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讲战术其实没有对错之分，关键在于运用者的指挥能力。同样的战术，不同的实施者，结果一定大相径庭。红军总顾问李德的指挥是在是太僵化，战术运用能力也忒一般。而且他对红军的真实战斗力，及作战特点、风格并不完全了解，所以一到作战中就显得错误百出，力不从心。
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理论上是不错的战术，但是实施起来就满不是那么一回子事了。红军被命令分散开来，修筑堡垒，分散驻守。同****打起来阵地战，拼消耗，走向了恶性循环。
自1934年1月下旬开始，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奉命在北线与东线各战略要地分散设防，处处分兵。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副主席由周恩来、王稼祥担任。但是实际指挥权却在博古及其代理人李德手里。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也重新调整了部署：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从闽北向闽西苏区推进。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由中央苏区北线想赣南腹地推进。此路为进攻的主力，所属樊崧甫、罗卓英、周浑元、毛炳文、刘绍先、吴奇伟、孙连仲、刘兴、万耀煌等纵队皆是嫡系劲旅。西路何健、南路陈济棠以防御为主，以阻止红军主力突围。
自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一系列的阵地战；包括红五军团在横村、樟村的防御战；红一军团、红九军团、红三军团第四师对建宁以北的邱家隘、坪寮、寨头隘反击战，在凤翔峰的防御战；红九军团在鸡公山的阵地防御战；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协同红三军团在南丰西南之三溪圩、三坑的阵地反击战；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对建宁、新桥****的反击战。以上诸战役红军都打得英勇顽强，但是由于兵力、火力相差悬殊，都未曾取胜，自己反而遭到重大损失。阵地没能守住，节节后退。主力被迫向广昌一线退却。
广昌是由北路进入中央苏区基本区域后的第一个县城，距红色首都瑞金百余公里，为瑞金的重要屏障。随着国民党军北路军以瑞金为进攻方向向中央苏区纵深推进，广昌成为其必攻的重要对象。1934年4月初，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开始向广昌推进，并在南城设立了北路军广昌指挥部，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请来67岁高龄的德国一级上将赛克特为军事顾问；调集北路军第三路军陈诚部的3个纵队11个师及1个炮兵旅计12万兵力，集中在五公里宽的地面上，沿盱江两岸丘陵地带向广昌进攻。
4月7日，陈诚完成全部战前部署，决定分期向广昌筑垒前进。第一期占领甘竹圩附近地区；第二期占领长生桥、饶家堡、高州土段一带；第三期攻占广昌及附近地区。具体部署是：以罗卓英的第五纵队第11、14、67、94、98五个师及附加3个炮兵连为河西纵队，担任主攻，沿盱江西岸推进；以樊松甫的第八纵队第5、6、79、96、97五个师及2个炮兵连为河东纵队，担任助攻，沿盱江东岸推进；以周浑元纵队的第43师为预备队，随河西纵队跟进，工兵营随河东纵队跟进，准备随时在盱江架桥，以保障两岸部队相互机动；陈诚亲随山炮营、迫击炮营、特务团及别动队随后跟进。****采用“滚仗”的战法（即河西受阻河东推进，河东受阻则河西推进），沿路修筑工事、构筑碉堡，缓慢向前推进。该路军计划：“沿盱河两岸，逐步筑碉，向甘竹、广昌进展，完成南广公路，并诱匪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如情况许可，则一举进占广昌。”
