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很好。那么你再说说……早一些做这个梦，是不是也不太困难呢。阁下您下定决心来跟您的女仆我搭话，是不是嫌晚了点呢？”
“有什么必要谈话？”卡斯托普问，“干吗谈话？谈话呀、讨论呀什么什么的，我承认，是共和主义者的事。不过我猜想，同样也是作家诗人们的事。咱们疗养院有一位病人，我跟他甚至已经交上朋友，就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他刚才还对你咬了一阵耳朵来着。”
“ 算是吧。他无疑十分健谈，能说会道，有些个过分热衷此道，动不动就给你朗诵几句诗文什么的——不过他能算诗人吗，这老兄？”
“真是抱歉！我还无缘进一步结识这位高贵的骑士。”
“这我相信。”
“噢！你相信。”
“怎么啦？我刚才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你肯定发现了，我是不常讲法语的。不过跟你在一起，我就宁愿讲法语而不讲自己的母语德语了，因为对我来说，讲法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模棱两可，不负责任，就像说梦话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像明白一点。”
“这就够啦……讲话是件难受的事，”卡斯托普继续说，“人进入了永恒的境界，就什么也不用讲了。在永恒的境界里，人可以率性而为，你知道，如果想画一只猪就只管仰头闭眼画得了。”
“说得真好！无疑你已经置身永恒，看来你对永恒已经认识得十分清楚。你真是个好动脑筋的幻想家，我得承认。”
“是啊，”汉斯·卡斯托普说，“要是我再早点有机会和你谈话，那我就会称你做‘您’了！”
“那也好。可那你是不是一直想称我为‘你’呢？”
“是的。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你’称呼你，今后也将永远以‘你’称呼你。”
“这可是有些过分，我必须说！不过呢，你再也没有多少机会称我为‘你’喽，我就要离开了。”
离开这个词好久才真正钻进了汉斯·卡斯托普的意识，使得他一跃而起，茫然四顾，像个刚刚让人从迷梦中惊醒的人一样。他们刚才的交谈进行得很慢，汉斯·卡斯托普讲法语有困难，需要反复思索。钢琴声沉寂了片刻，现在又响起来了；而今是曼海姆人在那里弹奏，他顶替那个斯拉夫小伙子，换上了自己的乐谱。恩格哈特小姐坐在他身旁，帮助他翻谱纸。多数的疗养客看来已进入了水平状态。他俩前面已经没再坐任何人。阅览室里有些人在玩儿牌。
“你要干什么？”汉斯·卡斯托普失魂落魄地问……
“我就要离开了。”她微笑着重说一遍，看样子对他的惊慌失措感到意外。
“不可能，”他说，“你只是开玩笑。”
“绝不开玩笑。完完全全是当真的。我就要动身啦。”
“什么时候？”
“就在明天呀。午饭以后。”
卡斯托普心里一下子完全空落落的，忙问：
“去哪里？”
“去一个遥远的地方。”
“去达吉斯坦吗？”
“你消息倒灵通哩。有可能——暂时先……”
“难道你好了？”
“这个嘛……不。只是贝伦斯认为，待在这儿暂时不会对我有更多效果。所以就可以去别的地方换换空气。”
“也就是说你还回来喽？”
“这可说不准儿。尤其是啥时候说不准。至于我本人，你知道我这个人喜欢自由胜于一切，尤其是爱待在哪儿就待在那儿，也就是完全地随心所欲。我醉心自由不羁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你恐怕根本无法理解。这也许是我本性如此喽。”
“你在达吉斯坦的丈夫，他就这么干干脆脆地给了你——这样的自由吗？”
“是疾病还给了我自由。我来这里已经是第三次了。这次我在上边住了一年。没准儿还会再来哩。可到那时，你一定早就远走高飞啦。”
“你这么认为吗，克拉芙迪娅？”
“你对我直呼其名——竟然这样！看来你对狂欢节的习俗真是很当真喽！”
“难道你了解我的病情？”
“了解——也不了解，山上的情况都是这样。你肺上有个浸润点，发低烧，是不是？”
“下午体温三十七度八或者三十七度九，”汉斯·卡斯托普说，“你呢？”
“噢，我的情况稍微复杂一点，你知道……不那么简单。”
“在关于人的学问里边有一种学科叫医学，”汉斯·卡斯托普说，“这个学科有个术语叫‘淋巴腺结核性栓塞’。”
