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中旬，党中央得知西路军告急，即于27日组成援西军，向西增援。援西军的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参谋长左权（后李达），政治部主任刘晓。援西军下辖：
第4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所属第10师师长陈再道，政治委员叶道志，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丁先国；第12师师长张贤约，政治委员胡奇才，参谋长周玉发，政治部主任郑友生。
第31军军长肖克，政治委员周纯全（郭述申代），参谋长唐天际，政治部主任王新亭；所属第91师师长徐深吉，政治委员桂干生，政治部主任黄立清；第93师师长王近山，政治委员叶成焕，政治部主任邓永燿。
第28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所属有250、251、252团。
第32军（由原一方面军第9军团剩下的机构，经补充兵员约1000人）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所属有第280、282、286团。
骑兵第1团团长孔令甫，政治委员高锦纯。
3月15日，刘伯承率援西军从山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不久进至甘肃东部的镇原、平凉地区，向黄河靠近，接应西路军。援西军在镇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刘伯承司令员沉痛地宣读了一封有关西路军的电报。他说，西路军在与数倍敌人多次残酷血战中，迭遭挫折，没有办法，只好上了祁连山康隆寺，已经弹尽粮绝。援西军若再过河，已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顿时，会场里一片哭声。刘伯承和张浩劝慰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西路军的失败只是个局部，国内形势还是好的。他们要求指挥员要把部队整顿好，好好地扩军备战。革命的烈火总要越烧越旺的。
3月16日，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在陈明义、萧永银率领的警卫排护送下东返。快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小目标，徐向前和陈昌浩留下警卫排就地打游击，仅带着一名保卫干部同行。3月17日，保卫干部被马家军俘虏，陈、徐继续东返。在大马营一带，他们在一个湖北籍医生家里住下来。陈昌浩遇到湖北老乡，格外高兴。第二天，陈昌浩借口太累不愿意走，徐向前因为口音不对，只得先走了。
徐向前身穿羊皮袄，扮成羊倌模样经永昌来到凉州地带。在这里，他碰上了西路军特务营长曹光波，于是二人同行，经土门、景泰顺利到达黄河渡口，乘羊皮筏子渡过黄河，来到小镇打拉池，找了个旅店住下。这里已不归马家军管辖，距陕甘根据地也不远了。徐向前用金戒子换了几件衣服，自己扮成商人模样，曹光波扮成伙计，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住下。第二天，徐、曹继续东行，通过卖小吃的老乡了解到北边山上就驻着红军。在小屯，徐向前见到了红4军参谋长耿飚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第二天，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他们谈了西路军和援西军的情况。在镇原休息了十多天，徐向前和任弼时、杨奇清一同乘车去云阳。途中出现翻车事故，徐向前头部受伤。在云阳，徐向前见到了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大家互通情况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任弼时便要徐向前将西路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随后，徐向前因牙病前往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拔牙。在这里，徐向前向周恩来汇报了西路军失败的经过。6月，徐向前乘国民党战机回到延安。******在接见他时简单询问了西路军的情况后，对徐向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陈昌浩在大马营湖北老乡家里大病一场。病愈后，他转回湖北老家，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到延安。1937年8月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并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讲课。1939年8月，去苏联养病。此间，他翻译了大量政治书籍、文艺作品，并编有《俄华辞典》一部，为革命作出了新的贡献。1952年从苏联回国，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起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7年被江青“四人帮”迫害致死，终年61岁。
从4月起，党中央就开始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4月间，党派刘秉林、张文彬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从西安出发到西宁去找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赵守钰，希望通过他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解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多次严正交涉下，蒋介石释放了关押在南京的原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7月中旬，谢觉哉担任****驻兰州代表。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朱德、叶剑英对收容和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指示，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彭家伦、朱良才、伍修权等一起，为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做了大量十分艰巨的工作。1937年8月，正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通过艰苦努力，将关押于“首都反省院”的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营救出狱。
