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会师
1936年4月19日，徐向前以总部的名义命令：红二、六军团已胜利渡过金沙江，正沿着玉龙大雪山北进。为迎接红二、六军团北上，实现两支兄弟部队的胜利会师，方面军决定第32军和4军第12师（全师人员实际上只相当于1个大团）、独立师由道孚出动，南下雅江阻击敌人，保证红二、六军团安全到达甘孜。在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孜、炉霍时，徐向前在朱德的支持下，又提出因西康地广人稀，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兵员、粮食、衣物无法补充，要赶快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建议。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等，恳切地指出：“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惟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希兄等共鉴之。”（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344页。）25日，中央来电，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迅速北上的战略方针。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总部一致决定，全军于6月底北出夏、洮地区，届时二方面军可到甘孜，随即跟进。26日，中央又电询四方面军此后的具体行动方针，徐向前及时地把四方面军的行动计划报告了中央。
6月3日，红32军在理化（今理塘）甲洼和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会师。不久，张国焘派陈昌浩率工作组到红6军团联络，并散发反对中央的文件。红6军团负责人王震果断决定这些文件“不能发！”并向红二、六军团指挥部作了报告，“弄清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王震《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
6月6日，在中央长期耐心说服下，在****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的一再敦促下，在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渴望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强烈要求下，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等的耐心说服和督促下，在南下失败、西进不利、处境日益窘迫的情况下，在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会师的形势下，张国焘被迫在甘孜召开的“中央纵队活动分子”大会上，为全军心向陕北的形势所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表示“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得到了一致，而且在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会议按照中央的指示，成立了****西北局（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原电是让张国焘成立“西南局”，因电文错译为“西北局”）。至此，张国焘长达8个月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告终。6月10日，张国焘电告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和党中央：“拟于6月底出动”，但他又不愿意按中央的军事部署行事，仍打算向夏河、洮州西北行动，继续分裂党和红军。朱德和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等对张国焘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徐向前又常对张国焘以微言于大义，终于使张国焘勉强接受了中央的方针。6月25日，在朱德领导下，徐向前制定了红四方面军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准备北上的部署。
6月26日，徐向前令李先念率88师和许世友部骑兵师3500人组成先遣军（郑维山后率第265团跟上），经西倾寺出阿坝，为后续部队北上侦查道路，筹集粮食。6月29日，徐向前发布二次北上的政治命令，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也下达了北上抗日的政治保障计划。
红88师政委郑维山率第265团前往迎接红二、六军团，进至绒坝岔地区时，德格土司的叶巴（军事官员）夏格刀登集合了5个县数千名藏胞，包围了红265团。郑维山率“夜老虎”265团乘夜反包围，一下子就俘虏了好几百人。红军干部连夜与夏格刀登叶巴和藏胞们谈话，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及少数民族政策，并让他们与红军战士同吃同住，终于感化了藏胞。藏胞们翘起拇指说：“红军，泽毛泽毛的（很好）！”随后，郑维山派人把夏格刀登叶巴送到甘孜。李先念政委接见了他，并同他订立了“和约”，让他参加了“波巴依得瓦”政府。从此，红军改善了与藏胞的关系，筹集和购买了大批牛羊。红四方面军还开展了打毛衣运动，要求每人送一件毛衣给红二、六军团的同志，作为会师北上的礼物。
7月1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红2军团来到绒坝岔，与红265团会师。当天，郑维山把缴获国民党保安团的好酒、山珍、海味等拿出来，办了几桌丰盛的午餐，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接风。席间，郑维山尽自己所知，向任弼时、贺龙等汇报了四方面军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积在心中的疑虑、不解和希望。分别时，任弼时对郑维山说：“郑维山同志，谢谢你们的盛情招待。你谈的情况很好。我们会合了，就要北上，革命一定要发展到最后胜利。”（郑维山《难忘的两次会师》。）贺龙在回忆绒坝岔会师时说：“任弼时在甘孜时对张国焘的斗争是比较好的。在绒坝岔，他给甘泗淇写了信，交代他三件事：让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反毛主席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四方面军发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当日，张国焘得知红2军团进至绒坝岔后，竟蛮横地不准朱德与红二、六军团领导见面。朱德当此关键时刻，不顾生命危险，骑马赶了60地里路去迎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人。当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红2军团到达甘海子时，朱德紧紧握住任弼时的手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了！”任弼时会意地笑道：“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也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毛主席在那里。”当晚，朱德和任弼时促膝谈心至深夜，彻底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第269页。）当日，党中央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致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两军会师后，张国焘还是想拉拢红二、六军团，甚至想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里。