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组成“讨贼联军”，声称“讨赤讨粤”，举兵三路进攻湖南。叶开鑫在吴佩孚支持下，组织讨赤军攻入长沙，唐生智部撤往湘南。贺龙得悉湖南形势逆转，立即率军赶赴湘西，占领了沅陵及其周围各县，准备同北洋军作战。5月，广州国民政府应唐生智要求，决定派兵入湘。20日，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来湘。24日，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由广东向湖南郴州进攻；第七军由广西向湖南永州（今零陵）进攻。两路北伐军进入湖南，唐生智6月2日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接受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及湖南省临时政府省长职务，宣布“讨吴驱叶”。湖南民众掀起了支援北伐的热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各县农民协会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发挥了巨大作用。
贺龙所部于7月16日奉广州国民政府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唐生智委任贺龙为师长兼湘西镇守使。消息传出，贺英首先起兵赶走了陈渠珍在桑植的守军，占领桑植县。湘黔边境各路民军武装也竞相奔往沅陵，参加贺龙的部队，使贺龙所部猛增到20个团。贺龙当年在湘西进行的许多利民利乡的工作，现在结下了丰硕之果。
由于北伐军声势浩大，黔军首脑袁祖铭也向广州国民政府提出了“恳予收容”的请求。广州国民政府派共产党人吴玉章赴四川处理此事。袁祖铭接受了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的委任，其部属彭汉章、王天培分任第九、第十军军长。实际上，袁祖铭仍在窥测时局变化，处于徘徊不定之中，因此，只派彭汉章率第九军入湘，其余部队和他本人留在川黔边境。
贺龙对袁祖铭是有所认识的。早在1923年，贺龙率部在四川作战时，就曾经说过：“袁大脑壳（袁祖铭）这个人哟，又想到南京去买马，又想到北京去捐官，没有个主见。他找吴佩孚当靠山，吴佩孚连自己也未必保得住，袁祖铭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北伐军左翼总指挥袁祖铭及其主力部队迟迟不动，对整个北伐军的行动，发生了不利影响。贺龙为了促使左翼各军积极投入北伐，便请彭汉章到沅陵，向彭表示，只要他们肯出兵，贺部愿为前驱。当年在四川作战时，彭汉章就熟知贺龙为人。现有贺龙大义凛然，赤诚相待，自己率领的1个军并不比贺龙的1个师兵力多，因此，尽管彭汉章对袁祖铭态度暧昧存在顾虑，仍对贺龙的建议表示同意。贺龙又利用自己的关系，对投靠吴佩孚的湘军叶开鑫、贺耀祖两个师做了许多争取工作。贺龙将叶部旅长姚继虞请来，晓以利害，使姚旅倒戈，投入了北伐军；又将贺耀祖的参谋长毛炳文请来，要他说服贺耀祖认清大局，不要与北伐军为敌。虽然当时未能使贺耀祖改变态度，却使其军心发生了动遥。贺龙还亲自动员沅陵进步人士和知识青年参加北伐行列。他在辰郡中学讲话说：“北伐战斗打响了，军队缺的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现在你们精忠报国的时机来了，愿意干的，跟我来。远的送你们进黄埔军校，近的请上我的随营军官学校。”在贺龙的鼓励下，沅陵近百名知识青年参加了贺龙的部队。
7月11日，北伐军进入长沙。贺龙率兵向踞守常德的北军王都庆师，湘军贺耀祖师发起攻击。8月1日，贺师先头部队占领常德。3日，贺龙抵达常德，接到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和中路军右纵队李宗仁电令：迅速联络黔军，先进常德，再攻澧州，准备向鄂西出动，以动摇荆沙之敌，保证北伐军西侧安全。此时，左翼第九军第二师杨其昌部已抵常德，但该军主力仍在沅陵；王天培的第十军停止在芷江；左翼总指挥袁祖铭还在贵州坐视不动。而北伐军总司令部已经决定进行汩罗会战，兵分3路向北推进。其部署是：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为中路，出岳阳，取武汉；第九军、第十军为左翼出澧州，取宜昌、沙市，掩护中路左侧，牵制鄂敌；第二军、第三军为右翼，集结于攸县，监视江西敌军，掩护中路右侧。