西路军少数失散和被俘人员，在失掉上级党联系的情况下，还自觉成立了张掖地下党支部。他们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指导下，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张掖地下党完成了寻找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任务，并及时把陈昌浩在郭老头护送下顺利渡过黄河的情况报告了上级。张掖地下党先后营救了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方、甘州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张掖地下党还积极参与了营救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等红军干部的斗争。9月22日，刘瑞龙、魏传统等回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从6月至10月，****张掖地下支部共收容、营救西路军被俘、伤病、失散人员300余人，帮助他们顺利回到延安。部队被打散后，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只身一人，沿途乞讨回到延安。西路军21800余名将士中，战斗牺牲7000余人，被俘9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5600多人，回到家乡者2000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4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2000多人。
援西军在待命中，竭尽全力接应西路军失散人员。司令部设立了专门接待西路军归来人员的招待所，同时，在通往西安、平凉等地的路上，还设置了一些收容站。刘伯承还尽量抽出时间接见归来的西路军指战员，安慰和鼓励他们。司令部管理科长方堃还组织援西军指战员，在几天内就为归来的西路军指战员筹集到大量的生活用品和慰问品。一天下午，刘伯承、张浩和政治部主任宋任穷来到招待所看望归来的西路军指战员。刘伯承在讲话中说：“西路军数以万计的优秀指战员牺牲了，使许多同志被敌人抓去了，他们受尽了人间的苦难与屈辱。可是，我们的同志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采取了各种办法，坚持斗争。回来的同志，都冒着生命危险，才逃出敌人的魔掌，是好样的，是我们的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完全给予信任。”刘伯承的话感动得大家热泪纵横。6月14日，刘伯承亲自主持了西路军干部座谈会。他特别注意发言中提到的西路军被俘或失散人员的下落并一一记下来，准备提供给****中央进行营救。这些线索主要有：马禄手里有四五百人，韩起禄部有300多人，凉州有一批干部被押着修马路，甘州、凉州、兰州一带有不少人失散，还有女同志身强力壮者300多人到了青海。这期间，陆续归队和被营救出来的西路军人员近千人。刘伯承、张浩指示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作出结论。（张强《刘伯承传》第第109—110页。）除个别人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他们中有的到随营学校和延安学习，有的就地被编入了援西军。
关于西路军的话题，现在各种著述甚多，下面引述徐向前元帅回忆录的一段总结：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部队刚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东进不远，却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异具有致命的性质。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军事文选》第八十五页)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选集》第四O一页)西路军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象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凑奇效。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我们干瞪眼。你用小部队追击，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击，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的了。
凡此种种，都是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所在。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纷云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Jb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该负怎样的责任？
二十多年来，在澄清西路军这桩历史疑案真相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多侧重于推翻西路军问题的原有论定，即证明西路军的失败不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澄清西路军问题的历史真相的过程也就是在西路军问题上为张国焘‘翻案‘的过程。但是，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重要领导人，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究竟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这个问题似乎被一些研究者忽略了。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党史专家胡绳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西路军问题涉及张国焘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已受到很大削弱，而张国焘四方面军却是兵强马壮。叶帅截收电报问题，恐怕要从政治上看。电报不一定讲得十分明白，******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看出了电报里的真正用意。西路军接受的是军委命令，上面署名是张国焘、朱德，张和军委不能截然分开。张当时想与苏联挂上，抬高自己的权势。‘那么，究竟该怎样认识张国焘与西路军失败之间的关系呢？
