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军向襄北出击洪湖苏区的新发展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东北，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拱手让出了东北三省，并继续“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西地区国民党军积极调整部署和集结兵力，准备大学向苏区进攻。第四十一师、独立三十七旅进占张截港、潜江等地，荆沙方面的川军郭勋等部也积极配合向苏区进犯，根据地形势又趋紧张起来。针对这种情况，红三军决定首先打击川军，尔后对付襄北之敌。十一月上旬，红军在后港、十回桥歼灭了川军第九旅张邦本部和郭勋部各一个营，击退了川军的进攻。随后，折入襄北地区，于十一月十二日攻下皂市，歼灭鄂军曹振武团及武汉保安团各一部，俘获人枪八百余。接着又在天门、京山一带游击，牵制了天门、岳口等处的敌人，稳定了根据地的形势。红三军在襄北活动四十余日，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因夏曦极力纠缠于党内斗争，未能发动群众支前参战，以致红三军与后方联系困难，不少伤病人员无法安置，遂于十二月下旬撤回襄南。
此时，活动于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湖北国民党军将主力调往平汉路以东地区。红三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主力再向襄北发动进攻。在红三军返回襄南时，敌第四十八师重占皂市，以工兵营驻守，并以特务团近两个营的兵力驻在龙王集，一个营驻在陈家河，掩护应城至皂市间的交通运输。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红九师从周家矶出发，由泗港渡襄河，二十日，冒雨袭占皂市，守敌逃往应城。红九师紧追不舍，于二十一日以主力包围了龙王集的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六个多连和一百多名矿警，以第二十七团包围了陈家河之敌，侦察部队逼近应城。敌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团长兼应城县长蒋作钧派工兵营解龙王集、陈家河之围，行至距龙王集不远的地方，大部被红军歼灭。
被包围于龙王集和陈家河的敌人，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红军一面利用周围高地和房舍逼近敌人，一面向敌喊话，进行争取瓦解工作，并着被俘之敌工兵营长写信劝敌投降。龙王集的敌人坚持了三天三夜后，因粮食、饮水缺乏，向田店方向突围，在突围时大部被歼。陈家河的敌人，在红三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因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不得不派人与红军谈判，在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的条件下，全部投降。
因为遭到红三军的不断打击，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忙调蒋介石嫡系第四师十二旅张联华部从孝感经应城赶往龙王集和陈家河增援。一月二十四日张联华部赶到应城，红九师得悉后，确定用伏击手段歼灭该敌。为了集中力量打好这一仗，红九师除以少数兵力监视陈家河之敌外，集中主力并急调汉川独立团在龙王集至应城之间的周家湾、下毛家贩一带的公路两侧设伏。
一月二十五日拂晓前，第二十六、二十五、二十七团（留第三营继续监视陈家河之敌）同时进入伏击阵地；汉川独立团除一部配置在路南外，其余作为预备队。拂晓时，陈家河之敌全部投降，围困陈家河的第二十七团三营也赶往伏击地参加战斗。
张联华部从应城刚出发，就与红九师骑兵连接触。骑兵连且战且走，敌人则沿汉宜公路不断西进。当其前卫进至下毛家贩时，遭红军猛烈阻击，公路两侧伏兵齐出，敌人被打得乱作一团，重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还未及卸载，进入伏击圈的两个团和旅直属部队即全部被歼，另一个团经黄家滩东逃，下午五时战斗胜利结束。
是役，红军先后歼灭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工兵营和龙王集、陈家河的矿警、民团全部，以及第四师十二旅大部，俘敌旅长以下官兵近四千人，缴获迫击炮二十门，轻、重机枪六十余挺，步枪三千余支，子弹数万发。红军伤亡三百余人。这是一次以小的代价换取重大胜利的战斗，是红三军回到洪湖苏区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与此同时，在汉川活动的红七师也先后打下了黄陵矶和侏儒山，歼灭武汉要塞司令钱大钧部一个营，逼近了武汉。
红三军的胜利进攻，给了敌人很大震动，何成浚急令第三十四师、独立三十七旅和川军向苏区进攻。一月二十六日，川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第三师第九旅共四个团的兵力从沙市进攻江陵、荆南苏区，占领了李家市、熊口、龙湾、老新口之线；独立三十七旅一部由潜江向南进攻，占领了周家矶、莲花寺、直路河，并在总口一带焚烧村庄；第三十四师则从污阳进攻孙家场、杨林关，威胁洪湖苏区中心。此时，苏区仅独立团支持战斗，情况紧急。湘鄂西省军委急调红七师西上迎敌，红九师沿汉口、宜昌公路向西抄袭独立三十七旅侧后。待红七师赶抵峰口时，第三十四师部队已被独立团击退，情势有所缓和。二月四日，红九师二十七团乘雪夜袭击张截港，歼新三旅一个营，继又连夜袭人潜江，残敌退守策口。此时，原红三军教导团根据湘鄂西省委指示，从房县回到了洪湖，改编为鄂西北独立团，不久又与红三军独立团合编为红八师，随即投入了包围策口的战斗。