在向广昌进攻同时，国民党军东路军在福建建宁、第六路军在江西龙冈同时发起攻击，迫使红军分兵应付。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广昌应否防御问题上，红军高层看法基本一致。李德回忆：“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因为他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带的道路。此外他们认为，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这一说法可从周恩来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每个同志都要认识，敌人这次占领广昌的企图，与以前四次战役更有着不同意义的形势。敌人在持久战略与堡垒主义的战术下，进占广昌是其战略上重要的步骤，是深入中区，实行总进攻的主要关键。我们要为保卫广昌而战！战斗胜利了，将造成敌人更大的困难与惨败的条件，将造成我们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更有力的基础。”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在战略抉择上受政治、经济背景制约，选择余地已很有限。初期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规模相对较小，资源供给也较多倚赖打土豪的收入，大规模后退和前进的运动作战游刃有余。而随着红军的扩大，苏区周围土豪被打尽，对资源吸取的正规化（如税收制度的建立），红军再要流动作战已不像初期那样较少顾忌。国民党方面收集的有关资料就谈到：“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唯其眷属及所分得之田地，均在苏区，若为****所占，则向之藉以维系彼等者，自失效用。我军占领广昌后，该县籍之匪兵，日久势将渐渐离异逃逸，影响匪军本身之战斗力，故有不得不死守广昌之苦衷。”
根据红军一贯的运动战原则，中革军委确定防御广昌的基本方针为：“1、集中红军主力打击和消灭敌之主要进攻。2、以必要的兵力尽力嵌制其他方面。3、派遣得力的地方独立部队，挺出敌人近的与远的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以嵌制和调动敌。”****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则发表社论强调：“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发展游击战争，可以使敌人力量很大的分散与削弱，使主力红军的战斗得到更便利的条件。”“建筑支撑点，制造和使用地雷、弩箭等防御武器来打击敌人（这方面赣东北有很好的模范）。但必须反对把中心力量完全放在这个工作的防御路线，并反对乱筑防御工事。”所以，虽然在苏区这一纵深地区红军已经构筑了一些防御阵地，但其基本思路仍是希望通过短促突击的局部运动战，达到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阻止国民党军深入苏区的目标。
循着运动战的思路，红军在广昌外围没有采取节节防御的作战方针。根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用兵思路，红军主力部队一、三军团开至广昌附近后，被置于机动位置，前线防御主要由新编成的红九军团及地方独立部队担任，广昌外围第一道防御线甘竹以北地区只布置了象征性的防御。
4月初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进展顺利，几乎没有经历大的战斗，很快占领甘竹以北地区。参加作战的国民党军将领发现：“当面守备的红军不是主力部队，是新近扩军所编成的队伍；装备很差，携带的多是破旧步枪，堪用的不多，而且弹药极少；战士素质不佳，老弱参半。”即使如此，国民党军也并不急于伸展，而是按部就班步步推进。13日，国民党军进抵甘竹后，双方才展开较大规模争夺战，国民党军先占领罗家堡、李家堡等外围阵地，随后控制甘竹。
是役****出动三、四十架飞机，数十门大炮向甘竹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猛烈炮击，炸弹、炮弹像暴雨点般地倾泻下来，红军阵地一片火海，硝烟弥漫，大部分工事被摧毁。紧接着大批敌军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气势汹汹蜂拥一般向红三军团5师、红九军团3师等红军阵地展开了疯狂进攻。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激战，成营的红军进行数次冲锋突击，均未成功。一队队红军战士跳出战壕，刚冲到开阔地带就被敌军炮火击中，侥幸冲过敌军炮火的也被敌人机关枪一排排扫倒，战况惨烈，第一天红军就伤亡1000余人。李德则一个劲地指责彭德怀没有组织反攻。彭德怀当即忍无可忍地向李德发火了：“我们每人只有几发子弹，怎么反攻?你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甘竹被占领后，国民党军离广昌已不足40里，兵锋直接威胁广昌，围绕着下一步如何动作，红军两个主力军团指挥官的看法有所出入。