北军方面，吴佩孚在鄂西宜昌、荆州、沙市集结了卢金山、王都庆、于学忠3个师及川军杨森等部共8万余人，准备从北伐军左侧插入，断其归路，再与武汉守军及由河南调来的几个师前后夹击，歼灭北伐军于两湖战常在这种情况下，远在贵州和湘西的左翼北伐军主力，如再不行动，将无法对中路起到掩护作用。事关北伐大业的成败，已改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的贺龙当机立断，和第九军第二师师长杨其昌一起代表实际不在常德的军长彭汉章于8月10日联名发出讨吴通电，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促使彭部主力北进。
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主力直捣武汉。
8月14日，北伐军总司令部下达了总攻击令。在此之前，贺龙率部已将吴佩孚所属北军一部和贺耀祖师的1个团又1个营击溃，占领了临澧。到8月19日，北伐军发起总攻时，左翼第九、第十两个军主力仍在湘西，而袁祖铭还在贵州。在前线的左翼军只有贺龙率领的第九军第一师和杨其昌率领的第九军第二师。面对8万敌军，实难对担任主攻的中路军起到有效的掩护作用。
贺龙忧愤交加，除命令所部坚决向北军继续攻击外，又联合杨其昌直接致电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要求由前来督师的党代表吕超暂代左翼总指挥职务，以便统一指挥左翼各军迅速进攻。8月20日，蒋介石采纳了贺龙、杨其昌的建议，令吕超代左翼总指挥。由于贺龙顾全大局，努力斡旋，并以本师为表率，终于使左翼的状况有了改观。
8月27日，贺龙率师攻占慈利。守敌逃往澧州与北军王都庆师一起阻击贺龙的部队。
贺龙挥师猛追，进逼澧州。8月29日，王都庆师退入湖北。澧州一带只剩下依附北军的贺耀祖师。贺耀祖眼见贺龙攻势猛烈，自己的靠山北逃，就向北伐军总部投诚请编，又派参谋长毛炳文来到贺龙的指挥部求和免战。贺龙提出贺耀祖必须反戈攻敌，才能免战。贺耀祖被迫倒戈，接受改编，北伐军总司令部委任他为独立第二师师长。贺龙率部收复了津市、澧州。
贺龙进入津澧，促进了这一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9月11日，澧州妇女联合会诞生。12日，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和****澧县党部、共青团特别支部、国民党县党部相继成立。贺龙指示所部支持农民运动，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使军事行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夺取北伐战争的胜利。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由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受到了贺龙和官兵们的热烈欢迎。贺龙和周逸群早已互相闻名。贺龙驻扎铜仁时就住在周逸群家里，并且收到过周逸群从广州寄来的革命刊物。这次相会一见如故，相处十分融洽。(周逸群（1896年6月25日－1931年5月20日），字立风，中国贵州铜仁人。1913年入贵阳南明学校中学部读书，1919年前往日本留学。1924年初回国，与恽代英等人在上海以文章宣扬革命，10月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第二期，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办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1926年8月底，中路北伐军在贺胜桥等处连战皆捷，逼近武汉。而左翼北伐军第九、第十两军大部仍在沉陵一带，行动迟缓。吕超虽然代总指挥，并没有多少实权，很难使自成体系的黔军袁祖铭部听从调遣。鉴于要进攻荆州、沙市以策应主力占领武汉的战略需要，贺龙联系杨其昌、贺耀祖两师长向吕超建议：“非急攻荆沙，无以释西顾之忧。”经吕超同意，他们动员已抵津市、澧州的各支武装继续北进，攻击长江上游的吴佩孚军。在贺龙的敦促下，吕超在澧州召集二贺一杨三师长会议，决定出师荆沙。他们议定先占公安、石门，次夺荆州、沙市，再取宜昌，消灭北军长江上游主力。贺龙在誓师大会上讲话说：“这次北伐完全是为打倒帝国主义及专制的军阀，实行三民主义。我们军民合作，不日直下荆州，会师武汉。我贺龙当以头颅和热血，拼命到底，不取得荆沙，决不转身。”
9月10日，贺龙亲率少数便衣武装去公安一带侦察敌情和地形。13日，贺龙对全师连以上军官讲了8个有很强政策性和战术指导性的问题。他说：“此次北伐分左中右三路。我部属左翼，目的在夺荆沙。现中、右两路进展迅速，比起来，我们掉队了。现在决定日内分途出发，攻击前进。其次，我军过去与贺耀祖师长的部队作战，是因为彼此宗旨不同，现在，他们与我们站在一起了，主义一致，对他们的态度要和蔼，要以友军对待。第三，敌我力量对比，鄂军有3个师，兵力与我相等。但自经我军痛击，已成惊弓之鸟。我军连战皆捷，士气很旺，又得民心，所以进占荆沙，定操胜券。但我军应扬长避短，万勿轻敌，骄兵必败。第四，我军各军官作战时对敌情、地形多未考察实在，情报不准，真
