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民间同时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聚集场所，在乡土世界里，从不缺乏性本能的冲动，从莫言的《红高粱》开始，原始的激情就在这片乡土大地上得到尽情的释放，文学与性之间也一直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按弗洛伊德的解释，性本能的冲动与文明秩序的恒久压抑被视为本能与文明的搏斗。可文明秩序在乡土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信号的盲区，千百年来，维系乡土世界秩序的不是现代文明秩序，而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可是经历了五四、“文革”的冲击，现代文明秩序没有建立在乡土世界上，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却变得不再坚实。在小说中，一共有四对非夫妻关系却保持男女之情的人物。他们是：二元和兰英，八元与金凤，赵华与月红，胡申和吴寡妇。弗洛伊德证明，性本能的冲动固执地指向了快乐，这种快乐带有某种不顾一切的放肆。在小说中，八元与金凤、赵华与月红坚持的就是这样的原则，他们不顾一切地遵循着自己的生理需求，而对“文明、进步、美”这样的人文概念缺乏道德上的认知。然而，这种民间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却能得到乡土传统的维护，比如在二元与兰英的问题上，刘铁匠劝导三元时说的：“自古以来姐夫和小姨子清白的有几个，很正常嘛。”一个“自古以来”包含着强大的历史逻辑和规训力量，在民间社会拥有着无与伦比的话语权。高耀山的深刻之处，是他敏锐地发现，在贫瘠的乡土世界里，人的尊严是与物质挂钩的。小说之中，顺子撞见自己的老婆金凤与八元赤身裸体地抱在一起而呈现出来的那种猥琐的神态，他惧怕失去金凤这样一个女人而成为光棍，即便金凤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因为顺子的贫穷，他丢弃了男人的尊严。关于顺子思想斗争的这段描写，着实让读者觉得震撼。弗洛伊德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性本能冲动的科学合理的阐释，但弗洛伊德进一步论证的是：文明秩序是无法容忍性本能的自由放纵。我们允许性描写在文学之中的渲染增彩，但身体描写如果只停留在单纯的感官刺激而没担起引导“性”走向更高精神境界的责任的话，那么作家的写作还有待于成熟。而在《烟火人家》之中，“色”与物质产生了关联，身体属于了经济体系（彼得·布鲁克斯语）。不管作家是否是出于自觉，但高耀山确实写出了“色”与之关联的经济属性，同时也应了那句“人穷志短”的民间古语。
民间叙事借助“食与色”的普适性得以推进，民间虽然拥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屈从于人性的本质，但民间话语与现代性话语的冲突之处就在于，民间话语不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领域，它仍需要现代性的规训和改造，需要创新的文明秩序来加以维持。“食与色”本身与现代性没有冲突，但“食与色”如果依附于物质基础的话，就与现代性发生关联了，就需要接受现代性的改造。尤其在“色”的叙事上，将“色”遵循着性本能导入日常生活，同时又将其升华到经济体系之中。从文学史存在的事实来看，知识分子是无法摆脱与民间之间的关系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与原则进入民间。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和理性的审视与批判在当下语境下进入民间是非常必要的，毕竟“偷情”和“偷鸡摸狗”的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不齿的，永远不会成为正面道德的典范，从高耀山笔下“八元”（偷情、偷鸡摸狗之徒）这个人物可以看出，作家在坚持民间立场的同时更不会忘记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政治的审视，从正反两面展开
《烟火人家》从基调上来讲，肯定是一篇主旋律的作品。作为处于前现代的王原畔村来说，正如我前面所说，现代性的展开只能伴随着政治话语而得以在夹缝中存在，政治话语在对乡村世界祛魅的过程中充当着启蒙话语。王原畔村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才得以有效进行，这种叙事的逻辑对于高耀山这一代作家一点都不陌生，受“革命历史小说”滋养的高耀山本能地选择了宏大叙事的传统。著名学者黄子平曾这样评价：“革命历史小说”“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来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的主体意识”。（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2页）时过境迁，主旋律小说的讲述虽然不再如“革命历史小说”那样承载着建构国人在新秩序中主体意识的积极意义，但其表达的主题依然是在建构现实秩序的合理性。在小说中，我们经常能够读到一些国家政策：
中央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实实在在地关注农村，关心农业，关爱农民，为减轻农民的负担，相继出台了维护农民利益的决策，先是费改税，后是粮食生产直补，再后来是减免农业税。
邓小平说过，农村改革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实行土地规模经营。
之所以引用政策性话语，还是作者坚信其合理性，对王原畔村而言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面对社会的大变革，只有在政策的指引下，王原畔村村民们才能表现出应有的坦然、自信与从容。因此，对政治的审视作者不免流露出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毕竟高耀山是当下社会群体中的一分子，“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富里迪语）式的拷问让知识分子意识到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去言说其他，在坚守民间岗位意识的前提下，需要作出的是积极地参与社会的有效建构，这样，对政治的审视又转向了现实主义。尤其是对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描写，可谓一大亮点。高耀山采取了反讽的艺术表达方式，吸取了民间的幽默与智慧，借助小说人物胡中的段子来反映当前政治的负面现象：
机关修得像宫殿，当官的出门坐皇冠，三天两头去赴宴，泡妞赌钱是家常饭。一支烟抽掉一斤油，一顿饭吃掉一头牛，一屁股坐掉一幢楼。
像这样的段子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在体现民间智慧的同时，也对社会之中官员脱离群众的腐败现象进行高度的总结与凝练，通过胡中的段子集中反映了当前官僚主义作风产生的危害。当然，作家的智慧就在于揭示出问题，进而引起疗救的注意。毕竟《烟火人家》不是官场小说，犀利的批判反而会破坏了《烟火人家》整体的写作氛围与情绪基调。所以，笔者觉得这样艺术处理方式反而会更加保持文本内在的稳定性。对政治的审视实际上是作品政治无意识的一个行为，看似这样的一个行为被作品主体的情绪遮掩，但实际上，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如果不将政治纳入审视的范围，那么这篇小说就很可能会走向与现实背反的境地，同时，也就减弱了小说的艺术质量。但，老作家丰富的创作经验和人生阅历很好地弥补了小说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烟火人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按照作者的意愿，是想通过小说提供一个与城市相对立的带有前现代色彩的村庄。在这个村庄中有着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和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优秀的伦理道德，可是，文学场域一旦形成，文本的写作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固步自封的体系，尽管小说很生动、深情、细腻地描述了王原畔村村民的生存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的躁动是源于对城市文明的羡慕与憧憬，更是为了摆脱物质上的贫困，实现现代化的强烈诉求。因此，在这个“远离城市的村庄”中，村民们正在轰轰烈烈地做着拉近与城市距离的举动。在这样的大形势下，《烟火人家》无意中成为了一个农民在大变革时代转型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有反思、有追问、有困惑、有迷茫，同时，也有自信、有追求。小说的语言朴实、洁净，像一股清泉一样。在艺术上借鉴了白描的手法，寥寥数笔，尽管是粗线条，却大有嚼头，这可能就是朱昌平先生所说的“后震撼力”吧。这充分体现老作家的功夫，当岁月洗尽铅华，剩下的就是本色了，这种本色是作家对文学的看法，也是对社会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