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缺位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2011年央视春晚，当旭日阳刚唱响《春天里》，无数国人眼睛中闪耀着泪花。这是一种深切的共鸣。在观众投票中，《春天里》的支持率位于榜首，远远领先于“不倒翁”赵本山的小品。
民心是一把尺子，《春天里》唱出了他们心中的苦、痛、忧。
我前面已经提到，政府职能扭曲，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财富的损耗严重，而且，大量财富被用于投资，这必然导致社会保障体系的残缺，而这一点，正在成为中国最薄弱的一环。此前提及的粮食战争或危机、石油战争或危机、汇率战争或危机，都与中国保障机制的残缺相关。这将是拖累中国的一块挥之不去的巨石。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就是抢购。一旦出现什么不太好的消息，人们立刻掀起一股抢购风潮。为什么这种现象频繁出现？关键是缺乏安全感，如果这种安全感不能从公共服务中得到满足，就容易引发巨大恐慌，并且，这种恐慌会在短期内蔓延开来。从根源上来讲，这种现象也与社会保障不健全有关。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再到阿玛蒂亚?森的《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福利经济学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上来看，都已经比较成熟，关键是“做”的问题。
在以GDP考核干部政绩，在政府职能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大背景下，福利制度的构建缺少两个最重要的元素：一是构建福利机制的动力；二是用于构建福利体系的资金——资金大都用到了基建投资当中。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详解医改方案时指出：“如果实行免费医疗，大家动不动就要去做一些贵的检查，吃药也要吃最好的，那时释放出来的全部医疗需求，肯定远远不止1600亿（2009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美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是7000美元，英国是4500多美元，如果要搞免费医疗，我们的医疗水平是逐步跟国际接轨的，但是经济上是根本不可能承受的，到2050年也不可能实现免费医疗”。
这一说法遭到广泛质疑。很多人举出了中国一些投资项目的开支，以此说明中国缺的不是资金而是动力。的确，与许多庞大的投资项目相比，即使超过1600亿的资金，也不是什么大数目。
退一步说，假如一个地方政府将大量资金用于民生的改善方面，会有什么结果呢？公众当然会很满意，但是，由于这个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减少，GDP增速也会放缓，地方干部就可能由于考核成绩不理想而被淘汰出局。
因此，尽快构建起用民生而不是枯燥的冰冷的GDP数字来衡量干部的政绩，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
什么在制约内需？
我们都知道，长期困扰中国的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内需不振。而内需不振的根源在于民穷，在于财富分配中，普通民众获取的利益与其实际消费需求不对等，导致低收入者即使有消费意愿，也没有消费能力。近年来，尽管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较之往年有所加快，但与社会的实际需求之间，仍然差距甚远。
根据2006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部署，中央就提出要在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社保资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呢？据专业人士估算，即使不计失业保障，保障资金的需求至少在10万亿。目前社保资金的缺口远远超过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万宾在报告中提出，要求拿出国企利润填补社保资金缺口。
民穷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给人们带来的后顾之忧是显而易见的。
民穷+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缺陷，是中国最显而易见的裂缝。这意味着，中国在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时，留给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时间很少，缓冲的余地也非常小。一旦遭受冲击，哪怕其中的某个环节遭受冲击，后果也往往不堪设想。
对比一下日本，日本早在1990年就步入衰退的20年，但时至今日，仍然是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大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民富路线的推行，让民众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社会保障机制也日益完善，加之其技术创新能力一直保持着强势，依然维持了其应有的地位。