敌人为解策口之围，从岳口和沙洋两个方向出动了援军。二月十二日，红八、红九师乘沙洋援敌尚未到达之时，在竹根滩发起攻击，击溃岳口援敌独立三十七旅两个营，策口敌人被迫投降。从沙洋出动的敌第四十八师三个多团，十四日晨向张截港进攻。红九师予以阻击，毙伤敌一百五十余人后，主动撤往灰埠头。张截港、北黑流渡一线的敌人，在红军的军事压力下，相继退走，其他各处敌人未敢轻举妄动。从二月四日到二月十四日的十天战斗中，红八、红九师共歼灭敌人三个营，并牵制了大量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减轻了敌军对洪湖苏区的威胁。
何成浚决定将湖北全境划为五个“清剿”区，并命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徐源泉负责“清剿”洪湖苏区，限三、四两月肃清。徐源泉受命后，确定“首先恢复应城、岳口间交通，后就应城至岳口的大道划为两区，抽十团以上兵力，同时分剿”。
根据上述计划，为打通皂市、天门间的交通，配合泗港、张截港之敌向渔薪河、灰埠头一带“进剿”，敌第四十八师一四四旅三月五日由皂市出动。因适逢大雨，即暂停于皂市以南之文家墩、李家场等处。红三军得悉后，决定歼灭该敌。遂令红九师从渔薪河，汉川独立团从蒋家场向文家墩之敌隐蔽接近，红七师从吴堰岭逼近皂市以钳制敌人。经周密部署，红九师和汉川独立团于六日中午突然向敌军发起攻击，并很快突破敌人阵地，歼敌一部，占领了文家墩、杜家岭。敌旅长韩昌峻率残部退至胡家岭、坡湾一线，构筑工事，负隅顽抗。七日拂晓，皂市的敌军第一四二旅前往增援，当即被红七师及红九师一部击溃，被围之敌不敌红军攻势，战至当日下午，在飞机掩护下向东突围，溃逃中被红军全歼于方家咀、坡湖一带。此役，敌旅长韩昌峻以下两千余人被俘。泗巷、张截港等处的敌军闻风丧胆，纷纷向沙洋、岳口、天门一带撤退，敌人的“清剿”被粉碎。
龙王集、文家墩等战斗的胜利，是红三军运用在长期作战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抓住了敌人没有群众拥护，不了解红军情况，离开阵地不善打仗的弱点，利用雨天、黑夜隐蔽行动，采取袭击、伏击、围点打援、各个击破的战术，把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发扬吃苦耐劳、英勇果敢、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所取得的。在出击襄北的战斗中，红三军共歼敌两个旅又一个团另六个营，缴获各种枪五千余支。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发展。洪湖苏区的范围东西达五百余里，南北达二百余里，人口近三百万。文家墩战斗后，汉川独立团编人红七师，红七、九两师都扩充到三个团，红三军全军达一万五千余人，各种枪一万一千余支。洪湖各县均成立有警卫营或连，不少区、乡组织有三五十人的游击队，共有枪二千八百余支。洪湖根据地又建立了川阳、天汉、天潜、荆当、荆南、云孝和钟祥、京山、应城等县的苏维埃政权。然而，这个本可继续发展的大好形势，因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各方面的影响，不久就开始向不利方向转化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监利的周老嘴召开了****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一百二十六人，代表二万二千多名党员（包括军队中的党员二千五百三十六人）。
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二年初，****中央曾数次给湘鄂西党组织发出指示。这些指示，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的贯彻执行，起了鼓励和推动的作用。湘鄂西中央分局坚决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就是要通过这次大会，在“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下，进一步在湘鄂西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
在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由于夏曦坚决执行“左”倾路线，使湘鄂西的革命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许多同志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改变这种状况。大会在听取了夏曦的政治报告后，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七十多人对夏曦进行了严肃批评。特别是万涛等同志，就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后的争论，指出夏曦的错误，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但是，因夏曦有****中央领导的支持，代表大会未能达到大家希望的结果。
这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前被派到上海再次反映湘鄂西党内争论问题的尉士均，向****中央汇报了湘鄂西党内斗争的情况。中央认为需要给夏曦以更有力的支持，即派关向应到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
尉、关的到来，对代表大会起了扭转方向的作用。尉士均因在中央受了批评，返回湘鄂西途中，关向应又向他做了说服工作。于是转而支持夏曦的错误，在红九师北上、江南失败、红三军南下后的行动等问题上，极力为夏曦的错误辩解。关向应向代表大会传达的中央指示，把万涛等对夏曦一系列错误进行的抵制和批评，说成是“对中央分局进行****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大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结论不再向夏曦作斗争，一些人并且跟着反对万涛等同志，随后又接受了夏曦所作的政治结论，通过了他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