令人担心。此次津澧获胜，因属在本乡本土作战，地形熟悉，容易得手。一至外省作战，必须考察明白，切莫轻易动兵。第五，我军行动迅速，但缓慢的也不少。兵贵神速。要尽可能减少伤亡。各级军官作战时，要善于选择适宜的指挥位置，要讲究通信联络方法，不要轻易暴露目标。第六，我军作战，不够沉着坚强，抵抗能力也还薄弱，并缺乏攻坚技术。以后作战，到万难支撑时，也应一面坚决抵抗，一面报告待援，如无命令，决不能自由退却。须知胜利往往只争最后5分钟。即使战死沙场，也是军人无上荣耀。第七，各部传令兵平日教育不够，以后应特别训练，遇到障碍要随机应变设法通过，完成任务。第八，此次作战，我左翼3师各担任一个方面，本师官兵务必奋勇前进。必须遵照先总理遗嘱，为民解除痛苦，要特别注意军纪，注意军民合作，才能夺取胜利。”
北伐军左翼出兵前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突然命令贺耀祖师开赴江西前线。这样一来，贺龙、杨其昌两个师就要面对北军3个师，增加了作战的艰巨性。9月12日，贺龙令第二团先行进入湖北，13日，令第一旅与杨师1个旅并肩夺取公安县城。
此时，在鄂西沿长江两岸布防的部队是吴佩孚所属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部，其第八师第十六旅守宜昌，阎德胜师守公安，于学忠师守沙市，由津澧撤回的王都庆师也属卢金山指挥。
9月14日，贺师一部占领公安城（今南坪），并乘胜向北追击。为集中兵力，贺龙急令常德留守部队、政治讲习所、警卫团及驻防桃源县的独立第三团等部于9月15日全部集中澧县待命。9月17日，贺龙亲率第二旅进入公安。
9月21日，卢金山令其两个师渡江向贺、杨两师反攻。贺龙率部在杨其昌师协同下，与优势之敌在黄津口（黄金口）、斗湖堤（今公安）一带激战3天，双方伤亡惨重。贺龙令第二旅攻敌侧背，请杨其昌师一部攻击黄津口，贺龙亲率第一旅对敌实行包围。经5天酣战，终将敌军主力击破，敌伤亡3000人以上，师长王都庆猝死。敌军一部据守虎渡河顽抗。贺龙率部乘胜攻击，第一团强渡成功，消灭敌军千余，其余敌军全部撤往长江以北。
9月29日，卢金山派代表向北伐军投诚。北伐军左翼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第一师第二旅旅长贺敦武和以勇猛著称的营长、共产党员罗忠义等壮烈牺牲。在这一段作战中，北伐军中路和右翼都各有3至4个军参战，左翼却只有贺龙、杨其昌两个师参战，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贺龙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此次作战的激烈程度，在贺龙及其部队的经历中是少见的。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记载：“接长沙陈恩元、靳经纬、严仁珊有（26日）电如左：‘（1）我一、二两师与敌在斗湖堤接触，敌方兵力甚厚，激战一昼夜，卒将斗湖堤占领。是役贺师七团，除团长外，死亡殆荆杨师伤亡官兵亦多。（2）次日，黄津口之敌死力来攻，激战两昼夜，始将敌击退。是役阵亡贺师旅长贺敦武一员，官兵甚多。杨师营长负伤7员，官兵数百。（3）请迅接济子弹，并催王总指挥天培从速增援。’接公安吕党代表敬（24日）电如左：‘（1）超于哿日同贺云卿、杨其昌两师长到达公安县，与敌激战于黄津口附近。（2）马日令杨师全部附贺师之一部，由正面进攻黄津口之敌。贺师之一部由观音寺、曾埠头向斗湖堤之敌进攻，激战至养日，两处均互有胜负。（3）斗湖堤至黄津口之线，有天然之险，逆敌卢金山、于学忠、王都庆旧部陈德胜等联合固守，顽强抵抗，我官兵伤亡甚众。（4）超于养日赴观音寺，漾日由院泊堤督同一师贺敦武旅由赵家桥深入，以攻黄律口侧背，同时，贺龙师长由金口，杨师长由龙墙，均向黄津口之敌众包围，攻击数次，激战终日，遂将敌之主力完全击破，敌向马家咀溃退。（5）是役贺旅长阵亡，主要军官伤亡约三分之二。’”战况的惨烈，可见一斑。
贺龙本拟乘势进攻，但由于在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从南昌撤围，鄂西的北军卢金山请降，因而奉命原地休整。
11月中旬，贺龙趁左翼战事平静之机，去武汉向前敌总指挥邵报告战况，了解全局情势，顺便医治眼疾。此时武汉虽被北伐军攻克不久，却已成为革命的中心。贺龙向前敌总指挥唐生智面报了军情，商讨了夺取宜昌的部署。唐生智向贺龙通报了北伐全局的形势。原来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右翼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接连失利，并已撤围南昌，后因增加了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第七军等一批生力军，使形势有了好转，北军孙传芳部在江西的10万大军面临被歼的局面。