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同日，中央领导人决定改变左路军主力的北上路线，与右路军主力一起经班佑到夏河，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18日，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但张国焘没有放弃西进阿坝的计划，仍于15日率左路军从草地边缘向阿坝开进。左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树声率9个团由马尔康北上，19日攻占查理寺，21日占领阿坝，之后又派兵向班佑方向侦查。右路军于18日向班佑开进，准备过草地。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为确定今后发展方向，在只有三四百户人家的毛尔盖召开扩大会议，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因随左路军行动，未参加会议。******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主张向东发展，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根据地的基础。王树声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他强调指出，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王稼祥、博古、凯丰等也在发言中认为，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缩小苏维埃运动，而变为少数民族革命运动，是创造新疆人民共和国。因此，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与会者还一致认为，要实现这一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会议否决了张国焘西去阿坝，北占夏河，向青甘边缘地区发展的意见，决定由******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中央北进方针确定后，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详细了解了草地地形和敌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行军计划。******召集前指会议，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会上，陈昌浩情绪低落地说：“从毛尔盖向北，就是茫茫草地，一无人，二无路，大军难以通行！行军路线不明，大军贸然进发，若遇敌人堵截，那时何以自拔？”叶剑英汇报了草地的情况后说：“我们走草地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敌人万万不会料到我们会选择这一着棋。为了更有把握，如果我们预先派遣精锐部队侦查开路，可以化险为夷。”陈昌浩问叶剑英：“你能为全军开路吗？”叶剑英毫不迟疑地回答：“能担任这项任务，不胜光荣，我愿做开路先锋！”（迟生秀《“板荡识诚臣”—叶剑英长征建奇功》，载1987年2月《党史文汇》第27—28页。）
张国焘到达阿坝后，重提“西进”说，要全部红军出洮河以西，过黄河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8月24日，中央在草地行军中致电张国焘，再次阐明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我军如果走向洮河、黄河以西，敌人将在东岸封锁我们，对我极为不利。因为这一地区，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居多，较之黄河以东，条件大为悬殊。左路军应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一起打向洮河以东。徐向前、陈昌浩也连电张国焘，力请左路军立即与右路军靠拢，走班佑，向夏河以东洮河、岷州前进，共同北上。强调：“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朱德面对张国焘的倒行逆施，一面叫参谋长刘伯承尽快制定尽可能完善的行动计划，一面耐心劝说张国焘，再三说明敌我态势，强调指出形势对我不利，必须迅速北进，跟上右路军，否则，左路军将会遇到非常困难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了刘伯承制定的行动计划。8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第1纵队离开阿坝，由罗炳辉率32军殿后，向东进入若尔盖大草原。
8月26日，右路军战胜水草地困难，到达巴西、班佑地区。此时，胡宗南已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驻松潘的第49师星夜向草地北端的包座增援，企图会同包座守军1个团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刚走出草地疲惫不堪的红军。
由巴西北上甘南，必须经过包座。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山险林密，易守难攻。包座距巴西、班佑红军最近距离约30里左右。守军是胡宗南的补充1旅第2团，其中1个营守包座，团部和主力2个营驻求吉寺，筑有集群式碉堡，增援包座的第49师先头部队距包座只有40余里。徐向前从前指驻地巴西急忙赶到中央领导机关驻地阿西，向******报告了敌情。******果断决定夺取包座，打开北上的通道。
徐向前回到巴西，带着参谋人员到距大戒寺、求吉寺几百米的原始森林里实地勘察敌情和地形。此时，敌人发现了他们，子弹如雨倾泻。徐向前不顾危险，继续观察，将敌人暴露的火力配置全部标记在地图上。回到距下包座10余里的指挥所，徐向前决心在敌援兵未到之前，首先消灭包座之敌，控制要点，尔后集中兵力打敌援兵。他以红30军264团攻击包座大戒寺之敌，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包座西北的丛林里，准备打援；以4军第10师攻击位于包座以北约20里的求吉寺守敌，军主力则集结于巴西、班佑待机。
8月29日，战斗打响，经七八小时激战，红军第264团占领上包座，残敌退守后山碉堡顽抗待援。第10师攻占求吉寺，残敌向西北方向退去；师长王友均英勇牺牲，年仅24岁。30日夜，援敌先头团进抵大戒寺以南。31日，李先念以266团节节抗击大量杀伤敌人后，退过包座河。下午，敌49师师长伍诚仁指挥2个团沿包座河西岸背水为阵，另以1个团进至包座河东岸，师部进至大戒寺以南。至此，敌49师全部进入红军伏击圈。下午3时，徐向前命令总攻。激战至晚，敌49师被大部消灭，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而死。红军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近2000支，以及红军急需的大批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高兴地对徐向前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包座战役胜利后，红军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包座距甘肃岷县仅300余里，沿途多为汉人居住，路大粮多，敌军兵力空虚，碉堡封锁线尚未形成，正是红军北上陕甘的有利时机。8月2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以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可以有把握地战胜胡宗南部。