办了政治训练班，吸收本地干部学员一百五十余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致贵州印江、德江、婺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没收地主豪绅之粮食财产之条例》和《雇农工会的斗争及其组织方法》等一系列文告。
红三军除了打击敌人、掩护地方工作外，每到驻地便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建立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和地方武装。
红三军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实际行动和严明的纪律，对广大群众产生了深刻影响，博得了广泛的欢迎和拥护。对此，国民党沿河县邮政局长戴德初给贵州省邮政局的报告中曾有颇为生动的叙述。报告说：红三军攻克沿河县时，县邮政局“局长……偕同家小逃出战区……甫……至大龙坡下，共匪千余已由捷径包围而来……遂与家小暂避入山。殊匪到达该地，即行宿营，局长所藏林外即为贺龙军部所在，……后恐被人察觉，又乘黑夜逃上山巅……次日该匪仍不移动，时有牧牛小孩突来山上，见其手持一纸，阅之知为匪宣传标语——红军之任务及纪律——见有保护邮政及邮差一条，于是毅然下山，亲谒贺龙，当将避难遭遇一一面诉，贺军长以为系受片面宣传之误会，情极可原，将局长随带各物验检之后，遂令所部勿得留拦，至此始得安然回局，所有票券款项均无损失……该匪内部组织异常严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该匪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富豪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其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人心归附，如水下倾”。“该匪用其愚民主义，处处牢笼无产阶级，联络神匪，并宣传欢迎白军士兵参加红军。以故神匪归者络绎不绝，闻风响应者，各地皆是”。
由于黔东地区广大人民受贵州军阀和封建势力残酷压榨，革命热情很高，加上红三军工作细致深入，各项工作进展比较迅速。一个多月的时间，沿河、德江、印江、酉阳等县的各级苏维埃政权便先后建立了起来。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在沿河之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一百三十五人，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上地条例》、《扩大红军及地方武装问题决议》、《优待红军家属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关于苗家问题决议》和《肃反条例》。选出了以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朱绍田、孙秀亮等八十人组成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贵州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
地方武装的发展也比较快，到六、七月间，已先后成立了沿河、德江、印江、黔东、川黔边等五个独立团，共一千五百余人。此外，还成立了十个游击队，共四百余人。自卫队也普遍组织起来，放哨守卡，自动捉拿坏人。
同时，还在沿河的小井吸收了“神兵”司令冉少波为首的千余“神兵”，将其编为黔东纵队，由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九月又将黔东纵队和各县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
黔东的“神兵”是一九三二年当地贫苦农民为反抗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压迫兴起的，先在德江、印江、沿河、务川等县组织，后来遍及黔东大部分地区，仅沿河就有万余人。曾进攻德江、印江、沿河县城，声势很大。虽在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失败，但在群众中仍有较大影响，还保存了部分组织。冉少波率领的“神兵”接受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对于开创和保卫黔东苏区，建立当地地方武装，壮大红军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枫香溪会议后创建黔东根据地的情况写道：“在红军占领的区域，我们才去的时候，群众还跑兵，经过宣传以后，群众才回家，我们就去组织农民小组。组织以后，就开群众大会，成立乡苏维埃。乡苏维成立以后，就开始没收上地、分配土地、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大约快的七、八天，迟缓的两星期，我们就可以将（在）驻地范围建立乡苏维埃，分配土地，成立游击队。”由此可见，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十分紧张，进度也是比较快的。
在建立黔东苏区的斗争中，夏曦也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地方工作方面。
七月二十一日，****中央的交通到达沿河地区，带来了中央五月六日的指示信、****五中全会决议和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根据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春了解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了“严厉的指斥”。指示信说：“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极大的罪恶”，“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致）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着（中），这种恐怖遂造成了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这样的肃反如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走到你们自己少数人也互相怀疑、猜忌与不信任的结果。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最少数……如果我们能够有系统的作反改组派的斗争，在群众中彻底揭露他们的阴谋和罪恶，及时肃清这些分子出领导机关，开除动摇分子的要职，说服被反革命分子与动摇分子所欺骗的群众，使他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那未改组派便不会有这样大的影响，给我们这样大的危害。照你们那样的估计，不但在党的路线上和对群众方面要发生严重的错误，而且使人不能正确了解湘鄂西失败的原因，同时会把自己在这个期间所犯的各种最主要的错误掩盖起来”。
“由于你们不相信群众……所以你们也就不能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参加红军，及不能将已吸收来的‘从组织上巩固起来’，而形成枪多人少的怪现象。你们因专门肃反而放弃了日常的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冲破敌人‘围剿’的工作，你们是脱离群众的！这也就说明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击破敌人‘围剿’及固守新创造的苏区的主要的原因！而最不能容忍的是‘要宣布省苏维埃政府的罪恶’，这样你们不是反对钻人苏维埃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而简直是攻击与污辱苏维埃制度，破坏苏维埃的威信！这完全（是）由于你们过分估计反革命的力量，由于失败情绪的反映！”