其一，在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张国焘仍有个人的打算。１９３６年６月６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１９３６年７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二、六军团快要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迅即下令让他们成立二方面军，就是为了防止贺部被张并吞了去‘。
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４日，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这时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９月２１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后经****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一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张国焘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二次北上时，他就警告过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而宁夏战役作战计划一下，为张国焘提供了一个另辟根据地的机会。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四方面军渡河不仅是为了打仗，而且要在河西找一个安身之地。‘因此，在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之初，张国焘急于立功赎罪，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是积极的。
其二，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的大方向上，张国焘虽与中央是一致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中央的具体部署却缺乏信心。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作好渡过黄河等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时，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向北大举进攻。针对这种情况，１０月２５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重点击破南线之敌缺乏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地提出异议‘。中央要张国焘阻击南线敌军，而张国焘急于率领四方面军渡河西进取得苏联援助的物资。１０月２８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陈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
其三，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程中，张国焘‘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对中央统一指挥不够配合。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统一指挥时，让彭德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指挥权拿过来。１０月２９日，******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个人手里‘。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只能向******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作战要求同心协力，而张国焘不肯让四军和三十一军去和国民党硬拼。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１０月底至１１月初截断了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１０月３０日，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后继续北取宁夏。１１月５日，张国焘电令渡河部队迅速西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１１月１１日，****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然而，过河的西路军，立即受到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因此，从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中，张国焘对宁夏战役计划的中途流产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1937年12月下旬，迪化红西路军学习支队根据党中央指示，除少数人员留下坚持工作外，其余人员乘坐20辆汽车随苏联援华车队从迪化到达兰州。随后，学习支队独立经洛川进入陕甘宁边区，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在欢迎会上，******主席讲话指出：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种兵，不要看眼前还没有装备，我们有人，有你们这样一批技术骨干，我们就有办法。