中路北伐军经过多次苦战之后，攻克武汉。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作战英勇顽强，在获得铁军威名的第四军中尤为突出。原北军将领冯玉祥已在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并将举兵南下与北伐军会师中原。面对这种形势，贺龙十分高兴。他觉得这次北伐大概会成功了，中国也终该统一了。他深深感到自己作为北伐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责任重大。在武汉期间，贺龙拜访了当年同为中华革命党人的老友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贺龙知道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领导人，不免多有询问。从林伯渠那里，他了解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曾几次诬陷、攻击共产党，制造分裂，这使贺龙很不安。从自己部队里左右两股力量的矛盾中，他感到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冲突具有普遍性，担心发展下去会造成不良后果。
12月初，贺龙回到澧州。周逸群及训练处长刘达五向他报告已经招收了新兵3000名。贺龙高兴地说：“了不起的成绩。过去军阀招兵，一靠票子，二靠绳子。我过去招兵靠乡土情谊、善待民众。现在工农大众起来了，我们招兵讲革命道理，一个钱不花，农民都把年青力壮的子弟送来了。政治工作太重要了。”但是，第一师内部新旧两派的矛盾围绕着部队如何训练的争论而公开化了。周逸群、刘达五拟定的训练计划被陈图南否定了。周逸群坚持要上政治课，陈图南藉口即将作战而不同意。贺龙支持周逸群的计划，他说：“正是因为马上要打仗，时间不多了，就更要向士兵讲清楚为什么要打仗。士兵觉悟了，打起仗来才会更勇敢；要是不晓得为什么打仗，本事再大又有什么用呢？有人认为我不喜欢政治工作，错了，我贺龙光杆一条，为什么拖得这么多人来？就是因为我讲了政治，才能唤起民众。”他又对陈图南说：“陈参谋，唤起民众，这是你自己对我宣传的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嘛！”陈图南呐呐地说，他并不反对唤起民众，但反对高谈阔论。贺龙说：“政治课要上，就这样定下来。”他让周逸群和陈图南都去讲课，1个星期至少讲1次。争论就这样解决了，但是，矛盾依然存在。
北伐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早在10月间，因为右翼北伐军在江西失利，使表示输诚的鄂西北军统帅卢金山改变了态度。他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勾结孙传芳及川军杨森，又公然在宜昌宣布“讨赤”。这时，鄂西的北军纠集了两个军又4个师的兵力，由沙洋东犯，进入天门、潜江，企图夹击北伐军，进而夺取武汉。到11月中旬，右翼北伐军在江西战场转败为胜，消灭了孙传芳的主力，肃清了江西全境之敌，中路北伐军收复了鄂东，总司令部乃决定会攻宜昌。第一师所在的北伐军左翼第九、第十军及第八军教导师在长江右岸实施主攻；第二十五军第三师在长江左岸策应；第八军第一、二两师及鄂军第一师溯江而上，配合左翼作战。
为适应宜昌作战的需要，贺龙将部队扩编为3个旅，另将收编的民军编成两个独立旅，共5个旅15个团2万余人。按左翼各个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贺龙师自然成为其中的主力。****湘区军委颜昌颐向中央所作的《报告湘鄂情况》中说：“湘西方面有九军彭汉章、十军王天培及贺龙3部。贺龙名虽隶于彭，实不受彭指挥。比较最有战斗力的，当以贺龙部为好。他有兵2万余人，有枪1万多支，能用者有1000多支，其部下皆能受贺指挥，纪律较王、彭为好，不乱拉夫，不乱筹饷。”
1926年12月6日，宜昌战役开始。贺龙率部首先协同友军肃清了长江南岸的敌军，毙伤敌2000余人，俘敌500余人，缴枪700余支，占领松滋。
13日，贺龙亲率军在宜昌、沙市间渡过长江，扫清沿江防守之敌，占领沙市，再分兵两路：一路向当阳追击，一路进逼宜昌。在贺龙和第十军王天培等部的迅猛进攻下，卢金山通电下野，于学忠、阎德胜师撤往鄂北，张福臣师退向兴山、巴东，川军杨森部撤回四川，17日，贺龙、王天培两部占领宜昌。此役，第一师毙敌团长3人，毙伤敌团以下官兵2000余人，俘敌数千，缴枪3000余支。贺龙实现了“不取得荆沙，决不转身”的誓宜昌战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令将贺龙所部编为独立第15师，委任贺龙为师长，脱离第九军指挥，负责鄂西警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