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催促张国焘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建议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1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随后，又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除告诉北出甘南行动计划外，指出：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集中左、右两路军向甘南岷州一带打出去。当日，张国焘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是，他拒绝了中央北出甘南的电令，重弹左路军和右路军南出川康边的老调，将全军拖回到天全、芦山、丹巴地区。同时，他又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前进，要求朱德同他一起签字发电，调右路军南下川康边，遭到朱德的严词拒绝。9月2日，张国焘连电中央：“由于下雨，葛曲河涨水，部队无法通过”。3日，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致电徐、陈并转呈中央，要求右路军南下：“（甲）上游侦查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25师只两天，电台已粮绝。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3天全赶回阿坝。（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尔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执行。”其实，葛曲河并不大，夏季下暴雨时才有洪水下来，且时涨时消。朱德和刘伯承带入亲自进行了测量，认为部队渡河没有多大问题，并劝说张国焘顾全大局，率部渡河。但张国焘仍一意孤行说：“现在敌情我情都发生了变化，北进已经对我们很不利了。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军部队应该回师南下的问题！”（杨国宇《刘伯承军事生涯》第111页。）徐向前根据右路军过草地的经验认为：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吃的炒青稞就通过了草地。左路军的粮食绝不会比右路军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右路军还要派部队带粮食接应左路军呢！所以，徐向前断定：“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47页。）
9月4日，徐向前已令红1军第1师为先头部队，向俄界地区探查开进，5日到达俄界。第4、30军和前指居中，住巴西。中央领导驻距前指10里的牙弄。红3团殿后，驻距前指约20里的地方。周恩来、王稼祥因病住在红3军。中央一直在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并望早日率军北上。陈昌浩因为与中央领导熟悉，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个妥善解决办法。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在迅速膨胀，中央处在随时被劫持的危险境地。红3军军长彭德怀当时感觉到：“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觉察。”因此，“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11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彭德怀自述》第201页。）
9月8日，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令已进至墨洼的红5军返回阿坝。还利用红军总政委的职权，借口统一指挥，命令军委参谋部收缴了各军与党中央直接联系以及相互间联系的电台密码，使各军只能与红军总司令部联系，不能与中央直接联系。张国焘此举急坏了徐向前和陈昌浩。同日，根据陈昌浩与中央商讨的情况，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坪、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坚决执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48页。）张国焘在阿坝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给陈昌浩、徐向前发了一份指定人翻译的电报：你们不能北上，我们坚决南下，不仅河不能过，北上敌情对我们也不利，希望你们力争同中央一起南下。徐、陈回电张国焘，表示不同意南下，还是要北进。张国焘又发来一份语气很坚决的电报：如果中央一定要北上，你们必须带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宋侃夫《电台工作的日日夜夜》。）同时要求：“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329页。）同日，张国焘还致电红31军政委：“91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XX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党史风云录》第312—313页。）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就此发展到争锋相对的地步。徐向前对陈昌浩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马上带着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等商量。周恩来此时病得已经起不来床了。于是当晚22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陈昌浩到周恩来驻地开会，徐向前也被电话通知去列席会议。会上，******等人将拟好的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念了一遍，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接着中央即以7人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严正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并分析了不利因素。“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48—449页。）
当时，红一军作为右路军先头部队，已进至俄界地区。为作万全准备，红3军军长彭德怀指示电台人员，迅速另编了密码本，并派了一个朝鲜族同志武亭，带着指北针和电台密码本寻找红一军走过的行踪，于9月9日将电台密码本送到了红一军军长****手里，恢复了中央同红一军的联系。
9月9日下午，******在听取了陈昌浩关于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准备南下的汇报后，给左路军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电报。内称，国焘同志并致徐、陈: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中央九月九日。