他派出工作团随军前往迎接红二、六军团，宣传他的路线，散发《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反对中央的文件，但这些都被红二、六军团的干部严肃制止。张国焘还一再施展挑拨离间、蒙蔽欺骗的手法，向红二、六军团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攻击党中央和和******等领导人，并且企图拉拢红二、六军团干部，希望能同意他西进的主张。这些，都遭到了任弼时、贺龙等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任弼时、贺龙等只准工作团的人讲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讲党中央的事。任弼时还当面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决议烧了。任弼时要找四方面军干部谈话，张国焘百般阻扰。任弼时当面驳斥张国焘说：“你是政治委员，我也是政治委员，我有权找所有的干部谈话，你不能干涉！”四方面军不少干部在任弼时帮助下提高了认识，澄清了是非。贺龙后来回忆说，7月1日，“在甘孜，我们和张（国焘）、朱（德）、刘（伯承）见面时，张国焘要开党的会议，任弼时就向他提出，报告哪个作？有了争论，结论怎么作？把张国焘顶了回去，党的会议没有开成。以后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张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决议拥护他。弼时、向应和我讨论了如何对付。任弼时增加了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干部会议也没有开成。”（注：贺龙《回忆二方面军》。）
7月2日，红二、六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集合队伍，任弼时宣布了中革军委的电令：红二、六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红32军并入二方面军建制；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三位领导人讲了话，向干部战士公开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野心，并坚定地表示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强调只有北上，才有出路。会后，张国焘要派代表来给部队宣传中央的“错误”。朱德劝他说：“不要宣传，任弼时是不会听你宣传的。”张国焘发火说朱德向他进攻。结果，贺龙对此严词拒绝说：“决不允许你们这样做！”（《坚强的党的观念》，见《解放军报》1979年6月7日。）贺龙看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小册子，严厉地说：“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他马上打电话通知各部队，立即统统将收到的小册子烧掉。（廖汉生《贺龙是一个好同志》）贺龙还针对张国焘派人宣传“甘孜就是中央”的话，严肃地对干部们说：“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真中央是毛主席在领导，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贺炳炎《长征路上贺龙同志和张国焘斗争片段》）贺龙还当面质问张国焘：“我过去当过军阀，好不容易才找到到了共产党，找到了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是个老党员，现在却要反对毛主席，去走军阀的老路，你走得通吗？”（吕正操《贺龙同志在冀中》）张国焘被贺龙质问得面红耳赤无话可说。贺龙还对二方面军的干部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和广大指战员是抵制张国焘的错误的，四方面军同志编织了大量的毛背心、毛袜等送给二方面军，充分体现了兄弟部队的战斗情谊。”（王震《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
7月2日，二、四方面军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喇嘛庙的红墙上贴着“向英勇善战的红二、六军团致敬”的巨幅标语；四方面军指战员唱起了“来，会合二、六军团，高举红旗向前进”的歌曲。会上，朱德总司令以浓厚的川音洪亮而有力地讲道：“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克服一切困难。”（谭尚维《甘孜会师》。）同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喇嘛庙内召开了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会上，任弼时首先发言，“他用铁的事实，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伪造中央指示等阴谋活动。他用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界后遭到的损失，以及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整个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告诫张国焘不要执迷不悟。紧接着，贺龙、关向应等同志（记得刘伯承、徐向前同志未参加甘孜会议）先后发言，对张国焘一意孤行地推行错误路线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张国焘在大家态度鲜明、有力的发言面前，无言申辩，感到处境孤立，只好勉强地表示放弃他的西进计划，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因为张国焘已成为众矢之的，会议改由朱总司令主持。”“朱总司令在最后发言中，表示完全赞成大家对张国焘错误的批评，再一次提醒张国焘，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前一阶段红四方面军受到的挫折说明，分裂的路线是走不通的嘛！现在大家走到一起来了，同意两个方面军一道北上，这是会议的一大收获。认识统一了，力量集中了，力量也更大了。”（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这时，张国焘借口筹粮，主张在西康地区停留些日子，推迟北上的时间。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坚决反对。任弼时明确地指出，会议开完后，应立即北上与中央会合，决不能分裂红军，单独去青海。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就连长期追随张国焘的陈昌浩也被朱德等说服了。张国焘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终于同意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会议还确定了二、四方面军立即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决议。