14日，根据对国民党军主攻方向的判断，第一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聂荣臻向朱德提出建议：“我军主力目前宜隐蔽于千善、石嘴以南诸地，而以一部伪装主力在现地诱敌，主力准备突击经河西前进之敌，和准备突击向大田市、溪口前进之敌。如周（浑元）纵队联合向南采取跃进时，我们更便于突击他。”16日，再次提出：“即令在敌人采取编成两个纵队同时架河而上的行动，我一三军团亦不应分开。”这一建议主张将主力大幅收缩至广昌城附近地区，待国民党军充分展开后，再待机出击歼敌。所以他们强调要将三军团主力南撤：“如三军团在现地不动，不仅不便于对付敌人自由河西前进的情况，对令地方队，对敌经河东活动南进时亦成了在正面和距敌的短距离内阻敌。”几乎与此同时，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则判断国民党军将由盱江东岸南进，主张红军主力应在甘竹以南的“芙蓉塅、大罗山地带与敌决战，以充实的一营固守延福庵，扼守制敌两个纵队不易联系……以第六师自延福庵至大罗山钳制樊纵队，以四师三师一军团十三师为突击兵团在芙蓉塅、里峰地域决战”。两种建议，都主张在广昌外围进行有效防御，在具体作战方式、作战地域上则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彭、杨运用主力在芙蓉塅、大罗山山地地带与敌决战的设想，主要是考虑到山地作战对防御一方的优势，有相当的合理性，不过山地作战虽对防御一方尤其像红军这样火力较差的防御者形成有利因素，但这一战地事实也在国民党军预料之中，难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而林、聂的设想应包含着更多的制人而不制于人的争取主动思路。不过，彭、杨和中革军委也许可以辩解，根据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的一贯方针，他们“取逐步构成野战工事节节推进以求得火力掩护的可能极多……未完成前两翼暴露南进广昌的可能减少”，在此背景下，林、聂的设想固然不错，但也不排除落空的可能。当时国民党第三路军规定的推进计划就明确指出，如红军“保持相当之距离，不与我求决战时，则我仍筑碉前进”，并没有轻率求进的意思，而放弃大罗山山地这一有利红军防御作战的地带，广昌也将无险可守。
4月19日，国民党军在判断红军主力集中于盱江东岸地区后，转调部分兵力用于东岸，开始向该地区的延福嶂、大罗山一带红军主力发动进攻，而红军也从广昌城附近调集红一、三军团主力向大罗山一带进发，准备在此捉住国民党军一部实施歼灭战。上午十时半国民党军第6师猛攻大罗山，下午一时占领大罗山阵地。红军对延福嶂、大罗山一带阵地并未取固守态势，据周恩来报告：“三军团主力七时半到马鞍寨、磜上，他们未依军委突击攻大罗山之敌，而拟待敌攻天井围、墓坑时再突击。”而据三军团的命令：“我军以于邓家庄、石源、浮竹、大罗山地带突击该敌于我防御地带之前而歼灭之为目的。”为此，红军集中六个师兵力分左、中、右三队集中于大罗山地区，左路为第13师、第6师，中路为第4师、第5师，右路为第1师、第2师，准备取三路包围之势，待敌深入红军阵地后，突击并消灭敌人。当国民党军进占大罗山时，红军主力已在此一带集结，国民党军当时发现：“当我向大罗山攻击时，侦察天井围墓坑一带，似有伏匪”，而其第34团团长也报告：“匪大股（人数队号未详）在瑞雪（云）庵附近潜伏。”国民党军占领大罗山后，一度确曾继续向纵深追击，第18旅旅长向该师师长报告：“当面之匪击溃后，向大罗山东南溃窜，我已派队追击中。”但是，第6师师长周嵒根据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以来一贯的稳扎稳打方针，于下午3时半命令18旅应“迅即构筑守备公事限本夜完成”。而第三十六团九连攻至红军重兵集结的天井围附近并请求炮兵火力支援时，周嵒当即指示：“一、天井围过于突出，该团第九连应在炮火掩护下，即行撤回。二、大罗山至平山间工事，须迅速构筑。”国民党军处处提防，不愿轻易深入，使红军待敌深入后再施突击的设想难以实现。
不过，虽然由于国民党军的谨慎，其进攻部队间保持了良好的阵形并紧急构筑了野战工事，但国民党军第六师在大罗山地区的深入究竟给红军提供了实施包围并进行歼灭战的机会，而红一、三军团主力在此的集结显然也正是为着这一目标。当晚19时左右，完成集结的红军主力向大罗山一线国民党军第6师发动猛烈反攻。红军在这一局部拥有对国民党军的绝对优势，形成了实施歼灭战的条件。是役，红军志在必得，集中了几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队，反攻“炮火极为猛烈，双方死伤亦极奇重……战斗时间竟达十五小时之久，可谓作战以来仅有之剧烈斗争”。但是，国民党军凭险顽抗，表现出较强的抵抗意志，红军始终未能攻克大罗山主阵地。战至20日凌晨3时许，红军虽然竭尽全力，仍未能实现歼灭敌军的目的，被迫撤出战斗。大罗山反攻失利后，红军退至饶家堡一带，准备利用深山密林继续对来犯敌军实施打击，力争歼灭其突出部队，命令“三军团由墓坑及其以南山地和天井围向樊敌主力及肖师行猛攻干脆的突击”。