9日午后，前敌总指挥部作战副科长吕黎平（吕继熙）此时到机要室看电报，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他俩看后竟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张国焘给陈昌浩的秘密复电（但原件至今尚未找到），主要内容是：x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尔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他俩觉得事关重大，便立即找参谋长叶剑英汇报。此时，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兴致勃勃地在讲话。叶剑英走出会议室，看完电报，内心大为震惊，但表面却十分镇静。他顺手将电报装进衣袋，不动声色地回到会议室，将电报当即交给正在讲话的陈昌浩。陈昌浩正讲得起劲，没有顾得上看电文，又交给叶剑英。叶剑英根据近日来的情况判断，觉得这封电报很不正常，事态已十分严重，急需慎重处理。不久，叶剑英佯作上厕所，悄然离开会场，策马疾驰，直奔距此10里路的中央领导驻地。（吕黎平《严峻的时刻》，载1979年5月1日《解放军报》。）当日午后，彭德怀向******报告说，陈昌浩态度已变，说什么阿坝比通南巴还好。中央须提防张国焘。并请示说：“四方面军如果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不可！”（《彭德怀自述》第202页。）果然不到两个小时，叶剑英就送来截获的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叶剑英随即对******说：此地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秦邦宪问：老叶，你呢？一起走吧。叶剑英说：我不能动。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沉默良久，点了点头，对叶剑英说：“你办了一件好事！”并让叶剑英迅速折返右路军前总开会，以免露出破绽。同时嘱咐他要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叶剑英返回前总时，会议还没完，陈昌浩正讲话。叶剑英将电报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范硕《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
******、张闻天、秦邦宪紧急商量了一会儿。******认为，这封密电和彭德怀的报告，证实了张国焘确实在搞阴谋，而且完成了部署，因此，中央需要采取果断措施。于是，他们一同到前总徐向前、陈昌浩处商谈行动方针。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站在院子里，此时仍努力说服陈昌浩接受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陈昌浩说，绝对服从张国焘。******未能说服他。（杨尚昆1984年4月3日对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谈话。）******转而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52页。）******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部就周、王开会吧。”（《彭德怀自述》第303页。）陈昌浩同意了，他没有想到这是******等的脱身之计。
在前总，彭德怀和叶剑英商量，如何搞到陕甘地区的军用地图和带出二局及中央直属队一部。最后，他们议定在明晨拂晓前到三军团司令部会合后北进。张闻天、秦邦宪临走时，也劝叶剑英快走。叶剑英回答说：“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直属队一起行动。”
******等中央领导人脱离险境，来到三军团司令部时，天色已晚。******立即给一军团****、聂荣臻发电报，说行动方针有变，令其率部原地待命。随后，******立即就周恩来、王稼祥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了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命令，并企图危害中央的问题。现在中央能直接指挥的只有彭德怀的三军团约6000人，而张国焘有2个军近在咫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再继续说服张国焘改变南下的错误主张，等待他率部共同北上，不但已无可能，而且稍微不慎，就会使两个方面军发生武装冲突。因此，中央书记处决定，党中央和三军团及中革军委直属纵队一部迅速离开巴西，进至俄界与一军团会合，单独先行北上，为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后，******作为对张国焘9月9日24时来电的回复，发出了第二份电报。内容几乎与前一份电报相同，但一开头就说“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其中这个“阅”字强烈地暗示张国焘:陈昌浩不仅向中央进行了汇报，还给中央看了张国焘的第二份秘密电报。但是，张国焘并没有注意到******的这份电报是只给他一个人的。至于陈昌浩呢，则完全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设想当初要是张国焘及时与陈昌浩沟通，历史又会怎样呢？
当晚，为了麻痹陈昌浩，党中央以林伯渠主持的财经委员会名义，给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下达命令：部队下半夜两点钟出发去割麦子，筹备粮食。与此同时，张闻天将张国焘的密电告诉了李维汉，并要求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9月9日24时，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说：“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52页。）9月10日凌晨2时，党中央机关先行，向阿西三军团驻地进发。张闻天策马前后，向有关负责同志讲明了当前的危险处境。尔后，他又策马三军团，亲自向部队作解释动员工作，同彭德怀一起布置第10、11团在山上部署警戒，要求部队交替掩护中央迅速北上。这时，党中央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不可能打到四川，只能向康藏退却，只能白白牺牲生命，对革命毫无意义。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同时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只有北上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凌晨4时，张国焘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他表示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又向****等人发出了一封转中央的电报:林、聂、彭、李(富春)转恩、洛、博、泽、稼: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南进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朱、张九月十日四时。于是，党中央率三军团一部连夜行军20里，于拂晓前到达阿西。
