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扶植王明等人上台，共产国际可谓煞费苦心。
第一、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央写信，指出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互相对立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用假‘左’倾的空谈，遮盖对于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国际来信为“左”倾教条主义者夺取党的领导权提供了依据。
第二、国际10月来信后，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反对最激烈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起初，他们对立三路线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是拥护的。但当共产国际远东局收到共产国际10月来信先于****中央交给王明后，王明则根据共产国际来信的基调，改写了《两条路线》(后改称《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全盘否定三中全会，要求“根本改造党的领导”，为其篡夺党的领导权大造舆论。
第三、国际东方部对共产国际10月来信经过讨论后，立即向国际主席团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并给立三中央扣上“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并列举出三中全会犯有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没有责备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反共产国际的言论等七大“罪状”。1930年12月，国际执委主席团讨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时，再次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同时，称赞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指责主持三中全会后中央工作的瞿秋白。
第四、1930年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决议》承认“过去对陈韶玉等四同志的斗争与处分是错误的”。并且宣布“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场上”，“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随即于12月25日任命王明为****江苏省委书记。
第五、****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国际10月来信后，政治局经过讨论于11月25日作出了《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来信。《决议》指出：立三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而在实行上领导党走上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12月9日政治局又作出决议，明确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是不正确的”，是“调和主义的立场”。
第六、12月23日发出《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全盘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一切指责，承认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
上述一系列活动，多数是在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达上海以后进行的。而这些活动为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上台，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原来反对立三路线的罗章龙等人，也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罗章龙的策划下，1931年1月1日，全国总工会党团通过了《关于对中央九十六号紧急通告的异议及意见》的决议案，企图推翻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领导机构。王明和罗章龙两个宗派集团，都想以自己为核心来改组党中央，这种矛盾到六届四中全会时，酿成激烈的派别斗争。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共37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关向应、温裕成、任弼时、贺昌、李维汉、余飞、徐锡根、瞿秋白、罗登贤、张金保、顾顺章、陈郁、周恩来，候补中央委员袁炳辉、陈云、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王凤飞、王克全、徐兰芝，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和部分根据地代表顾作霖、夏曦、陈原道、王稼祥、陈绍禹、秦邦宪、沈先定、何孟雄、沈****、韩连会、邱泮林、徐畏三、柯庆施、萧道德、袁乃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参加了会议。会议推选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5人为主席团。因情况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长达15个小时。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会议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有30多人发言。米夫作了结论报告。
会议通过了《四中全会决议案》、《四中全会为反对国民会议宣言》、《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四中扩大会告中国工农红军书》、《四中扩大会告在狱革命战士书》等。
会议主要争论的问题是：1．关于会议的性质。罗章龙等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要求改期召开紧急会议。国际代表等认为召开四中全会是经国际批准的。2．关于如何评价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特别是《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罗章龙及何孟雄等人认为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仍然继续立三路线。王明等人认为“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3．关于会议议程。罗章龙等人认为会议原定议程太少，应当把当前的实际工作也列入议程。国际代表指出，为安全计，国际批准会议只限17个小时，不能增加议程。4．关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的人选。会议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提出经远东局与中央政治局共同拟定的政治局人选名单。史文彬提出另外一个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表决结果多数人赞成政治局提出的名单为候选人。由于王明等人背后有国际代表的支持，罗章龙等人提出的上述四项提议，均被一一否决。
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主要内容有如下两点：
一、严厉谴责立三路线及其后中央的“调和主义”。《四中全会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占着统治地位的情形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而走到了冒险盲动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人人都明白，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给了党极大的损害。”《中央政治局报告》指出：“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因此，“三中全会决议案决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并且认为，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全会在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的纲领下，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两条路线》小册子为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纲领。
二、打着“反调和路线”的旗号，部分地改组了中央及政治局。会议撤销了李维汉、贺昌2人的中央委员职务；补选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刘少奇、夏曦、陈绍禹、徐畏三、沈****、曾炳春9人为中央委员；撤销了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9人为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顾顺章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3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全会选举结果，部分地改选了中央及政治局，实现了国际代表扶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夺取党中央领导的意图。
此外，四中全会还责成新的政治局立即着手进行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后因时局变化，此项工作未能实行。
四中全会后，新的政治局对江苏省委和上海区委等各地党组织进行全面改组；同时成立苏区中央局和鄂西、鄂豫皖两个中央分局、以及加派政治领导干部去各苏区和各红军部队，以全面推行其“左”倾错误路线。此外，对全总党团、济难会等也实行了改组。
扩大的四中全会，是以共产国际10月来信为指导思想，以王明的《两条路线》小册子为纲领的。通过这次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党中央领导地位，从此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内部还处理了以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主义者的问题。1930年12月9日，当****中央作出召集紧急会议的决定之后，罗章龙等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为基础，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931年1月1日的《全总党团决议案》指责“现在中央的领导完全破产，威信完全扫地”，提出应“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他们指名要求撤换并以纪律制裁一大批中央主要领导人，要求引进像他们那样的“工人同志”和“能干的干部”到中央领导机关。在六届四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他们提出大部分是自己一派的候选人名单，但被否决。会后，
他们即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应当指出的是，罗章龙等不是站在正确立场上反对四中全会，而是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企图分裂党。他们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进行成立“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对此，****中央曾给予多次警告和批评，指令他们立即停止分裂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被挽救过来，但罗章龙等却置若罔闻，在分裂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并随即付诸实施。
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名义上还是总书记，遭到批判的周恩来仍主持日常工作，跃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则以国际支持代言人自居，实际掌握了中央实权。他把自己所写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作为纲领，并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志同道合者来“改造”各地党组织，推行更“左”的路线。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机关受到国民党的大搜捕，王明吓得躲进一个尼姑庵内，偶尔出门也要四名特科人员保卫。接着，他又花了大量党的经费包下疗养院一层，但他仍然感到不安全。9月间，他借口需要到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了上海。临行前，他提出要找一个顾顺章不认识的人当领导，于是让自己年轻的同学博古代理了中央负责人。
躲到莫斯科的王明，被斯大林等人看成是最得力干部，同******、张国焘、周恩来一同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四名****委员。在米夫失势后，他负责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主管亚洲各国的共产党。他不顾各国实际，把苏联模式当成惟一正确的道路推行于各国，对国内的指令也都服从莫斯科的需要。
后来在延安清算“左”的路线造成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失败时，王明便声称自己当时在苏联，根本没有去过苏区，对此不能负责。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本人虽到了苏联，但国内那种极“左”的理论还是由他提出的，组织人事安排也是他留下的，仍然有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的责任，因此称为“王明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