“啊，你原来在做密探，亲爱的，这再清楚不过！”
“你……请原谅！允许我现在就问你个问题，急切而直截了当地问你个问题！六个月前，当时我从餐厅径直去做体检……你转过头来看着我，还想得起吗？”
“这叫什么问题？还六个月前？”
“你知道我去了哪儿吗？”
“知道，完全是偶然的。”
“是贝伦斯告诉你的吧？”
“怎么又提贝伦斯！”
“噢，他把你的皮肤的色调画得那么真切……而且，他是个脸颊仍烧得通红的鳏夫，有一套造型实在值得玩味的咖啡具……他对你的身体，我相信不仅像个大夫似的一清二楚，还像别的人文学科专家一样饶有兴趣。”
“你说得太对了，因为你是在讲梦话，我的朋友……”
“是怎样就怎样吧……可是，你要离开的消息却像闹钟无情地从梦中惊醒了我，让我还是继续糊里糊涂地做梦好些。七个月来，只能用目光与你交流……现在刚刚真正结识了，你却马上说你要走了！”
“我对你再说一遍，我们原本可以早些聊聊啊。”
“你真的曾经这么希望？”
“我？你不该那么躲着我嘛，小兄弟！是你自己窝囊！眼前这个你对着说梦话的女人，你就这么害怕接近她么？还有谁妨碍你，使你没有胆量走近她？”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不愿对你称呼‘您’。”
“撒谎。老老实实回答吧——中途离开晚会的那个意大利人，那位惯于说漂亮话的先生，他刚才对你讲了些什么？”
“他的话我一句听不进。只要我一见到你，那位先生就让我全忘了。可是你不记得……在这里要结交你真是不容易。何况我身边还有一位时刻关心的表哥，他可不想在这里找乐子喽。他一心只盼回平原上服役去。”
“可怜虫！实际上他自己不知道，他病得可厉害啦。还有你那位意大利朋友，他病得同样不轻。”
“他自己也这么说。可是我的表哥……他病真的很重吗？你可吓了我一跳！”
“他要是下山回德国当兵去，就很可能会完蛋。”
“会完蛋？会死？这个词很可怕，不是吗？不过很奇怪，今天听见这个字眼，我内心震动并不大，说到底就像听见一句口头禅，正如‘可吓了我一跳’也只是口头禅一样。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心里反倒平静了。我不会悲痛欲绝，不论是我善良的约阿希姆死了，还是我自己死了；现在呢，我却听说，他快死了。要真是这样，那他的情况跟我也差不了多少，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他已经得到死神的青睐，我却为得不到青睐痛苦，真是有意思！——在拍X光片的候诊室里，你曾跟我表兄聊过，也许还记得吧。”
“是的，记得一点点。”
“也正好在那天，贝伦斯给你做了透视！”
“是啊，那又怎样。”
“天呐！片子在身边吗？”
“不，当然在房里。”
“噢，在你房里。我的却总是放在身上的皮夹中。要我给你看看吗？”
“谢谢了。我没好奇得那么厉害。再说也就那么回事。”
“不过我已经见过你外在的肖像了，所以更想看看你内在的肖像，它让你放在了房间里……那让我另外提个问题！一位住在‘村’里的俄国绅士常来看你，他是谁呀？这个人来找你干什么？”
“我必须承认，你是位干练的密探。好吧，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不错，是有一位身体有病的老乡，他是我的朋友。几年前我在另一家温泉疗养院认识的。我俩的关系吗？喏，告诉你，关系就是一块儿喝茶，一块儿吸两三支俄国香烟，还一块儿谈天说地，关于人呀，上帝呀，人生呀，道德呀，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我能汇报的就这些，该满意了吧！”
“还谈过道德！——那么，就道德问题，你们二位有何高见？”
“道德？对此你也感兴趣？好吧，我们以为，不应该从德行中寻找道德，也就是说在理性、在自律、在良好的风尚以及举止端正中，是见不出道德的，而是恰恰相反，我以为只有在罪孽中，只有当自己陷入了危险、有害乃至可能遭至毁灭的境地，才可能寻找到道德。在我们看来，失去自己和毁灭自己，比起保全自己要道德得多。一些名声很大的道德家根本不是真有德行的人，而是作恶多端的坏蛋、冒险家和罪犯，可他们却来叫我们谨遵基督教义，对罪恶和苦难逆来顺受。这一切叫你听得很不入耳吧，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