这期间，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对张国焘既团结又斗争，但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却十分团结。会师前，红二、六军团各级领导就对部队进行教育，要求干部战士要主动和四方面军搞好团结。会师后，二方面军领导人要求部队“凡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说，不做”。二方面军领导同志还主动找四方面军的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沟通思想。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在会师前就为二方面军准备了毛衣、毛袜等御寒物品，并协助二方面军筹集粮食、牛羊等。两个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关系十分融洽。在对张国焘既团结又斗争的同时，任弼时还主动向中央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党内分歧；向总政治部提出，立即在三个方面军中做好会师的团结工作；为及时掌握全面情况，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并担任西北局副书记。甘孜会师后，红32军该归第二方面军建制。
红四方面军部分编制和领导人也进行了调整，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方面军共三万余人，下辖：
第4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参谋长陈伯均（后唐天际），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所辖：第10师，师长余家寿，政治委员叶道志，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汪宏清。第11师，师长周世元，政治委员陈锡联，参谋长刘治朝，政治部主任陈美藻。第12师，师长张贤约，政治委员胡奇才，参谋长卜万科，政治部主任郑发生。独立师，师长徐应忠，政治委员高厚友，政治部主任刘松清。各师均直属营，无团部。
第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所辖：第13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参谋长刘培基，编有第37、39团。第15师，师长郭锡山，政治委员谢良，编有43、45团。
第9军：军长孙玉请，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稺，政治部主任曾日三。所辖：第25师，师长王海清，政治委员盛修铎。第26师，师长刘理运，政治委员杨朝礼。第27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李德明，参谋长姜振海，政治部主任夏祖盛。教导师，师长张道容，政治委员易汉文，政治部主任李友庆。各师均直属营，无团部。
第30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所辖：第88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参谋长熊德成，政治部主任徐太先，编有第263、265、268团。第89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文徳，参谋长刘雄武，政治部主任裴寿月。编有第264、267、269团。
第31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所辖：第91师，师长徐深吉，政治委员桂干生，政治部主任黄立清。编有第273、276、277团。第93师，师长柴洪儒，政治委员叶成焕，政治部主任郑行忠。编有第271、274、279团。
甘肃抗日救国军（1935年11月成立）：总指挥王维舟。所属第1路，司令李中芳；第2路，司令李彩云；第3路，司令柴中孔；回民第6路，司令******。
金川省军区：司令员李彩云，政治委员邵式平。所辖：独立师，师长李彩云（兼），政治委员何志余；独立第2师，师长马骏，政治委员李中权，副师长金世柏。
骑兵师：师长许世友（后董俊彦），政治委员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雍。所属第1、3团。
妇女独立团团长张琴秋。特务团。
会宁会师
7月14日，红二、四方面军组成三个纵队并分三路北上：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红4军第10、11师，红30军第88师为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甘孜经阿坝向班佑、包座开进；第9军、4军第12师、31军第93师和独立师为中央纵队，由徐向前率领，从炉霍经壤塘、毛尔盖向包座地区开进；红5军（由原一方面军第5军团和红33军合编）及第91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今大金）、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塘向包座开进。红四方面军已是第三次过草地了。7月19日，二方面军第6军、32军从西康色达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班玛、久治两县，历时13天到达久治县白玉寺、日庆之后，与总部会合，一齐进军阿坝。
这期间，党中央和******不断致电红二、四方面军，指示行动方针。7月4日，党中央致电红二、四方面军，热烈欢迎北上，指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的伟大局面。”7月27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8月1日，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到达巴西包座一带。党中央又致电祝贺，指示二、四方面军“迅速北进”。这时，两个方面军紧密团结，士气十分高涨。8月初，红军到达甘肃南部，先后占领哈达铺、大草滩、临潭。8月5日，西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岷（洲）洮（州）西（固）战役计划》。8月9日，红30军第88师抢占腊子口。红军先机占领洮州、岷州、西固地区。这时，中央正考虑依靠红据晒打通新疆与苏联联系的问题。******早在6月，就提出了接近苏联的两条道路：一条由宁夏到绥远西；一条走甘肃、凉州、肃州。8月23日，中央致电张国焘等人，征询西渡意见：依托现实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假如在冰期前过黄河，能否解决渡河工具？兰州、青海线之黄河，何时开始结冰，冰期长短如何？此时，陈昌浩在岷州前线指挥第9、5军连日攻打岷州未果，部队伤亡不小。红4军一部攻克渭源，红31军一部逼近陇西，造成了威胁兰州的态势。徐向前率前敌指挥部驻漳县，红军总司令部驻岷州以西三十里铺。张国焘以中央来电征询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答复说：“问题不大，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接着，徐向前就派参谋人员收集河西的地形、民情资料，考虑出兵青海、进据河西走廊的问题。（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93页。）8月30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准备在冬季打通苏联，发展甘南为抗战根据地，并对9至11月的军事行动作了部署。根据这一部署，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向北进击；红一方面军第1师由聂荣臻、左权、陈赓率领南下，直插静宁、隆德地区，逼近西兰公路；红二方面军由哈达铺地区东出。