夏曦对于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党内斗争作了结论。首先，他肯定了中央分局成立后开始的“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和工作成绩，特别是纠正“立三路线”的成就，其次，他按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信的精神，认定与他作斗争的同志，一部分是“阶级敌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他们“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争”；另一部分是因为工作遭受部分失败就到党内寻找失败的负责者的人，他们对整个领导的正确性发生怀疑，实际上是失败情绪的表现；还有一部分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没有正确的了解”的人，他们与“立三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没有分开。第三，他专门给万涛重新作了结论，说万涛改变中央分局和省委关于红九师行动的决定，助长了军事冒险行动；不仅不在党内揭露自己领导红九师脱离苏区的错误，反而团结一部分人和****分子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斗争”，企图使临时省委与中央分局对立，动摇党和红军的领导，“完全是****行动”，“只有帮助反革命的意义”。第四，他把潘家辰定为****分子，指责潘家辰主张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进行有系统的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对于与会代表对他的批评，在他所作的结论中，唯一接受的是，“在潜江失败以后，在潜城谈话会中，发生了红军主力移到另外一个苏区的主张，这是绝对错误的，这是完全在困难面前发抖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与没有征服困难的坚决性的表示。当时前方同志（特别是夏曦同志）没有能在原则上揭露这种抛弃洪湖根据地的右倾的提议而给以严厉的无情的打击，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在客观上帮助（了）右倾提议的影响”。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万涛等对夏曦的批评不够准确。事实是，将红九师置于襄北依托鄂北山区支持洪湖的建议是段德昌提出的。在当时江陵、石首、潜江、监利、污阳、汉川水灾严重，襄河两岸多成泽国，百分之七十的群众外出逃难，给养无着、交通困难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项切合实际的措施。当时红军也只适于施行小后方和无后方作战，在襄北建立一定的后方工作，以便从洪湖地区难以得到支援时仍能进行胜利的战斗，有什么不好呢？联系后来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三军退出洪湖地区过程中夏曦的决策，可以看到他的这条结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是很大的。
在夏曦指责红九师“冒进脱离苏区”和红三军主力自房县南下行动中的所谓错误等问题上，大会之后（二月二十五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只认为他“解决不当”；并把在讨论如何克服水灾困难、巩固和发展苏区时与他不同的意见一律斥为“冒险政策”或“右倾路线”。大会的政治决议百分之百接受了****中央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提出的“左”倾冒险主义观点。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方面，大会决议的基本论点是：
“因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和中国革命的高潮，……反苏战争的准备与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策略之中心”。“中国工农苏维埃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作更广大武装冲突的整个历史阶段，摆在我们面前了”。“在帝国主义者加紧压迫中国和经济总危机形势之下，苏维埃和红军得到伟大的胜利……国民党在革命高潮的基础上，宣告破产了，他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苏区，作最后的挣扎（同时准备着新的军阀战争）。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弱点依然存在着，但是已经大大的向好的方面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转变到有利于工农方面了，现在革命形势的特征是反帝潮流与土地革命的汇合，是农民运动与城市反帝斗争日益开展与配合，工人运动的向前发展，将更推动这种发展的形势，而走到武装暴动的道路，而且各个苏维埃区域走向汇合的形势，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主要和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造成了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优越条件，因而过去不占领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基于这种认识，决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扩大苏区，将零碎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争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这种对革命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和由此而产生的对革命中心任务的错误规定，在实质上与“立三路线”一样是急于要夺取中心城市，妄想革命速胜；他们要求立即把各个苏区联成一片，其目的也是为了迅速夺取中心城市。