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的关键人物就是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他是河北省黄骅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生，毕业后在皖、直、奉系军阀部队中供职。1924年，他受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影响，转入当时政治上最为积极左倾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历任团副，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一九二六年，他结识了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同志，开始受到****的影响。1929年，在西安任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并兼城防司令。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他厌恶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将特种兵旅教导大队改成三民主义救国军，拟入汉中，另创革命局面。在途中遭到拦截，寡不敌众，最后失败。二十六路军成立后，他应孙连仲之邀，到山东济宁任该军参谋长。他曾经到过上海找刘伯坚，但没有成功。1931年2月，二十六路军来到江西“剿共”，赵博生则抱着追求光明的目的随军来赣。他觉得共产党的主张与自己的救国志向相吻合，他敬佩共产党人的才识和品德，希望到江西后能找到刘伯坚；找到刘伯坚，就是找到了共产党。二十六路军对红军作战的失败和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的被粉碎；以及红军政治宣传的影响，使赵博生更加向往红军和苏区。
就在赵博生渴望找到党的时候，地下党组织也在密切注视着他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特支经过三次讨论，认定他确实是在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决定主动写封信去试探一下。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问他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九一八”以后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及光明前途。赵博生读完信后，喜出望外，断定罗亚平是共产党员，便找罗亚平同志表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共产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1931年10月，党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赵博生入党，是共产党在二十六路军开展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的一个胜利硕果，增加了党的血液，对“宁都起义”起了重大的作用。
董振堂，河北省新河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西北国民军历任连、营、团、旅、师长，当时任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旅长。他素以正直军人著称，与赵博生既是同学又是同乡，关系异常密切。他们都很重义轻财，关心部属，被称为“不爱钱将军”。爱国爱民思想也很相似。董振堂因不想和红军作战，曾捏造一些虚假情报上报，受到蒋介石斥责：“若不改过自新，将功补过，定按军法议处”，因而对蒋介石不满，一直想寻找新的出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准二十六路军北上，又派人抄了七十三旅驻南昌的留守处，孙连仲还曾电令“暂免董振堂的旅长职务”(赵博生接电后秘不发表)。这些都使董振堂义愤填膺，痛苦到了极点!他曾托人到上海打听大革命时期接触过的刘伯坚。一个“找党”、“率部当红军”的思想逐渐萌芽，并在赵博生的启发、教育下，成了党的积极追随者。七十三旅参加起义的条件因而日益成熟。
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和该旅第一团团长黄中岳，都是原来冯玉祥极为器重的青年军官。他们到江西以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红军的影响。季振同很自负，对孙连仲提拔甚为无能的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当二十五师师长极为不满。“九一八”事变后，季振同也在寻找出路，想回北方打日本。黄中岳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他看到红军写在墙上的标语时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基于季、黄的这种思想动向，赵博生便主动去接近他们，到他们住处有意识地谈吐一些苏区及红军的情况，针对性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有目的地把他们引向投奔红军的道路。这样，经过赵博生巧妙而细致的工作，七十三旅与七十四旅这两支重要力量基本可以掌握。
此外，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还团结了一批对蒋介石不满、要求抗日、有正义感的官兵。其中，中、上层的军官有王鸿章(二十七师参谋处长)、边章五(八十旅参谋长)、苏进(七十四旅一团团副)、曹金声(七十四旅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吴子罕(七十四旅二团团副)以及芦寿椿、孙士荣、严图阁(均为七十四旅营长)、柴登榜(七十四旅一团副官)等。至于下级军官和士兵，就更多了。这就构成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群众基础。
正当起义条件日趋成熟的时候，不料地下党在南昌的接头关系被国民党破获。而奉调去上海的地下党员王超将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政治决议案和组织决议案落交到了叛徒手里。12月5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发来急电：“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伍三名共党，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地下党员罗亚平同志收译电报后马上交给了特支与赵博生同志。特支根据这个意外情况，立即决定提前组织起义，并分头做好起义准备：赵博生负责应付南昌行营和做联合董振堂、争取季振同等人的工作；刘振亚、王铭伍、李青云负责做下级军官及士兵党员中的组织工作；袁汉澄、郭如岳去瑞金向红军总司令部汇报，请示关于组织起义的事宜。