（王崇国《在‘新兵营’的日子里》）根据中央命令，左支队负责人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程世才、郭天民、曾传六等乘专机到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转乘汽车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延安。******主席在延安西山窑洞里接见了他们。******在讲话中指出：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既怕国民党的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了要失败的。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失败。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其他任何军队也是做不到的。西路军路线错误是主要的，但是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没有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程世才《历史的结论》）
附录：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大批妇女投入革命。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和川陕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从川陕省委机关和众多报名的优秀妇女中挑选出400多人，在四川省通江县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该营下辖4个连。第一任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直接领导妇女独立营的工作。从此，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诞生了。
妇女独立营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就在单独承担的一次紧急运粮任务中旗开得胜，大展风采。
那是5月末的一天，押着粮草车的部队在营长陶万荣、政委曾广澜的带领下于傍晚时分出发，急行了5公里多的山路，在天快黑尽之前到达鹰龙山。正当部队想稍作休整时，正在逃窜的川军田颂尧一个团的残部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这股敌人看到天色已黑，认为已经脱离危险，便下令休息。命令一下，当官的和当兵的便把枪弹往地下一丢，拿出烟枪，就地横躺斜卧，开始吞云吐雾……
由于独立营刚刚成立，所以只有个别干部有枪，其余官兵使用的都是大刀和长矛，武器装备与敌人相差很远。但在摸准情况后，营里还是下定了消灭这股敌人的决心，并秘密部署：二连从东、三连从西、一连从正面接敌；陶营长带领进攻，曾政委带部分人员做预备队。行动悄无声息地迅速展开。一排长陈秀芝和班长何文秀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敌哨兵，之后，包围圈迅速缩小。发起进攻命令的枪声一响，瞬时间，生龙活虎的女红军们冲出来大喊：“缴枪不杀！”话音未落，一些大刀已架在了正过烟瘾的“双枪兵”的脖子上。胆小的立马开始抱头求饶，胆大的摸起枪撒腿就跑，并趁乱开枪。年仅17岁的营长陶万荣是个神枪手，她两枪就解决了两个敌兵。驻扎鹰龙山的兄弟部队听到枪声也赶来增援。不到半个小时，战斗结束：击毙敌团长，俘敌副团以下百余人，缴获长、短枪300多支，而妇女独立营无一人伤亡。
妇女独立营受到了总部首长的嘉奖。同期，邻近的苍溪县建立了妇女独立连，长赤县建立了妇女独立营，1934年2月，广元县妇女独立营也在旺苍坝（今广元市旺苍县）成立。根据敌我斗争的形势需要，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川陕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川陕甘计划》，要求：“各县组织一支女侦察队侦察敌情，破坏敌人后方，组织看护队、慰问队、洗衣队、妇女参加运输队，担架队，在敌人后方办招待所，男子在前方打仗，女将在后方煮饭送饭，站岗放哨。”方面军总部以及川陕苏区46个党政区机关从通江县南移旺苍坝后，将广元县妇女独立营与长赤县妇女独立营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2团。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迎接中央红军入川共同北上抗日，把从苏区各地撤到旺苍来的妇女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连同原来的两个妇女独立团共2000多人，在旺苍县王庙街整编为妇女独立师。妇女独立师由方面军总指挥部直接领导，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独立师下辖两个团，第1团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该团战斗力较强，为总指挥部机动团，驻旺苍坝、张家湾、黄洋场一带。第2团曾广澜任团长，刘伯新任副团长，吴朝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该团主要任务是保卫机关、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转送伤员等，驻百丈关、庙二湾一带。
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中多是近代追求男女平等最为激进的先锋，她们是永恒的英雄。妇女独立师人数之多、坚持时间之长，经历战斗之多，走过道路之曲折，在妇女运动史上是罕见的。抗战前夕，我军决定不再建立妇女部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便成为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妇女武装。
妇女独立师成立，稍事军训后，使担负起了保卫后方、歼灭残敌、清剿土匪、运输武器弹药物资、救护转运伤兵等繁重任务。这里仅取她们在旺苍执行任务的几个片段。