再说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思虑再三，决定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借部队进入草地以来所携给养早已告尽，重返草地必须备足给养，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中革军委直属队。于是，他向陈昌浩建议，并自告奋勇愿带军委直属队外出征集给养，以备南下。陈昌浩表示同意。于是，叶剑英召集直属队领导人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简短地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说明当前情况紧急，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到巴西附近的磨坊会合，撤到三军团。杨尚昆反映说，陈昌浩对中央的举动毫不在乎，他认为没有理由特别警惕，******的人少的可怜，是不敢私率部队跑掉的。叶剑英布置完撤退事宜后，找到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要了一份全军唯一的十万分之一陕甘地区军用地图。接着他又给在包座为第30军慰问演出的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发电，要他火速将宣传队十余人带回前总。一切布置妥当，叶剑英回到前总驻地喇嘛庙，徐向前和陈昌浩早已入睡。10日1时半，叶剑英从床下小藤箱内取出那份比生命还贵重的陕甘军用地图，悄然离开喇嘛庙，碰上军委秘书长萧向荣，叶剑英将地图交给他，并嘱其一定要保管好。尔后，叶剑英来到磨坊，杨尚昆早在此等候。直属队的人员已于凌晨1时半就开走了。于是，他俩乘着夜暗，直奔阿西。突然，身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他俩立即隐蔽，近前才知是寻找他们的骑兵，于是同行至三军团司令部。在阿西一个岔路口，张闻天、秦邦宪和彭德怀等正担心叶剑英和杨尚昆脱不了身，“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彭德怀自述》第203页。）劫后相逢，彼此格外亲切。彭德怀突然警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拂晓时，他们追上了三军团主力部队。******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此时，党中央以政治局名义对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四军、三十军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团后前进。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因张国焘违背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能再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其政治委员。（范硕《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
9月10日早上，徐向前、陈昌浩刚起床，就有人打电话向前总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红军大学校长何畏拿着******、周恩来署名要红大立即出发的命令，坐着担架，慌慌张张地赶到前总，向陈昌浩报告了中央和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叶剑英率中革军委直属队离去的消息。同时，有个干部也打电话向陈昌浩报告说：“他们走了，还修筑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陈昌浩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要下决心打，徐向前是很难阻止的。当时，徐向前的心情极坏，他说：“（我）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回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果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不少心，留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8日电令。陈昌浩决心南下，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身抱愧的错误。”（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53—454页。）
陈昌浩最终没有派兵追击党中央，但又怕在张国焘面前交不了账，于是赶紧令前总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拿着他给彭德怀并转三军团全体人员的信，带领骑兵宣传队追赶中央。他在信中说：“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主义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胡为乎跟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人。”陈昌浩最后要求彭德怀“即率队转回阿西。”同时，陈昌浩还派了4名手提驳壳枪的精壮士兵去追捕叶剑英，并交待，如果不回来就打死他！
李特，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924年，选派到苏联学习。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30年秋，李特奉命回国。长征中，他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随右路军行动。此时，李特带着骑兵在三军团后尾大吵大闹，动员四方面军的红大学员南下。李特曾留学苏联，他平时总是带着一支左轮手枪，脾气十分暴躁。他煽动部队说：“不要跟着带小帽子的人走！”当时，******、彭德怀、李德等在三军团后卫杨勇所率第10团。彭德怀问******：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说，那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彭德怀自述》第203页。）彭德怀看到陈昌浩的信后，气愤地同李特大闹一场。原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前去制止李特，两人用俄语争吵起来。周恩来闻讯坐着担架赶来，支撑病体，召集红大学员说：“北上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正确方针，你们愿意跟中央北上的就北上，有人要南下也可以，将来你们会觉悟，会同我们走到一道来的。”（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第121页。）******也出来见了李特，并劝彭德怀不要跟李特闹了，让彭德怀收下陈昌浩的信打个收条给李特回去交差。******还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在半山腰的喇嘛庙里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说，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我们北上，不愿留下的就回去。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的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了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是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范硕《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刚说完，李特就大叫着说******是“逃跑主义”，“放弃了江西苏维埃根据地”等等。这时奉命严加注视李特的李德觉得李特已经完全失控，担心他会掏枪突然射击******，便猛地将李特紧紧抱住。无论李特怎样挣扎也无法摆脱李德的控制。直到早上8点钟，风波才平息下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秘闻》。）随后，******道声“后会有期”，继续上路北进。李特也带着一部分四方面军的红大学员回巴西去了。