9月初，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控制了洮州、岷州、漳县、渭原、通渭、陇西、临洮、武山广大地区。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后，中央在8月份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准备三个方面军互相配合，消灭敌毛炳文部，牵制与迟滞胡宗南对西北的进攻，先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实现3个方面军的会师，然后攻打宁夏，打通与外蒙、苏联的国际交通线。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党中央组成了以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等领导的西征军。当四方面军攻占岷县、临洮等地时，又制定了以3个方面军主力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打击胡宗南为作战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为统一作战指挥，中央书记处决定，三个方面军回合后，以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依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的作战事宜。这时，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二方面军为右路，朱德留在四方面军，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二方面军向陕甘边界出击，接连攻克了成县、徽县、康县和两当并围攻凤县，拖住了胡宗南的尾巴。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等率领的一方面军西征部队，也将敌毛炳文、许克祥部包围起来，并紧急通知张国焘前来协同聚歼敌人。9月9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就西渡黄河做出指示：“一方面军来电主张过黄河，在西宁、宁夏、甘凉地区发展，不得已时才向川陕豫鄂发展。”“估计目前情况，我一、二、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黄为宜，两个军尽量在黄河右岸活动，现在须立即准备。”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电复****中央：“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9月14日，中央就占领宁夏的部署电令：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石河地区之部相继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底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这个电令改变了原来朱德、张国焘关于由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而要求四方面军在西兰大道上单独迎击胡宗南部。
9月16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西北地区的地方工作等问题。当天会后，朱德、陈昌浩与张国焘讨论军事行动问题。朱德、陈昌浩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单独在西南大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他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线，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朱德十分严肃地对张国焘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朱德与张国焘谈了多次，张国焘仍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潘开元《临大节而不辱》。）双方只好同意将这两种意见都汇报中央。9月18日清晨，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和骑兵等住在岷江对岸的供给部里。当时黄昏，张国焘从岷江对岸叫人给西北局委员送信，立即召开西北局会议。接着，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了一整夜会议。会上，张国焘仍然坚持反对北上和中央会合；坚持西进的错误主张；坚持要四方面军由临潭、洮州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然后翻越祁连山去甘肃北部，伺机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朱德、任弼时等对张国焘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坚决主张迅速北上与中央会合，坚决执行中央制定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要求张国焘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不得西出青海。这一次，陈昌浩和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赞成北上与中央会合，并与张国焘发生尖锐争论。会议否定了张国焘向西退却的错误主张。张国焘又一次陷入了极其孤立的境地，只得假意说，“啊，这是党的会议。好，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个人的意见嘛。”（潘开元《临大节而不辱》。）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重新肯定了北上方针，并根据中央的指示，制定了《通、庄、会战役计划》。9月18日朱德、陈昌浩联名向在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宁、会宁及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兵第7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9月19日，二、四方面军指挥部发布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会议结束后，朱德回到司令部准备出发北上。
9月20日，张国焘一口气跑回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召开会议，根本不传达中央关于静、会战役部署，也不传达西北局岷州会议决定的北上和中央会合的决议，开口就对徐向前、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人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接着谈了与陈昌浩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情绪激动地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安静下来，指着地图比划着说出他的理由：“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西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徐向前等人认为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第二套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另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洲地区，吸引胡宗南部南下，尔后这3个军再北渡黄河，共取宁夏。随即，张国焘电告朱德、陈昌浩来漳县会商，同时电令所有北上的部队停止北上，回头西进，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97—498页。）9月21日清晨，陈昌浩赶到漳县，见众人都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同日，张国焘给朱德发电，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采取第二方案，并要朱德到漳县面商。9月21日，朱德在北上途中收到张国焘要部队停止北上，改向西进的电令后，彻夜未眠，22日凌晨，朱德接连发出三封电报，一给徐向前、周纯全并转张国焘，对改变军事计划提出反对意见；二给中央和二方面军负责人，报告了张国焘推翻原方案，并表示自己坚决遵守原方案；三给在外地筹粮的曾日三，要他速去漳县开会。