20日下午，红军向深入饶家堡地区的79师235旅部队发动突击，同时，红军一部绕向235旅后方，准备截断其后路，但在前排遭遇国民党军97师主力，无功而返。当夜，红军再向饶家堡一线国民党军发起猛烈攻击，“双方呐喊格斗，声震山谷，饶家堡西北高地及大坪咀山阵地，失而复得者，凡五六次”。但是，红军虽然在局部形成实施歼灭战的条件，但国民党军充分发挥其在第五次“围剿”以来对野战工事的熟练运用，“利用村沿、林沿构筑工事”顽强抵抗，并不失时机展开反击，使红军攻击每每功亏一篑。21日拂晓，红军在无法击退敌军后，被迫退出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进占云际寨、香炉峰、高洲瑕一线。红军主力退往广昌城一线，盱江东岸战事告一段落。
大罗山、饶家堡两次战斗，尤其是大罗山一战，红军出动了几乎所有主力部队，在运动中抓住国民党军不完整的一个师实施攻击，仍然不能取得充分的战果，充分体现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确实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这一状况的出现，除国民党战略战术运用的成功外，国共双方战斗力的此消彼长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早在广昌战役开始前夕，彭德怀就不无忧虑地注意到：“近来发现提拔干部时红军战士不愿意当干部的，比以前的数字增加。”这和红军干部的大量伤亡及新战士的大量增加使红军本身素质下降不无关系。在此前不久的东华山战役中，就出现“七团有些新战士不会打手榴弹，敌人冲来时，把手榴弹交给班长打”的状况。国民党方面战史也记载：“匪兵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与此同时，由于庐山训练及军队整编等因素，国民党军战斗力却在逐渐增强。周恩来谈到：“蒋介石对于这些军官的训练，不能说是没有相当的结果，如果我们看到四次战争中白军军官的无能，那我们看到现在是狡猾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我们打埋伏，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查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垒与我们作战而很快的缩回堡垒去，这些都要算是他的进步。”大罗山、饶家堡两次战斗，红军造成了和前几次反“围剿”相似的获胜甚至形成歼灭战的条件却难以得手，对红军既定战略战术的实施贯彻带来了巨大阴影。当红军集中主力在盱江东岸对国民党军突出部队实施歼灭战时，国民党军利用盱江西岸红军仅有两个师番号（实际不到一个师）部队，作战能力也相对较差的薄弱环节，在此迅速向前挺进，很快占领长生桥、伞盖尖、火神岩等地，兵锋直指广昌城，广昌危急。
广昌外围战事连遭失利后，如何引导战役发展成为重中之重。4月21日，****、聂荣臻以“万万火急”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如突击当前之敌无把握且广昌××，三军团本晚须即由沙子岭以南渡河，与敌决战于广昌附近。”主张放弃在外围继续抵抗，直接在广昌城附近与敌决战。同日，博古、朱德、顾作霖发布命令，号召继续展开广昌保卫战。要求红军“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面对前线不利形势，****中央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战略的变更，“使我们红军消灭敌人的战斗，须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来进行”，强调：“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左右前后，在敌人的封锁线外，在敌人的堡垒间隔之中，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到处去寻找敌人作战，冲破封锁，钳制敌人……配合和掩护我主力红军，得以运用自如，实施突击，而最终的消灭敌人”。