“由于你们不正确的估计，……竟武断的解散了一切党和团组织，无理由的怀疑与不信任一切党员和团员群众，举行重新登记……这实际上（是）你们拒绝了到处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与繁殖我们党的工作，而陷入目前无党的状态，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是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成为不可能。”
“由于你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自己的同志……而陷于盲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因此造成你们现在没有任何决心与信心，来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而到处无目的无前途流浪着，过着游击的生活，虽是你们目前有着极端顺利的环境，特别是川东和湘西！”
中央指示接着要求：
（一）“坚决纠正你们的错误的肃反路线，立即恢复党内的经（正）常状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恢复和建立各级党和团的组织”；
（二）“尽量的扩大红军，加强红军的战斗力，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技术”；
（三）“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吸引群众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使他真正成为群众的，有威权的政府”；
（四）“坚决开展反对不相信群众力量的无情斗争，立即发动广大群众……建立一切的群众组织……坚决实行土地革命”；
（五）“立即将游击主力转变为创造新的湘鄂川边苏维埃根据地的基本力量，立即停止那种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的游击生活”。
八月初，中央分局开会讨论上述指示和五中全会决议，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批评，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并将五中全会决议、中央指示信和中央分局的决议向干部作了传达，初步批判了夏曦的错误领导。中央五月六日指示，对纠正湘鄂西“肃反”等错误起了积极作用。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揭示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湘鄂西地区党的领导人不相信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团员，极端夸大暗藏的反革命力量，从而把“肃反”的错误发展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把“肃反”同第三次“左”倾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联系起来，夏曦对错误的认识，自然也是肤浅的，在某些地方还达不到中央指示的深度。对于从红三军撤到湘鄂边以后的领导，他认为“自金果坪会议以后至十字路会议这一时期，党的工作就逐渐走到不正确的道路”。言下之意是，此前还不是不正确的。在“肃反”问题上，他认为“与反革命改组派作了斗争，这是正确的”，“错误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思想上的斗争”，完全没有触及把大量的忠实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个“肃反”的核心问题。如果不是贺龙保下了一些同志使其免遭杀害，情况还会更惨。对于滥施捕杀军队和地方干部造成的恶果，在中央分局九月十五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概未提及，而且依然说，唐赤英、王一鸣、刘昌运、汪洋、李人一、李强、齐素卿、周小康、陈协平、杨英、段德昌、王炳南、宋盘铭、陈培荫、叶光吉、盛联均、沈子样、吴玉堂、周海成等同志是“改组派”。照此逻辑，“肃反”在这个方面的错误不过是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改组派”。尽管如此，在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中连续进行了两年多的错误肃反，到此终于停止了，原计划还要进行的“第五次肃反”也取消了，这总是深得人心，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从此以后，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开始减轻。
黔东地区国民党军力量不大，王家烈还要以其主力对付其他贵州军阀和湖南的陈渠珍，他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除了反动政府和团防之外，驻军不多。红三军进入黔东后，王家烈除向蒋介石、刘湘告急，还到黔西南与国民党军阀、第二十五军副军长犹国才协商共同“防共”，并命其第二旅旅长李成章率第二、三、九三个团进驻思南、江口一线，以防红军夺取铜仁或深入贵州腹地。但因其部队战斗力不强，又要保存实力，提防其他军阀，所以进攻不大积极。红三军进入黔东后，进行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如三打沿河、两打淇滩和攻打冉家词堂、木黄等战斗，共约歼敌千余人，缴枪五六百支，形势比较稳定。
到一九三四年九月，黔东苏区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西阳五县部分地域，纵横近二百里，人口十万以上，并建立了特区党的工作委员会和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发展了部分新党员，建立起了十七个区革命委员会，六十七个乡苏维埃，分配了土地。
但是，由于总的路线还没有根本改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还没有彻底清算，苏区还是不很巩固的。当时，在土地问题上，仍旧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群众也未深入发动起来，党内、军内对于“肃反”仍然存有戒心，恐怖情绪并未完全消除，在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时，由于敌军李成章等部的进攻，苏区西部又丧失了部分土地，至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时，苏区缩小到南北六七十里，东西三十里，十二个区，人口减至三万余人，新建的地方武装缩小了一半。
尽管如此，黔东苏区的建立，对红三军来说还是万分必要的。红三军自一九三二年八、九月间退出洪湖苏区时起，基本上是过着流动的生活，虽然数次企图恢复和建立苏区，但都没有实现。因为没有苏区，部队失去了可靠的后方，伤员安置困难，人员得不到补充，疲劳时无安定的休整场所，物资消耗难得补给。黔东苏区的创建，结束了这种状态，解决了一些困难。红三军在黔东这段时期，补充了近两千名新战士，队伍壮大了，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休整。这些情况，以及“肃反”的停止，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工作机构的重建，无疑都是重大的、正确的转变。黔东苏区的建立，也为基本总结湘鄂西根据地及红二军团从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三四年秋七年的斗争历史，有许多经验教训，其中不少与全国其他根据地及红军大致相似，然而这个地区及其红军革命斗争的发展、挫折、成功、失败，也有其特有的经验教训。