仅以技术为例。日本人唐津一在其《中国能否赶超日本》一书中写道：日本制造业的特征并不在于简单的复制，而在于引进先进技术很快消化后，就迅速不断地改进，并且让它进化。这样，从明治时期开始到昭和时期的一百多年中，日本竟然不知不觉地就成为世界上制造业的领跑者了。目前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会再说日本的制造业是模仿欧美了……仔细观察一下被中国生产的产品充斥着的市场，我们可以知道主要有服装、塑料产品、普及型的家电产品等。这里面没有热心消费者用羡慕眼光注视着的高级产品。这样的产品，只要是经受过一些简单训练的工人，都可以生产出来。所以，人工费便宜的中国才控制了这部分市场。
从这种对比中，不难看到中国抗风险能力脆弱的一面。
财富分配是问题之源
其实，中国的就业状况紧张、幸福指数低，甚至交通拥堵等问题，都与财富分配机制畸形所导致的民穷相关。只有走民富路线，改变目前财富分配向政府和企业集中的现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96年至2007年，劳动者报酬比重大幅下滑，而同期，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目前，作为中国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但是，如果对企业的状况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企业的负担其实也已经非常重。因为，中国要支撑起政府所主导的庞大的投资，这意味着，企业获取的财富也通过税、费等形式向政府聚集。财富不仅向政府集中，而且，在庞大的投资计划中，更多的财富归政府支配——其中包括负债部分，即对公众财富的透支。
显然，如果政府不转换职能，不把经济发展的主导让渡给企业与民间资本，民富路线其实是很难实施的。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收入水平中，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有标杆性作用。美国1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个人，劳动供养率为1∶48，与美国劳动供养率1∶48及德英法的1∶68、日本韩国的1∶38相比，中国绝大多数产业工人的劳动供养率达不到1∶15。假定中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月收入为2500元人民币，其按生活价格指数估算的劳动供养率只有1∶045，而且这个假设是按目前中国产业工人比较高的劳动收入计算，70%以上的产业工人劳动收入达不到这个水平。包括产业工人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其劳动收入只能维系生存或基本生活，多数人无法更新知识与提高能力，更谈不到全面发展，严重制约了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就业模式可归纳为两类：一是低工资的高就业率模式；二是高工资的低就业率模式。中国不仅选择了低工资的高就业率模式，而且在此思维下希望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由此导致了中国十分高的就业压力。与此同时，从城市到农村的“家庭双人就业”要求，使中国的就业压力呈几何级数增长。
美、德、英、法就业政策及思维是让30%的人拼命工作来供养70%的人，中国应该借鉴并确定“让45%的人拼命工作而供养55%的人”的就业目标。只有大幅提高工资，才能提高就业者的供养率，当一个就业者的劳动收入能够供养2个人或3个人甚至更多个人时，就业模式就会发生变化及替代。如果中国的就业模式能逐渐转到高工资低就业率的模式，会大大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
日本当年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就是由于在公平的制度下，实行收入倍增计划后，劳动供养率大大提高，一部分劳动者可以及时更新知识，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运行效率的提高。西方国家更是在百年前就实行了这样的制度。有了倍增的公平，才能有倍增的机会、倍增的收入和倍增的幸福感。他们追求的是以高效率的劳动和丰厚的工资匹配，为别人也为自己腾出充分的时间用于学习或休闲，使生活幸福指数和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同步提升。
中国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在被低效率、低工资、低保障的工作所捆绑，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待遇，收入没有与自己的劳动付出相匹配，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工作的热情和创造的积极性。
财政供应率过高
中国的财政供应率一直非常高。这是政府主导经济而非主导公共服务的必然结果。随便一个企业，都有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数万人，当政府承担起企业的责任，它比企业需要更多的人。
财政供养率反映的是财政供养人员和该国国民人口的比例，是衡量财政负担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理论界对我国财政供养率有两种说法。一是根据厉有为的研究，中国财政供养率在两汉为945∶1，唐朝为500∶1，宋朝为245∶1，明朝为233∶1，清朝为99∶1，新中国成立时为600∶1，目前为29∶1。另一是温家宝总理在上任之初答记者问时指出的这样一串数字：中国财政供养率在西汉时为7945∶1，隋朝为3927∶1，唐朝为2613∶1，明洪武年间为2299∶1，清康熙年间为911∶1，目前为28∶1。这两种说法都认为我国目前的财政供养率太高，财政供养人口过多，在行政改革中需要大力精简人员和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