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昭战役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胜利后，蒋介石于1934年9月16日电令刘湘“既然遵命复职，重行区分，提携进剿，以资振作。”10月4日，他飞抵西安，亲自策划“川陕会剿”，将“奔逃”、“捏报”最甚的罗泽州“革职查办”，令四川各军必须严格服从刘湘指挥。同时，他又令胡宗南第1师之丁德隆旅接防昭化、广元，派上官云相部队进驻夔（今奉节）、万（县）一带，调徐源泉部驻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上述部队于1935年1月先后到达指定位置。10月19日，刘湘在成都召开有四川各军军长参加的“剿匪”会议；22日通电复职。11月20日，刘湘携重要幕僚杨芳毓等到达南京，三次面见蒋介石，请示“安川大计”，与蒋介石达成了合作协议。蒋介石任命刘湘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统一四川军政大权，各军统由刘湘指挥；拨给军费240万元及军需弹药武器；同意刘湘发行巨额公债，偿还历年积欠。刘湘则开放四川门户，允许国民党军入川，四川的“防匪剿赤”由蒋介石统一指挥。1935年2月10日，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随即，蒋介石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率200余人入川，特务头子康泽也率军分会别动队2000余人入川，监督川军进剿红军。从此，蒋介石开始了对四川军阀的直接控制。此时，蒋介石在川陕苏区周围部署的川陕会剿兵力，增至200个团以上。
反六路围攻战争结束后，红军兵力仅剩6万余人，根据地困难局面也突出起来。徐向前回忆说：“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战役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冢满目，哀鸿遍野，令人惊心惨目……人民对土地的热望降低了。一则是粮荒严重，许多地方连种子都没有；二则认为种下去也难保收成，‘围剿’一来，又会落到敌人手里；三则劳力十分缺乏。兵员枯竭了。根据地的青壮年，早已大批参加红军。战争中遭敌侵占的地区，又被杀害一批。还有些人受反动宣传影响，逃往敌占区去。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资短缺，补给困难。南部和通江的盐井，被敌人破坏殆尽，短期难以恢复。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根据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使我们眼下艰窘万分，渡过翌年的春荒，应付敌人的新‘围剿’，更成问题。”（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80页。）
在这样严重形势下，1934年10月26日，西北军委发表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彻底消灭刘湘、冲破“川陕会剿”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文告：“我们的任务就是刻不容缓的准备我们百战百胜的红四方面军的铁拳，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坚决消灭川敌之进攻，击破‘川陕会剿’”。
11月1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的《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决议（草案）》指出：“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用全力来巩固这一胜利，在继续坚决进攻中一刻不停地来准备更大更残酷的战争，以期达到彻底消灭敌人，冲破川陕‘会剿’，****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会议期间，张国焘对冲破“会剿”的信心不足，他问徐向前：“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徐向前《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易的。”（张国焘《我的回忆》）徐向前回答说：“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丧失，敌人筑碉防御，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又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我看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比较好。”张国焘对此未置可否。（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84页。）
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县清江渡一所小学里召开了有师以上及部分团的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徐向前制定的“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夺取胡宗南防区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与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会议还着重指出：“中央红军大举西征，我们应积极配合其行动。在军事技术上应注意河川战法之研究；在政治工作上强调研究少数民族问题，重视少数民族工作。”（傅钟《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及长征情况概述》。）徐向前还提出：“巩固老区，发展新区，以解决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并派得力的部队去迎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绵阳、广元斗争纪实》第75页。）12月11日，川陕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巴中召开。会议决定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以粉碎“川陕会剿”。会议针对各种错误，颁发了各种布告，并对肃反中捕人和征发、没收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大会选举了新的工农民主政府，熊国炳任主席，余洪远、祝义亭为副主席。