（一）
鄂西（包括鄂中的一部分）地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较好的革命工作基础。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虽然遭到了严重摧残，但在鄂西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在湖北、湖南举行秋收暴动时，鄂西的暴动此伏彼起，给了敌人一定的打击。然而，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当地党组织执行“盲动主义”路线，暴动武装大都失败了，只有少数小游击队坚持着艰苦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夏，周逸群来鄂西重组特委，克服“盲动主义”影响，将党的主要力量投入农村，以秘密工作方式为主，隐蔽地建立工作基点，积极积蓄力量，“水浸”式地稳步扩大割据区域，待国民党军阀混战，正规敌军减少，反动力量相对削弱之时，猛烈展开武装斗争，拔除“白点”，连结各块较小的农村割据地区，迅速形成了一片革命根据地。同时，逐步集中各地游击队，组成了几支颇有战斗力的武装，并在斗争中，不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解决了农村中阶级路线，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巩固、扩大了农村中的统一战线，稳定了根据地的经济，创造出了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恰当地制订了宽待俘虏的政策，从而连续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依据这些经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形成了一系列决议，进一步推动了鄂西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紧紧依靠群众，很快把游击武装建成为一支正规红军——红六军，在紧靠敌人统治中心——武汉的水网地区建立了洪湖苏区。
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地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影响比较薄弱，但在那里贺龙有着特殊的威望和影响，有能迅速吸收一批现成武装的有利条件。那里也有不利的方面，主要是要按照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反动政权的路线开展斗争，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因此，红军及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起落。然而，由于在实践中能够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经过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阶级教育，加强对军队的改造工作，提高红军的军政素质；同时，对不同背景的土著武装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打击和孤立反动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团结教育可以合作及改造为红军的进步力量，党领导的武装就站稳了脚跟，并逐步扩大，建成了湘鄂西又一支主力红军——红四军，在省区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贫瘠山区，建立了湘鄂边苏区。在创建洪湖、湘鄂边根据地的同时，党在巴兴归、鄂北（主要是襄枣宜）等地区创立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也各有其特殊的经验教训，但这些经验教训大体上与“洪湖”和“湘鄂边”两种类型的情况，可以说大同小异。从这几个地区这一时期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即凡能从实践中认清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阶级估量，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包括正确的作战方针、原则），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就能够因势利导，使革命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即使遇到错误路线的干扰，也能绕过暗礁，避免最终的失败。
（二）
湘鄂西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自一九三○年秋到一九三一年春总的形势是比较好的。虽然各地区情况不同，发展不够平衡，但根据地建设大体上都是在湘鄂西特委有关决议和政策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时期，各地区坚决执行特委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有了很大发展，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调动了翻身农民的积极性，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并且激起了广大农民直接投身革命战争的热情。但到一九三一年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人错误地断定湘鄂西苏区“富农路线继续存在与发展”，“明明白白是富农路线的统治”，积极实行“加紧反富农斗争”和“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左”倾政策，使湘鄂西的土地革命走上了邪路。此后的土地革命扩大打击面、到处树敌，孤立了贫雇农，破坏了根据地的建设。这是根据地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湘鄂西的地方武装，多是在农民武装暴动中建立起来、在残酷的反“清乡”、反“围剿”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它是组建与扩大主力红军的基础，又是夺取和保卫政权的重要力量。游击队、群众武装与正规军相结合，构成了新型的苏区武装力量体制。红二军团的成立，是湘鄂西苏区革命武装发展壮大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阶段性标志。但在红二军团南征时，为集中力量攻打中心城市，几乎把洪湖苏区地方武装都编人了正规红军，以致反“围剿”、保卫洪湖苏区的担子全部落在了新组建的少量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身上，洪湖苏区的武装斗争一度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前一阶段的正确的政策和作战原则仍然在发挥作用，洪湖地区的地方武装还是充分利用河湖港汉和部分山区的有利地形，凭借良好的群众条件，灵活地进行游击战，有力地打击“围剿”军，并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又建立起了一支正规红军，为恢复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写下了人民战争的光辉篇章。而在同一时期，红二军团则由于执行立三路线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和错误的作战方针，军事行动与根据地建设脱节，与群众斗争脱节，以及主力红军使用方向不当等原因，遭受了严重挫折。到一九三一年夏季以后，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在“反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虽然全部否定了湘鄂西红军创造的成功经验，但在“左”倾路线还没有完全控制红军的时候，红三军尚能在襄北等地灵活机动作战，从而取得巨大胜利。到了“左”倾领导人为加快推行冒险主义的步伐，加紧控制红军，挑起党内斗争，打击军队和地方主要领导干部，要求完全肃清“游击主义”，“准备到攻打大城市及可与帝国主义作战的必要限度”的时候，湘鄂西的武装斗争便几乎完全脱离了正确轨道，从而结束了兴盛的局面。