虽然****中央要求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但远水难解近渴，游击战事实上难以担起改变战场形势的重任。相反随着广昌外围防线被步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愈来愈小，广昌战役已越来越向阵地遭遇战方向发展。22日，周恩来致电朱德、博古、李德，提出三项建议：“1、最紧急时须调二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2、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3、……拟令董朱二十四日西移二十五日可参加广昌战斗。”[86]这实际是要求把红军最精锐的一、三、五（董、朱部）军团全部投入保卫战，反映出****高层对广昌防御的极端重视。同日，博、朱、李复电周恩来，未采纳将红五军团西调的建议，而仍指望通过以一军团在盱江西岸诱敌，再由“三九军团包括十三师在内突击该敌”[87]。不过，随着国民党军迅速向广昌逼近，这一计划也迅成泡影。26日，中革军委下令组成3个作战集团，准备不顾双方实力对比，在广昌城外围进行毫无成算的大规模兵团作战。其实，中革军委这时对战役前途并不乐观，《火线》发表社论强调：“保卫广昌战斗虽是五次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斗，但不能认为是五次战役唯一的决定最后胜负的一个战斗。五次战役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主要的在于我们能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假如我们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不仅能恢复某些被敌人一时侵占的苏区，而且可以扩大更广大的新的苏区。”已在军中为最后放弃广昌作舆论准备。
4月27日，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并构筑碉堡、封锁线后，出动六个师兵力分左、右两路沿盱江两岸进犯广昌城，“河西三个纵队并进，河东一个纵队前进”。广昌城附近山地较少，多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势相对平坦，“颇适合于大军团之运用”。虽然红军事先作了一定准备，在广昌外围构筑工事，期望进行顽强防御，但红军工事在国民党军重武器攻击下，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对国民党军的突击由于对方兵力厚集也难有效果。经过一整天激战，红军损失惨重。当晚，在广昌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博古、朱德、李德联名致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提出：“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周恩来随即复电，表示在红军主力受到较大损失而在广昌直接作战又无把握的情况下，“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并强调“最后决心由你们下”。28日，朱德下令放弃广昌，红军全线后撤，广昌保卫战至此以红军失败而告终。
广昌防御战，红军打破不固守城池的惯例，最后阶段在缺少防御可能和价值的广昌城周围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决战，招致了重大损失。围绕着战役方针问题，****中央内部当时就有过争论。张闻天回忆，广昌战役后的一次会议上，他曾就此提出质疑：“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杨尚昆后来也谈到了这场争论，他回忆的会议结果是“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
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毙伤俘敌共2626人，但是自身却伤亡了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怪不得彭总心疼得要命。这种损失对红军是致命的。据国民党后来的官方出版物披露：“由于红军的战力全赖乎党团员之努力，目前部队损失太大，补充和扩充过快，因此新兵太多，以致每次作战干部和党团员的损伤都差不多要占到士兵损伤之半数，干部和部队骨干严重匮乏，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也由于干部及党员中坚分子现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余全是苏区农民，无相当训练，一临火线，不战自溃，故不得不利用以前****被俘之士兵，但此辈多貌合神离……自无诚心与****抗战”。”
此战红军大伤元气，在后来一段时间的各个战场都显得力不从心，只有节节败退，苏区的面积也一步一步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