中央和三军团、军委直属纵队一部以及红大部分学员8000余人北上后，仍留下少数部队保护道路、桥梁，随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北上，同时也是为着防备四方面军的追击。11日，中央和三军团等部到达俄界，与一军团会合。当日，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不但再次违抗中央电令，还于12日直接发电报或写信给一、三军团，说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当振臂一呼，揭此黑幕”，“望速归来”；“南下首先****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同时，张国焘令徐向前、陈昌浩于9月下旬率右路军余部第4、30军经草地带回。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决定将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经过20多天的艰苦战斗，到达陕北吴起镇，只剩下7200人与红15军团会师，并在直罗镇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国民党军第109师1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根据地迅速扩大到20多个县，红军不断壮大。直罗镇大捷从军事上为****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同时，******和中央正确地解决了刘志丹的冤案，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
关于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原件，经连年战火和****，至今仍未找到。但是，许多当年亲身参加了这一斗争的老红军战士都认为，当时中央和我们对于张国焘发“密电”，企图危害中央，分裂党和红军这事，都是深信不疑的。当时负责红军总司令部电务工作的三局局长宋侃夫、亲自翻译并将密电交给叶剑英的吕黎平等在回忆录中，都对“密电”事件及电文有过叙述。范硕根据叶剑英口述的回忆和有关文献资料整理而成的《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一文，更对“密电”事件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引述了******多次对“密电”事件的讲话，以及周恩来、朱德对“密电”事件的谈话。1971年8月28日，******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时再次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我们才走了的，否则就当俘虏了。”1937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致徐、陈的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朱德也在1960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四方面军到阿坝，“张国焘变了，要全部南下，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了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周恩来在1972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后来张国焘来个命令，……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手，马上报呈毛主席，因而脱险。”（范硕《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王稼祥指出，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并公然树立伪中央，企图用武力危害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见《红旗飘飘》第18辑。）聂荣臻也说：“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1937年4月24日，****中央在《党的工作》副刊上发表的《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指出：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就企图吞并一方面军，以军队数量的多寡来判定党的路线之是否正确，以军队多寡来决定领导地位，一直走上以武力来要挟改组中央。”当时陈昌浩就曾致电中央，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注释3说：“张国焘率领一部分红军和中央分裂，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脱离危险区域”。（《******选集》第524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5月版。）张国焘这个密电是迫使中央毅然决定单独北上，实行战略转移的直接原因。如果张国焘没有发出危害中央的密电，那么，中央是会继续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会走得那么匆忙，那么危险的。“如果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彭德怀自述》第202页。）1937年2月27日，****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发表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指出：“因为国焘自己对党内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由此看来，吕黎平在《严峻的时刻》一文中所回忆的密令中有“武力解决”的话，可能有误。党史学家胡华说：“（密电事件）那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及其危险的时刻。徐向前和叶剑英因阻止发生冲突而立了大功。他们两人都赢得了信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秘闻》第151页。）
至于到底有没有这个密电，内容是不是如此露骨，成了谜案。我个人认为，所谓密电事件肯定有，但是内容绝不会明言要武力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比较有可能，但意义也很明显。）。由于******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能嗅出其中的危险性，既然不能南下束手就擒，只好选择离开了。至于密电的下落，也许被后来处理掉了。既然查无对症，为了团结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同志，大家就不好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