同时紧急通知西北局委员赶到漳县开会。接着，朱德带着警卫员骑马飞驰150里赶到漳县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又向中央和******报告了张国焘的****活动。9月23日晚，西北局在漳县再次召开会议，朱德、任弼时等对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决议的错误行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大多数人考虑到四方面军南下百丈关失利后元气大伤，不宜与强敌作战，便同意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朱德兼再僵持下去于红军的行动不利，只得说：那就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果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他还要求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会后，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报告中央，一面命令部队停止北进，向西前进。（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349页。）陈昌浩于1937年9月30日回忆这件事时说：“国焘同志，虽然在西康地区已经表示服从中央，领导红军进入甘南，可是他对时局的估计，及其自定的路线方针虽然是与中央背道而驰。而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退却路线，不在相当时间休息整顿之后，迅速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准备乘先击敌，反而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积极从事洮河及河西退却的布置。这时他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之偏僻地区，接通远方，再图发展，如果此举不成，甚至可以进入陕南与川北地区，单独行动。张国焘同志这一企图的确是延迟与逃避会合，仍然是想造成与中央对立的局势。在这个时期，由于党中央苦心规劝，许多党内同志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我个人也是当时积极反对张国焘同志计划的一个。”（于吉楠《张国焘和》第253页。）
漳州会议后，徐向前率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朱德、张国焘等率大部队继后。中央收到张国焘报告后，外尽快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多次电告四方面军，希望张国焘能够改变西进的决定。但张国焘总是找理由拒绝中央的命令。9月26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仍然继续坚持西进青海的计划。同日，他又致电曾传六等，命令部队“由兰州西渡黄河，先占领甘北。”当天，他还用先斩后奏的手法电告中央：“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9月27日，中央回电明令张国焘停止西进，并要原在通渭的部队立即回占通渭，其余部队迅速北上。陈昌浩说，那时候他们在“前指”搞不清楚总部与军委指示的区别，以为总部的指示都是军委同意了的。当四方面军行至洮州后，徐向前通过老乡调查得知，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道路难行。据此徐向前认为在这样的气候、地形条件下，难以实现渡河西进的计划。于是，他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局在洮州开会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和部队行动的困难，与会者一致同意放弃西进继后。张国焘在处境十分孤立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北上。9月29日，四方面军指挥部下达命令，红32军恢复通渭、武山阵地，掩护全军北上静宁、会宁地区。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兵分5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战役计划，破坏了红军的统一行动，贻误战机，使敌胡宗南、毛鼎文、王均等部得以趁机迅速集结，占领有利阵地外。此时，胡宗南部还倾巢出动，迅速追上来。鲁大昌、毛炳文的两个师也从兰州赶来。企图围歼红四方面军于渭源，致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而又十分险恶的境地。红四方面军在通过西兰公路时，几乎被敌截断，只是因为红军指战员英勇拼杀，一昼夜强行军230多里，又经过昼夜不停的急行军，才算甩掉了敌人，继续北上。
早在1936年5月，中央就决定以红1军团、15军团第81师组成西路野战军，分左、右两路军西征，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创造条件迎接红二、四方面军。5月19日，红15军团在徐海东司令员、程子华政委率领下，从延川王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进驻到长城脚下的宁条梁。此后，红15军团又兵分两路西进，红78师攻克定边，红73、75师攻克豫旺县城，不久又攻下同心城，进逼会宁。会宁是甘肃省内一座典雅的古城，四周环绕着城墙，东西南北各有一座漂亮的城门，人口约2000人。10月2日，红15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从西门和北门大举强攻会宁城。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占领会宁。随后，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在陈赓率领下也进入会宁。
1936年10月8日，红4军先头部队第10师在会宁之青衣江、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73师和第1师一部胜利会师。会宁城里红旗招展，标语遍布城内各条街道。当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下入城时，群情激动，口号声和欢呼声响彻大地。会宁军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随后，一部分红军留在会宁，迎接朱德等率领的红军总司令部的到来。10月9日，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来到会宁。10月10日，红军在会宁城举行了庆祝全军会师联欢会。红一方面军把他们久已准备好的大量毛衣、毛袜、毛手套和肉、菜等慰问品送给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两军团结、尊重的气氛十分浓厚。****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革军委也联署发来贺电。当天，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联名向******发了电报，报告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会师后的兴奋喜悦心情。从此，红四方面军结束了1年又7个月的长征。红四方面军中的8000名四川籍女战士仅有2000余人走完了长征，参加了这次会师。
1936年10月22日，贺龙、萧克等率红二方面军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自此，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胜利大会师。红军总兵力也由1933年的30万人锐减到5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