赵博生是组织起义的核心人物。他为了敷衍南昌行营而发了“遵令即办”的电报，又帮助袁汉澄取得一张合法证明，以便顺利进入中央苏区。当他去找董振堂时，董正为七十三旅在南昌的留守处被查抄而愤懑不平，基于董有投奔红军的思想基础及两人情谊，赵博生便向他坦率地提出了以七十三旅为主举兵加入红军的计划和争取七十四旅一道行动的设想。董欣然赞同，并同赵一起去争取季振同。结果，季振同争取过来了，季还做通了该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人的工作。于是，赵、董、季三人详细地商讨了兵暴机宜。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过了两天，国民党飞机给赵博生送来一份“亲启”的“机密”件，里面正是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的两个决议案及蒋介石要彻底清查该军****党员的“手令”。赵博生不得不再次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这时，其他同志的工作也在紧张而周密地进行。如李青云、王际坦等在学兵连决定，每个共产党员至少团结学兵三人，只要团结了三十个人，这个连就可以带动。他们在学兵中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宣传廿六路军前途眇茫，宣传红军不打人，不骂人，官兵平等，作战勇敢，和穷人一起分田地等等，扩大红军的影响。董振堂召集全旅官兵训话，倾诉他和广大官兵的生死命运，提出“红军同我们既无仇，又无冤，为什么要打红军?为什么不打日本?”“红军要打日本，我们也要打日本，我们跟红军联合起来……。”
过了三天，袁汉澄等同志返回宁都，带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二十六路军全部起义，编为红军第十六军，由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互推首领；起义时间定为12月13日拂晓；起义时尽可能将当地反动头子黄才梯(黄镇中)、严维坤逮捕；为保证起义成功，中革军委指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携带电台，前往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联络指挥起义行动；派红四军十师师长王良、政委李赐凡，率领部队到宁都东北郊10公里处的会同地区，牵制广昌境内蒋之嫡系朱绍良部，配合起义行动。叶剑英总参谋长专门给了党代表袁汉澄一张苏区地图带回宁都，地图上详细标明了暴动后各军的行进路线与驻地分布。赵博生在做通董振堂、季振同的工作后，也派出****党员郭如岳前往瑞金与刘伯坚联系。刘伯坚接见郭如岳后致信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对他们率部起义表示欢迎，还就起义时间、组织工作和注意事项等作了一系列具体的指示。
这时，国民党南昌行营发给二十六路军的一批冬衣和饷款已运到广昌。为得到这批补给，季振同等提出起义时间推迟一天，并建议起义后部队番号升级。特支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又分别派出袁汉澄和卢寿椿前往苏区汇报。中革军委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决定起义于12月14日晚举行；起义成功后，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朱德当即签发了委任令。
于是，特支立即召开了包括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李青云等人参加的行动会议，对整个暴动做了周密的部署。此时驻守宁都城的部队除了26路军总部（含教导团和特务营、通讯营（已改编成新兵连）外，炮兵营在宜黄，还有季振同74旅的第1团，团长黄中岳，1营长卢寿椿，2营长孙士荣，3营长严图阁。这个团成为进行起义的中坚力量。
暴动计划进行得很顺利。12月14日黄昏，全城换了岗哨，对师部、旅部、电台、电话枢纽、兵站等要害部门，都派了可靠的人员和部队去控制或占领。晚上，赵博生以领饷庆贺为名，在总部宴请旅长团长，除了李松昆没有来，另外还有27师81旅驻守宁都北40里外砍柴岗的一个团的团长没有来，其余14名旅长团长都参加了宴会，被季振同事先安排的3营长严图阁率部队扣留，赵博生宣布要起义参加红军，要求旅、团长们赞成或者不赞成必须当场表态。被扣留的有张芳昭旅长，王恩布旅长和王天顺（80旅1团长）、郭通培（73旅1团长）、李锦亭（79旅2团长）、杨守道、曹明道等团长。74旅的副旅长曹金声刚刚兼任2团长（原团长张岚峰在中原大战后失权，次年6月14日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和学习经济，故曹金声接替刘毓琪的团长之职），事先已经知道起义。第二天起义部队开往红区时，每人给300大洋遣散了不愿参加红军的团长以上军官。
1营长卢寿椿带领部队同时包围了25师师部，李松昆逃跑，带走了城北的27师那个团。
这样，第26路军参加起义的共有1个总指挥部、2个师部、6个旅部和11个团，有1。7万多人。只有该路军驻南昌和宜黄的办事处，在抚州的新兵训练队和宜黄的炮兵营和李松昆带走的27师79旅1团侯象麟部没有参加起义。
第26路军的起义参加红军，给红军送去众多杰出的军事指挥干部，还有一个大意义，是给红军送来8部完整的好电台和40多名电台技术人员，比当时全部红军的电台还多，这是后话。
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三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红5军团，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副总指挥董振堂政委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红13军长：董振堂（军团副总指挥兼获“红旗勋章”）政委何长工
红37师长郭如岳，红38师长李教泽
红14军长赵博生，（军团参谋长兼获“红旗勋章”）政委黄火青
红40师长边章伍，红41师长李锦亭
红15军长黄中岳左权
红43师长卢寿椿，红44师长苏进
部队改编完毕即开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宁都起义意义重大，单单从军事实力上讲，就使红军一下子增加了二分之一的人马，而且二十六路军是冯玉祥老西北军的旧部，军事素质过硬，人员构成也比较朴素，很适合红军的改造。再有就是对国民政府的威信打击很大，同时提高了红军、共产党的声誉。
被红军改造后的红五军团是一支难得的劲旅，号称雄师铁军。在巩固、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和红军长征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尤其在长征中被誉为钢铁后卫。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中国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不少人建国后成为各级党政军领导。1955～1964年共有31位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他们是：
1位上将：李达
5位中将：王秉璋、孙毅、孙继先、李雪三、韩振纪
24位少将：王谦、王振祥、王蕴瑞、刘放、孙润华、李毅、李化民、谷广善、汪洪清、苏进、侯世奎、张汝光、张步峰、张松平、张明远、孟庆山、徐国珍、郭卓辛、黄德魁、熊伯涛、鲁瑞林、曹灿章、靳虎、靳来川。
然而红五军团的四位卓越领导人，却有着不同的人生历程：赵、董血洒疆场，季、黄冤遭错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