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节制的融资所产生的抽血效应，使得A股投资者难以获得与其出资金额相对应的稳定的回报。当然，单就这个时间段而言，自从2010年6月进入新周期后，在泡沫累积期会带来机会，问题是，泡沫的累积必将破灭，而泡沫破灭后依然是财富的蒸发，留给普通投资者的依然是伤痛，A股的赚钱效应很难保持稳定和持续。
伦敦商学院的埃罗伊路?迪姆森、保罗?马什和麦克?斯丹顿研究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股市回报率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两者的相关性几乎不存在。这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超量的货币供应和超量的新股发行，以及资本市场的利益输送等弊端，稀释了普通投资者的财富和权益。
因此，投资中国股市必须高度重视这种特殊性。在趋势判断和股市投资中，必须考虑这些看起来“外在”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因素。
内幕交易的巨大危害
除了融资规模的扩大，内幕交易等问题也是对普通投资者的巨大危害。
经济学中的完全信息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资本市场，相关利益主体总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市场，以引导行情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行进。比如，那些握有重仓的机构对市场总是表现出信心十足的一面，无论何时，他们总是市场人气的引领者，欺骗普通投资者跟风，等到他们将股票抛掉，又立即变脸，成为唱空者，以促使股市下跌，等着在低位收集散户投资者带血的筹码。
因此，经济学家吴敬琏直言，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
2001年1月，中央电视台《对话》、《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对吴敬琏的访谈，吴敬琏谈了对股市的一些看法，其间谈道，“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由此联系到之前一年，吴敬琏曾就“基金黑幕”一事发表了鲜明观点，坊间将这一系列并非“正面”的言论概括为“赌场论”。
赌场论是中国股市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信息不对称是股市的常态。这个缺陷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影响市场、操纵股价的工具，加之监管漏洞的存在和众所周知的腐败因素，使得内幕交易得以在这样的土壤下生长。
内幕交易者是潜伏在证券市场中的“扒手”，他们在牟取不当暴利的同时，制造不公，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动摇资本市场的基石。因此，许多国家都在不断加大对此的打击、制裁力度。
由于西方国家的法制观念已经培养了数百年，监管体系比较系统和完善，上市公司竭尽全力为股东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炒概念、讲故事、言而无信、内幕交易等现象并不容易发生。比如，某某股票上涨之后，上市公司出台了利好消息，那么，监管部门就可能深入调查，那些利用信息优势牟利的人将受到法律极为严厉的惩罚。而在中国，有的股票连拉了几个涨停之后，利好消息出来了，不少人投以羡慕的目光，遗憾自己没有提前知道相关消息。
市场的错位已经把投资者的心态扭曲到了如此地步！
有时候不能不感叹，不同的制度环境，培养了不同的公民，也培养了不同的思维、行为方式。当下的中国，投机之风弥漫，缺少脚踏实地的敬业精神，与这种体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怨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有好的机制都是靠每个人的努力推动的，而不是等来的。
以制度打击内幕交易
其实，内幕交易行为并不难追查，关键是制度。
比如，中国市场存在着较多的重组行为，一些提前掌握非公开信息者（如公司高管），可以提前通过他人账户布局，潜伏下来，而对其他人则严守秘密，股价未曾出现明显异动。然后，等重组信息公开后，股价连续上涨，潜伏者获利了结。
这种内幕交易形式比仅仅借助信息获取时间差牟利的行为更为隐蔽，获利更多，危害也更大。因为，公司的高管可能为了事先潜伏账户的收益而盲目重组，这种重组由于是拿公司的规划、股东的资金来满足个人私利，重组的质量往往非常糟糕——当然，这也不是内幕交易者最关心的。
尤其实行股改以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利益与股价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上市公司讲故事、制造各种题材的冲动更加强烈，一些缺乏责任心的高管往往只求短期效应而忽略实质性效果，许多投资打水漂与此不无关系。
因此，我曾经撰文建议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行为，不仅要关注股价的异动，也应关注重组等的实质性效果，对于明显有违常识、造成重大损失的重组，可重点监督，看重组、投资前后，伴随着股价的大起大落，是否存在内幕交易。
但是，制度缺陷决定着，在中国，股市要想走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正规程度，要经过一个十分曲折和痛苦的过程。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公民，其实，有什么样的公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靠的从来都不是惰性十足、奴性十足的劣根性，靠的是积极的推动，靠的是进取精神和不懈的追求。
货币危机的源头
有一点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如果货币超发，终归是已经发出来了，无论它在哪里，它都是真实存在的。与其手忙脚乱地去控制物价，不如从源头上控制住货币超发的闸门。毕竟，价格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货币问题。
货币超发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于未来货币泛滥存在着巨大担心。经济学家们认为，过去十年M2已增长450%，继续增大的话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人民币大幅贬值、泡沫升腾，甚至严重的金融危机。
中国社科院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经济体制不一样，对货币供应量的容忍度也不一样，指标缺乏可比性。但一般而言，经济学界一般采用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目前来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在1以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对较高，货币供应量一般为GDP的1~15倍，超过2倍的很少。
2010年11月2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经过金融危机的调整，我国的货币存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货币存量与GDP的比重达到200%。货币供应量超速势必会带来潜在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资产泡沫、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和资金流动风险必须高度关注。“货币供应超量将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泡沫，一旦形成的泡沫突然间破裂，会带来一系列家庭、投资者、金融机构、企业等方方面面的资产负债表的问题。”李稻葵建议，宏观经济应该关注资产价格，甚至应该控制资产价格。李稻葵所指的系统性风险，还包括大规模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下滑，以及资金从过度宽裕到紧张——全球从流动性过剩变成“冷水澡”，如果国外金融情况收缩，资金无序地、大规模地流出，将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同样发出警告的还有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他在2010年9月份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新巴塞尔协议降低了非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杠杆率，但如果中央银行仍然不一致，创造巨大的货币供应，危机还照样爆发”。他呼吁控制货币发行。
但中国的货币供应减缓几乎是不可能的。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撰文指出：“更具特色的是，中国与多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不同，在那些地方，货币存量与GDP之比超过了90%的高点就掉头向下。而中国的货币轨迹是继续攀升。我们也许需要新的验证，看看资产市场化是不是比产品市场化带动更高的货币需求？不过在得出结论之前，制度分析还可以引出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如果货币深化的进程停滞或逆转，那么，过多的货币存量将因此减少了‘消费需求’，就转而压迫一般物价与资产价格，引发通胀与某些资产价格的狂涨。”
那么，中国必然因此走向与泡沫的博弈之路，战胜泡沫，或者被泡沫摧毁。除此，似乎没有中间路途可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