对这一阶段湘鄂西革命斗争的主观指导进行正误比较，是很能发人深省的。
（三）
以****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标志，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得到了全面贯彻，为时不长，根据地就全部丧失了。失败的原因，最根本的是错误的肃反摧毁了根据地和红军赖以克敌制胜、坚持斗争的基础。湘鄂西的“肃反”错误之所以发展到极端的程度，第一，是“左”倾领导对根据地中暗藏的敌人和革命团体的不纯程度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夸大了打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力量；第二，是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注重证据；第三，是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第四，是怀疑一切，从“肃反”发展到对党内外群众概不信任。总之，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心目中，可以信赖的人是极少的。这既是他们执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的思想基础，更是造成“肃反”错误的思想基础。此外，“肃反”又是在敌情严重、斗争残酷和深入“反富农斗争”，盛行唯成分论，以及强调把右倾作为主要危险加以反对的政治气氛中展开的，客观环境利于滋长一种以极“左”的角度看待各种矛盾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势必使错误恶性发展。湘鄂西的“肃反”，虽然也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是在当时****中央的总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有其显著特点。一是打击面宽。湘鄂西各根据地、军队、地方机关和人民群众中无一例外都开展了“肃反”运动，“左”倾统治所及之处，无不深受其害。二是时间长。大规模“肃反”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虽然区分为四次，但间隙很短，或者没有间隙。三是由“肃反”错误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导致了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大倒退。四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大批领导干部被错杀，而且以反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十分紧张频繁的时候捕杀的数量最大。军队的领导机关被严重削弱；地方党委、政权机构几乎被全面摧毁。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力量有组织地动员、率领群众进行反“围剿”，失败之后则更少有领导群众做恢复工作的，以致苏区全部沦为白区，隐蔽斗争也很少得以坚持下来。这当然也同红军和各级地方机关仓卒撤退，缺少坚持斗争的有力措施有关。但为害最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摧残革命骨干，整垮了党的组织。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比较少见的，是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夏曦在两年多的时间，发动了四次肃反，杀掉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李锐的资料）。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采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最后，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而且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
湘鄂西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遭受严重挫折的直接原因是作战失利。而作战失利则是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结果。在反第四次“围剿”以前，“左”倾路线错误估计形势，重新捡起立三路线时期已经破产了的夺取大城市的方针，急切地要与友邻区域打成一片，然后一起攻占大城市，开始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一九三二年七月以前，“争夺襄北，向平汉路发展”实际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红三军必须为实现这个企图在一个固定的作战线上执行速决的进攻战略。这就限制了红军打运动战、游击战的长处的发挥，束缚了红军灵活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自由；并且逐步失去了主动权。而在这个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彻底失败、敌人大举围攻苏区中心区域之际，“左”倾领导又改取单纯防御战略，在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彻底失败之后，仓忙实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是逃跑。“左”倾领导在战略上，对于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是歼灭战还是消耗战，是集中兵力还是分散兵力，是决战防御还是单纯防御等一系列问题，所要求或实际造成的都是后者，他们强加于红三军的战略战术，同当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根本不相适应，这当然不能打破“围剿”。
红三军建立黔东根据地，同在湘鄂西创建根据地的情况大不相同，条件并不及那些地区好，但实践证明，只要认清新区的具体情况，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恰当的方针、政策，并且允许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正确对待中间力量，抓紧时间发动群众，局面是能够迅速打开的。这些，在原则上又和创建湘鄂西根据地的经验相同，所以，可以说湘鄂西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带规律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