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仓促转移
1934年9月上旬，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深入，各路国民党军加紧了进攻态势，苏区地盘进一步缩小。10月上旬，中央苏区仅剩瑞金、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兴国、石城、宁化等县。比较完整的是于都，其他各县则只有部分地区。国民党军主要兵力已分别从北面、西北面、东面和东南面几个方向紧缩包围圈，有的县城已经失守，有的县城已处于敌军炮火的威胁之下。各路敌军直逼瑞金。此时此刻，连傻子都能看出来红军已经获胜无望，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对是否转移迟迟未下决心。
此时，****中央组织关系上还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于5月间发电莫斯科请示是否可以转移。7月间，共产国际回电同意转移，却又希望能再坚持一段，看一看形势能否扭转。这期间进行转移的准备。
当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博古、李德、周恩来“最高三人团”手中。一切重大军政命令都是他们来决策。据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准备出发时只由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会，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负责督促计划实行，其他领导人大都在红军出发前才得知此事。广大军民更缺乏远征的动员，主力红军的突围行动，还多被认为是在附近打些运动战又会回转，结果使出征和留守两方面都缺乏准备。
要说准备，也不是一点都没有。从7月开始，先是派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领的红七军团（后与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又令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一带去找红二军团；此外，还派程子华去红二十五军加强领导，这些都应视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所实施的带有战略性的准备。红七军团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六军团西进带有探路性质。
有些准备和安排也是很细致的。这么大的转移在地方和部队中没有造成大的混乱，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对保密问题，也不能简单指责。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即使在高层领导的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也应当保密。否则，后果也难预料。当然，在极小范围保密时间过久，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至于战略转移从哪里出发，最高三人团也是煞费苦心，终于确定了于都。
首先，为适应即将进行突围的战略需要，于7月间在于都组建了赣南省。******当时尽管不知道作战略转移的具体准备情况，但面对战事的不利局面，心情也很焦急。9月中旬，他主动要求到于都，视察新建的赣南省。周恩来电告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紧张地工作了半个月，调研到的情况为中央下决心从于都方向集体突围开始长征，起了探路作用。
于都在中央苏区史上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中央苏区巩固的后方基地（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及所辖单位、中央后方保管处、大多数红军医院，均驻在境内），又是中央红军主力大部集结突围转移的最后出发地。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10月上旬，中央苏区仅剩瑞金、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兴国、石城、宁化等县。比较完整的是于都，其他各县则只有部分地区。国民党军主要兵力已分别从北面、西北面、东面和东南面几个方向紧缩包围圈，有的县城已经失守，有的县城已处于敌军炮火的威胁之下。各路敌军直逼瑞金。惟有于都、安远一线，由国民党粤军布防。粤军担心蒋介石的嫡系乘机进入广东，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不那么卖命，以保存实力。由此线转移，对红军比较有利。而且这是由与粤军首领陈济棠秘密谈判的结果决定的。陈济棠等地方军阀，曾三次通电反蒋，与之有深刻矛盾。陈虽然被授予国民党军“围剿”南路军总司令，但迟迟不向苏区腹地推进。在蒋介石加紧从北、东、西几个方向进逼瑞金后，他猜测红军将放弃赣南苏区，很可能会从南路突围转移。为不在堵截红军的战斗中遭到猛烈攻击，他主动试探与红军媾和，派遣密使携信给周恩来、朱德。周、朱抓住这个机会，派潘汉年、何长工作为中革军委代表，于10月上旬，在寻乌罗塘同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三天三夜的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内容称：红军有行动时事先通报，行动只是借道转移，不深入粤境；粤军届时从防区后撤40华里。于都在地理位置上正处在借道粤军防线的要冲。红军要从西南方向突围，不能不将红军各军团集中于此。因此，于都被中革军委选择为长征的集结出发地。
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军团和中央机关改编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分别从瑞金、兴国、石城、长汀等地出发，赶来于都河沿岸集结，一面休整补充，一面作突围转移前的最后准备（九军团从会昌出发，直接去与于都交界的第二集结地区安远）。最后撤离中央苏区战场的是进行保卫兴国县城作战的红五军团。他们赶到于都已是19日傍晚了。参加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将士和机关人员共86789人，其中大部到这里集结多日，于10月16日夜晚始，从于都县城东门等10个渡口过河，历时四五天，踏上战略转移征途。
同时，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约一万六千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长征红军的战斗序列：
红一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下辖3个师：第1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2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第15师，师长彭绍辉，政治委员萧华。每师下辖3个团，连同新补充的2600多人，全军团共1。9万余人。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下辖3个师：第4师，师长洪超，政治委员黄克诚；第5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第6师，师长曹德清，政治委员徐策。每师下辖3个团，连同新补充的2000多人，全军团共1。7万余人。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下辖2个师：第13师，师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罗华民；第34师，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每师下辖3个团，连同新补充的1300多人，全军团共1。2万余人。
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甦，参谋长唐浚。下辖2个师：第21师，师领导机关由军团领导机关兼；第23师，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李干辉。第21师下辖3个团，第23师下辖1个团，连同新补充的1900多人，全军团约1。1万人。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下辖2个师：第3师，师领导机关由军团领导机关兼；第22师，由粤赣军区划归红9军团建制，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黄开湘。每师下辖3个团，连同新补充的1300多人，全军团共1。1万余人。
****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2个纵队，随军行动。
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称“红星”纵队。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梯队：第l梯队由军委总部第l、第2、第3局及无线电3台、电话1排、通讯队、警备连、工兵连、运输两排组成，负责人彭雪枫；第2梯队由军委总部第4、第5局及总政治处、警卫营、红军总政治部、医务所、运输1排组成，负责人罗彬；第3梯队由军委工兵营、炮兵营、运输1大队、附属医院组成，负责人武亭；第4梯队由干部团、医务所、运输l排组成，负责人陈赓、宋任穷。其中干部团是由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毕士悌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营，第1、第2营为步兵营，第3营为政治营，第4营为特科营。另有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分指挥科、政治科等，属干部团指挥。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
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称“红章”纵队。罗迈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后为张经武、姚喆代理，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纵队行动。
要说这次行动为“大搬家”一点都不为过。竟然动用了五千多民夫，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设备统统带走。本来就简陋不堪的兵工厂也拆迁一空，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动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全军总共将近十万人，但需要保护的军委两个纵队就膨胀到了三万有余，护驾的几个军团竟然也被要求各自成立后方部，各挑一千多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当时任五军团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后为上将）这样回忆：“……军委纵队更吓人，约三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
1934年10月10日，****中央、中革军委率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乘着夜幕，分别由江西瑞金田心、梅坑、九堡地区出发，悄然踏上了充满艰辛与危险的西征之路。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的：
一军团的部队，是十月十六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到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了新的征程。
时任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的杨得志几十年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样难舍的一幕：
以往，部队的指战员们听说要上前线，不用动员也会“嗷嗷”地叫起来。但这次出发，气氛却截然不同。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谁也不知道要进行一次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但那种难舍难分的离别之情，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赶到雩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俵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呀！”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时此地也好像变得苍凉低沉了。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被安排在老乡家里治疗的重伤员和重病号也来了。他们步履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之间，看来是想寻找自己的部队和战友，诉诉自己的衷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