清江渡会议不久，红4军第12师、红9军第25师、红30军第88师和90师第265团、红31军第93师共15个团，先后集结到广元旺苍坝进行整训。同时，西北军委、红四方面军总部、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也从通江和巴中移驻旺苍坝。毛浴镇会议后，党政军机关全力以赴，投入到医治战争创伤的中心任务中去。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按驻地划分区域，派出大批工作队到地方，协助党政机关开展工作，领导群众恢复生产，开办农村合作社，促进物资交流；解决贫苦农民实际困难，稳定群众情绪。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有了较明显的恢复，至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有2万名新兵补入部队。
1935年1月，由12至20岁的优秀男女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和童子团员2800余人组成了少共国际先锋师，叶徳贵任总指挥长，团川陕省委书记高厚良任政治委员，下辖2个团。2月初，红四方面军总部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把从苏区各地撤到旺苍坝的妇女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连同原来的两个妇女独立团约2000余人，在瘟祖庙整编为妇女独立师，直属总指挥部。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下辖两个团，第1团团长、政委由张琴秋兼任；第2团团长刘伯英，政委吴朝祥。
此时，蒋介石虽然在川陕苏区部署了200多个团的兵力，并形成了包围态势，随时可以发起“川陕会剿”。但是，参战各军为了保存实力，内部矛盾重重，会剿也一时难以开始。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30000余人进入贵州境内，在强敌围追堵截下，处境十分困难。远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对此十分关注。陈昌浩负责的总部电务处，在宋侃夫、蔡威、王子纲的领导下，发挥能够截收和破译敌军电台密码的技术，不断将截获破译的敌人情报送给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看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电台，对中央红军在贵州摆脱敌人2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5年1月4日，张国焘将掌握的敌情和红四方面军力求向外发展、扩大根据地的意见电告了中革军委。
1月19日，******亲自率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北上，准备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1月20日，中央开会讨论了渡江作战计划。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渡江作战计划》，规定：“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向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争取四川****。”给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两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贯穿川西北的联系。”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野战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野战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趁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应从速决定电复。”（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92页。）
1月22日，红四方面军开会研究讨论如何策应中央红军，贯彻清江渡会议确定的向西进攻，在川陕甘边界扩大根据地。会议决定：抓住敌人“川陕会剿”部署尚未就绪之机，发动广元、昭化战役。战役目的是，从嘉陵江上游这两处江面不宽的地方打过去，歼灭胡宗南的丁德隆旅，攻占广元、昭化两城，再向甘肃南部发展，寻求战机歼灭胡宗南的主力，以控制嘉陵江两岸，进图川西平原、陕南和甘南，发展川陕甘根据地，打乱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钳制敌人力量，减少中央红军前进中的困难，并伺机策应已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25军。当日，经过3个多月休整的红四方面军主力18个团发动了广昭战役。不久，红四方面军总部收到了中央和军委1月22日的电报。但箭已发出，无回弓之力了。
广元为川陕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胡宗南在广昭地区有5个团、2个游击支队（相当于营）的兵力，统归丁德隆指挥。他以第1、3团和旅部驻广元，第2团驻昭化，在广昭一线19公里内修筑碉堡300多座。附属丁旅的第1旅1团和补充旅1团驻羊模坝、三垒坝一线。广元东北川陕交界处转斗铺等地为两个游击支队。胡宗南的2旅第6团驻阳平关遥为策应。
战役开始前，红4军第10师、红31军第91师主力已对广元城形成了包围。为此，徐向前以红31军第93师从昭化、广元间渡过嘉陵江，割断两县敌军的联系，包围昭化城，并准备打击从剑门关方向来援之敌；红31军第91师向广元东北的转牛铺出击，掩护向敌侧翼出击的部队渡江，并阻击可能由阳平关方向来援之敌；以红9军第25师和另2个团、红30军第88师和另1个团共9个团，从广元以北渡江，直扑广元、昭化敌军与甘南联络线上的重要据点羊模坝和三堆垒，准备在消灭该地区敌军后，一部转为打援，一部配合围攻广元的部队攻城。战至24日，红军已完全包围了广元、昭化两城。敌军凭借坚城固守，红军因缺乏攻坚利器，一时难以取胜。此时，邓錫侯第28军一部已逼近广元、昭化，威胁红军侧背。徐向前、陈昌浩鉴于数日攻打广、昭未克，吸敌打援计划难以实现，无法大举西进，况且长期屯兵坚城之下也非上策，于是放弃原战役意图，于月底主动撤广、昭之围，主力退守嘉陵江东岸，执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准备强度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
强度嘉陵江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计划，渡赤水北上，进入川南，进抵长江南岸。但是，在红四方面军进行陕南战役期间，刘湘却集中了36个团的兵力乘机南下，沿江布防，全力堵截中央红军渡江北上。此时，尾追之敌日渐迫近，对中央红军形成包围态势。于是，中央红军放弃了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北上的计划，旋即挥军东向。2月16日，中革军委致电四方面军，内称：“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红四方面军在按照中央和军委1月22日电示精神进行陕南战役期间，川陕根据地的防御兵力因此减弱。2月3日，围攻东线的刘湘第21军部队占领万源，8日占领巴中，9日占领通江。西线围攻部队之罗泽州暂编第23师于2月5日攻占仪陇。田颂尧部罗乃琼第3师于2月21日占领苍溪。川陕根据地幅员越来越小，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机关也被迫转移到南江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继续执行原定强度嘉陵江，实现川陕甘计划，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