大会还根据****中央“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京汉铁路的形势”的决定，在决议中进一步肯定了一九三一年提出的，以最大努力和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会师武汉的方针，以此作为湘鄂西苏区的基本发展方向。大会以后的各项工作，尤其是红三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是按照这个精神进行的；而中央分局更是不断强调向应城、云梦、孝感方向发展的“新的巨大意义”。但这一带靠近国民党统治中心武汉，交通发达，敌人重兵聚集，反动统治较强，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条件下，企图迅速夺取这样的区域，无疑是不正确的。
决议还为准备粉碎敌人“围剿”制定了一个“进攻的战略”，要求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反革命“围剿”苏区的总任务之下，集中力量向敌人展开“胜利的进攻”，使红军的行动更加“积极化”。“左”倾的领导者没有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敌人以优势兵力进攻的条件下不知道实行必要的退却，以各种手段去打击、消耗敌人，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而是一味要求红军去与敌人决战；在紧张而残酷的斗争中，不知道利用战役、战斗间隙使红军作必要的补充休整，而是要求红军不停地作战。他们认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向敌人作“坚决的进攻”，反革命就必然遭到惨重的失败。他们企图用这样的“进攻的战略”，既粉碎敌人的围攻，保卫、巩固苏区，又扩大苏区，以至与友邻苏区打成一片。
对于过去湘鄂西区党的工作，决议说：“错误在于执行国际路线和反立三路线没有深入”，“立三路线与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实质，还远远没有肃清”。“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从今以后，必须无情的来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保证国际路线的彻底执行”。对于攻击国际与中央，攻击中央分局路线的分子，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打击。
关于土地问题，决议要求根据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在老苏区继续“彻底平分土地”，“在新苏区要立刻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富农土地亦在没收之列），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工人自愿亦分给之），同时党必须领导平分一切土地，在基本农民群众拥护之下即实行之”。决议确定“苏维埃运动中的阶级路线”是“党和工人阶级依靠贫农联合中农与富农作坚决的斗争”。显然，这种路线是不符合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的。
另外，大会还按政治决议提出的任务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和组织任务等三个决议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苏区的若干重要工作，如渡过灾荒、加强对外出灾民的领导、巩固和扩大主力红军、游击队以及瓦解敌军等等，也分别确定了方针和任务，并选出了以杨光华为书记的****湘鄂西省委员会。这三个决议，在指导思想上当然也体现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精神，但对某些具体任务和要求的确定，是合乎当时湘鄂西的情况的，如修复堤防、恢复生产、动员群众参军、扩大游击战争、准备反“围剿”、加强群众工作，等等，都是迫切需要的，与会代表表示赞同。
这就是****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情况。
自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后，湘鄂西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在这场斗争中，以夏曦为首的“左”倾领导人在****中央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支持下，继过火批评邓中夏之后又打击了一批站在正确方面的负责干部，并且以党代表大会决议的形式，从组织上肯定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而全面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湘鄂西党组织的统治。
会后，“左”倾路线变本加厉地在湘鄂西推行，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也濒于毁灭的边缘。这次代表大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其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