1935年3月下旬，妇女独立师二团奉命将从陕南前线撒下来的1200名伤员从旺苍坝、庙儿湾两地徒步送到近百里外的苍溪县永宁铺兵站（今苍溪县永宁镇）。起程那天，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在二团排以上干部会上表情凝重地对大家说:“你们这次要送的这些同志，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负了伤，流了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许丢掉一个!‘
团长曾广澜当场向陈昌浩表示：“请总政委放心、二团战士就是赴汤蹈火，也要完成总部交给的任务‘到永宁铺要翻山越岭趟河过涧，为了保证伤员的安全并减轻其痛苦，抬担架过河要将伤员举过头顶，土坡时抬前面的女战士要跪在地上，她们的手指像钩子一样抓住路面往上爬。膝盖磨破了，臂肘磨破了，殷红的鲜血流进泥土，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曾有两位重伤员实在不忍心看下去，竟偷偷地割断了自己的动脉血管……女战士们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将伤员们全部转移到永宁铺。
在反四川剿共总指挥刘湘的“六路围剿“中，妇女独立师一个团奉命在普子岭一带构筑工事阻击自西线撤下来的敌人。普子岭山势险峻、奇峰耸峙。
战士们进入阵地后，立即派出侦察人员摸清敌情，等白匪军一到，便打了他个措手不及。白只当遇上红军主力，挨过一阵枪子后，方得知山上尽是些女人，于是白军团长挺直腰杆与众匪壮胆“兄弟们怕个球。上面尽是些婆娘，一个比一个漂亮。冲上去，哪个逮到就让哪个领回家做老婆!‘匪兵一听这话眼睛一亮又蜂拥而上。面对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家伙，女战士不惊不诧、沉着应战。为了节约子弹有效地杀伤敌人，她们有时甚至将敌人放到三四十米处，这时有枪的瞄准了猛烈开火、持刀矛的趁机搬起石头狠狠地砸向敌人……就这样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一直坚持到主力红军在东线消灭了郝耀庭部撤回西线。就这次，该团配合主力红军歼敌两个团。为表彰该团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方面军总部特授该团锦旗一幅。
旺苍县须家山恶霸冯善良豢养二十余个家丁，长期为非作歹祸害乡里。
1935年4月，独立师一个勤务连进驻须家山。冯善良见红军压境，表面上拥护他们，勤务连一到即给送去两千斤包谷、三头肥猪。连长许兰芳当这冯善良是开明地主，也就没动他。过了十来天，冯善良又派人来见许兰芳声称他家藏有七只步枪一门土炮，请许连长明天下午带全连战士到他家取枪，他将杀猪宰牛稿劳部队。当时独立师仍缺枪。许兰芳听来人这么一说第二天便带上一个排的战士到冯兰芳家。
当许兰芳近了冯家大院门口，不见冯善良来迎，只有一个自称姓箭的管家出来。姓箭的管家眯着眼招呼许兰芳：“许长官，冯大爷这几天腿上的枪伤复发，不能亲自来迎接你。这阵他正在客屋恭候，请你们进去好了!‘许兰芳正犹豫间，一边的排长则低声与她道：“连长难道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几个家丁不成!‘
说罢她便随那姓箭的大步进了院门。许兰芳稍一迟疑也跟着进了院。
许兰芳远远看见冯善良坐在椅子上向她打招呼，便疾步而上，岂料冯善良一转身便不见人影，身后的大门倾刻间也随“嗵一一‘地一声关上。许兰芳情知有诈，沉着地命令大家快进屋。女战士刚一进屋外面便枪声大作。原来这冯善良早有聚歼勤务连之意，这次假意送枪给红军，其目的是要自己化钱悄悄从驻防在南江县大两乡靖边营请来的一排匪兵消灭勤务连。其实许兰芳也早有戒备，为了应对不测，她暗地里安排另外两个排在她们出发后，悄悄摸至冯家大院后面的山上隐蔽起来应变。冯是想待红军全部进院后自己的人立马从后门撤出然后紧闭各个出口，配合早埋伏在院后山坡的靖边排居高临下全歼被困在院里的女战士。那知这些女战士行动神速，他们前脚一走女战士后脚就进了屋。当年川北一带的人家住的均是木板房，用大刀片戳几下便是一个洞。女战士们用刀捅出些洞隐蔽着向暴露在山上的敌人射击。冯善良的人在自己家门口反倒如盲人瞎马，一探头就会遭枪子儿。战斗进行不久，冯善良恼羞成怒几次派出的人欲火烧院子均被我方击毙。后来，埋伏于山顶救援的两个排猛扑下来，打得冯善良的家丁与靖边排的枪兵四下鼠窜趁此时机，许兰芳带人砸开院子一侧的木板，悄悄迂回到冯善良左侧打了他个措手不及。
冯善良请来的那个靖边排的排长，见女战士训练有素、作战勇敢，便心里发悚，朝冯善良一拱手说声得罪了，就要带剩下不到一个班的人开溜，冯善良死不答应，二人便在阵前大吵。就在这时，女战士杀到跟前……
这一仗共打死打伤敌人三十余人、俘虏二十人，缴获银元两千四百多块，枪四十余支。它开创了妇女独立师自成立以后以少胜多的先例。
驻四川党坝期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当地风俗教义，因此与民众相处融洽。然而，有一反动寺庙，内有500多人的喇嘛武装，表面上与红军和平相处，可私下里却时不时向红军放冷枪。出于尊重，红军没有找他们理论。可谁知道他们越来越嚣张。一次，妇女独立师的战士正在庙外的野地摘野菜，他们竟公然开枪射杀。
一忍再忍竟被看成了软弱可欺，妇女独立师的全体官兵们感到出离愤怒，于是坚决请战。在得到上级批准后，师里立刻进行了周密筹划部署。一天晚上，女红军们借着夜色开始了行动。她们将堑壕一直挖到了喇嘛庙前。第二天天亮后，官兵们在堑壕里隐蔽前进，抵近观察。当太阳升起来时，已运动到喇嘛庙正面的女战士发起佯攻，敌人则从围墙眼里进行还击。十几分钟后，敌人突然打开庙门冲了出来，可刚一露头就陷入了红军的火力封锁。与此同时，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隐蔽在寺庙后山上的女红军立即冲了出来。居高临下和前后夹击的战术，顿时使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女红军们趁乱攻进了庙门。敌人见状，想放火烧庙，好在火中突围；红军们则一边救火，一边抓俘虏。两个小时后，战斗胜利结束。此役，女红军们缴获了600多支枪，粮食50000公斤以上，牛、马、羊达300多头，还有大批砖茶、酥油和盐巴。
这一仗，妇女独立师身手猛，战果丰，让红四方面军的男官兵们心服口服，直竖大拇指！
长征胜利前夕，妇女独立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政委分别由红一方面军派出的王泉媛和吴富莲担任。随后，全团1300余人随部踏上了艰辛的西征路。浴血祁连山之后，全团仅有200多人生还，而生还者基本被俘，只有数十人日后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自此以后，我军再也没有组建过女性武装部队，这支创造了奇迹与功勋、将女性抗争与解放运动推到巅峰的妇女武装，最终成为凄婉而悲壮的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