为了实施强渡嘉陵江作战计划，从3月初到3月11日，红四方面军大举南进，连克仪陇、苍溪，歼灭田颂尧、罗泽州部共5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扫除了强渡嘉陵江的障碍。接着，四方面军总部不断派出大批侦查人员侦查敌人的防御工事及兵力部署。徐向前、王树声、王维舟等还亲率参谋人员翻山越岭赶到前线，沿嘉陵江东岸行程三四百里，察看地形，考察水文，了解敌情，寻找渡口。同时，各部队进行紧张的政治动员和渡江训练。
早在2月中旬，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就亲自组织了一支由4个排16个班260人的水兵连，归总部参谋处领导。水兵连积极在旺东河训练。张国焘先期前往苍溪地区主持工作。根据地党和政府发动人民群众支持红军渡江。参加造船的铁匠和木工，背着干粮、带着工具，跋山涉水赶到苍溪，为红军造船，同时建立了船工会。群众还从几百里外运来大批木材，筹集了大量废旧钢铁，甚至把点灯照明和漆嫁妆用的桐油都拿出来支援红军造船。在王渡场造船基地，红30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还亲自到造船厂作政治动员，报告红军胜利的消息。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洪远也亲自到造船厂督导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王渡场造船厂约150名工人便按上级提出的“小巧灵活，划行速度快，便于搬迁”的要求，造出了75只身长一丈四，形似登陆小艇，能容纳1个班的木船，还如期制成3座临时浮桥构件。嘉陵县和嘉川造船工人400余人，在猫儿跳、永宁铺等丛林里，为红军赶造了40余只船，并对船只作了伪装。
嘉陵江是四川四大河流之一，源于秦岭山脉陕西凤县嘉陵谷，自广元起，会合白龙江，蜿蜒出没于深山峡谷之中一泻千里，流至重庆后汇入长江。江阔水深，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峭壁，地势非常险要，堪称天险。西岸北起广元以北陈家坝，南至江口以北一线由邓錫侯部21个团防守；田颂尧部32个团防守江口以南至南部县境的新政坝，共400里的沿江地段。
根据侦察，徐向前发现敌防御正面宽大，兵力不济，纵深空虚，薄弱环节不少。邓、田两部屡遭红军打击后士气低落，于是决定集中主力，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环节实施多路有重点的突破。突破成功后，先以穿插迂回战术消灭沿岸防御之敌，夺取要点，尔后以主力向敌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打开战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敌，从而为下一步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3月下旬，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徐向前以一部兵力向南进攻，造成敌人判断红军南进的错觉，从而分散了敌人的江防力量。经过反复勘察地形和深入研究敌情，徐向前最后确定在苍溪城南至阆中之间的塔子山一带实施主要突破；另在苍溪城上游50里的鸳溪口和下游40里的涧溪口作为渡江突破点。这一带江面宽150米至400米，水流缓慢，水深3到5米，岸滩较平坦，便于红军登陆作战。守敌是屡遭红军打击的田颂尧部3个团，防守正面宽约30公里，前沿只有4个营，且士气低落，防守较疏懈。因此，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红30军居中为渡河主力，从苍溪以南的塔子山附近实施重点突破歼守敌后向剑阁方向进攻，协同红31军消灭剑门关守敌；红31军居右，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渡江，尔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并迅速向昭化、广元发展，打击邓錫侯部并阻击胡宗南部从甘南南下，保障红军右翼侧安全；红9军居左，从涧溪口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红30军向北进攻，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守敌，保障红军左翼侧的安全；红4军为第二梯队，待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于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红9军消灭南部守敌，主力则向梓潼方向发展。总部炮兵营配置于苍溪塔子山上，掩护红30军强渡。西线渡江作战由徐向前指挥；东线由陈昌浩负责，指挥红33军和地方武装牵制敌人。
1935年3月28日黄昏，红军各部按预定计划秘密进至嘉陵江边。张国焘和徐向前进入塔子山附近指挥所，直接指挥渡江作战。晚9时许，前线指挥部发出“急袭渡江”命令。三路红军将隐蔽的船只急速抬到江边下水。翌日1时30分左右，各路先后秘密渡江。红30军第88师263团两个营和方面军总部教导营合编成的突击队趁夜黑风大，涛声震耳，偷渡成功，全歼守敌1个营，并巩固了登陆场。29日拂晓，总指挥部命令突击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滩头阵地，同时命令总部工兵连在苍溪附近强架了竹筏浮桥，投入大量兵力向敌侧后猛插。接着，红88师另两个团迅速渡过江去，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击退思衣场方向江防总预备队前来增援的1个旅。红军乘胜追击，毙敌旅长陈继善。大部队陆续跟进，向敌纵深发展。29日上午，徐向前率方面军总指挥部随红30军过江。红30军一天内向前推进了70余里，全歼刘汉雄1个旅，残敌向剑阁方向退去。中路红军首先强渡成功。
与此同时，右路红31军一部于29日晨强渡成功后，会同红30军主力会攻敌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刘汉雄部杨选福旅，为夺取剑阁城，攻打剑门关开辟了道路。左路红9军主力在涧溪口顺利渡江，于31日克阆中，守敌败走盐亭。在红军三路强渡嘉陵江的同时，还在黄金口、红岩寺、猫儿跳、玉罗坝等渡口实施多路突破。红93师第274、279团连夜从王爷庙的河湾里到对岸熊家坝之间架起了一座浮桥过江。随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供给部、红31军军部、从这里跨过江去。接着，陈昌浩指挥第二梯队红4军、33军亦从苍溪渡过嘉陵江，主力向梓潼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