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汉斯·卡斯托普看来很像要带着严重的伤风回到平原上去。他感冒了，很可能是在静卧的时候，而且估计是在晚上。差不多一周来，尽管天气潮湿阴冷，他都参加了晚间的静卧。在他走之前，气候看样子不会再变好。人家告诉他，这样的天气也不能认为就坏；对于山上的人来说，压根儿不存在坏天气这个说法。人们不怕任何天气，对气候几乎漠不关心。以年轻人灵活好学和乐于适应新环境的思想、习俗和脾气，汉斯·卡斯托普也开始养成这种满不在乎的习惯。即便空气像从水壶里头斟出来的，你也不该觉得它因此有点儿潮湿。实际上也可能不潮湿，因为他的脸跟往常一样仍在发烧，就像待在一间暖气热过了头的房间里或者酒喝多了一样。至于说到冷嘛，那倒确实冷得够厉害的；不过躲进房间里去也并不明智。因为没有下雪，所以便没生暖气，坐在房间里绝不比穿上冬大衣，用两条厚毛毯将自己结结实实地裹起来躺在阳台上来得舒服。恰恰相反，在外边静卧舒服得不知多少倍；甚至可以断定，这是汉斯·卡斯托普记忆中尝试过的最舒适宜人的生活方式——他对自己的这一判断坚信不疑，尽管有那么一位作家和烧炭党人曾经不怀好意，称之为“水平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晚上的静卧他更感觉惬意：他把自己暖暖地包裹在毛毯里，身旁的小桌上亮着盏小灯，嘴里含着重新对了口味的雪茄，身体尽量享受着这儿的躺椅所具有的那些很难说清楚的优点，自然是鼻尖冰凉，捧着书——仍旧是那本《远洋船舶》——双手也僵硬、发红。透过阳台外墙的拱形圆洞，可以眺望夜幕笼罩的山谷，只见这儿灯光稀疏，那儿却似繁星密集，景象煞是迷人。几乎每天晚上，至少也长达一小时，从谷底里总有音乐传来，那么隐隐约约的，多半是悦耳而熟悉的曲调：一些歌剧的片断，诸如《卡门》《行吟诗人》或者《自由射手》的选曲，还有流畅动人的华尔兹，还有听得他脑袋也随着节拍摇来摆去的进行曲，还有愉快活泼的玛祖卡舞曲。玛祖卡？那个手上戴着小红宝石戒指的姑娘的名字叫玛露霞，发音有些相似。紧挨着的阳台上，在乳白色玻璃隔墙后边，躺着约阿希姆——汉斯·卡斯托普不时地和他低声谈两句话，生怕打扰其他平躺着的人。约阿希姆在自己的阳台上感觉与表弟一样，虽然他缺少音乐细胞，不能像表弟那样欣赏音乐演奏。真是非常可惜，他这会儿大概在念他的俄语语法吧。汉斯·卡斯托普却将《远洋船舶》放在毛毯上，诚心诚意地聆听着音乐，愉快地透视着乐曲明快而深邃的结构，对每一部富有个性和情绪的作品都感到由衷的喜悦，同时想起塞特姆布里尼对音乐发的那些议论来，心中只能是对他充满着敌意。那些议论非常恶劣，诸如说什么音乐在政治上是可疑的等等，其性质事实上并不比他祖父乔西普关于七月革命和创世纪那六天的说法好多少……
我们说过约阿希姆不会欣赏音乐，还有抽烟的乐趣他也不曾享受过。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的阳台上，舒舒服服而又踏踏实实。又一天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可以放心，今天不会再出任何事情，不会再发生任何震撼心灵的事，不会让心脏肌肉组织再承受额外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放心的是，明天一切仍会一个样，又将从头开始；环境和条件的狭小、优裕及有条不紊，决定了只可是能这样。这双重的放心和笃定惬意极啦，它与那美妙的音乐和可口的雪茄加在一起，将晚间的静卧变成了汉斯·卡斯托普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防止一件事：娇生惯养的新来者和客人在静卧时认认真真地感冒了——或者在其他可能的时候。总之，已出现严重伤风咳嗽的征兆，额头里昏晕而且沉闷，扁桃发痛，空气已不能自如地流进气管，而是呼吸艰难；冷空气一刺激喉头，便连连咳嗽不止，嗓音一夜之间就变得沉浊了，活像个酗酒烧坏了嗓子的男低音歌手。据汉斯·卡斯托普自述，正是在这一夜，他完全未能合眼，因为喉咙又干又涩，他不得不一次次从床上爬起来。
“真糟糕，”约阿希姆说，“简直叫人一筹莫展。感冒，你得知道，在这儿可不适用；人家不承认感冒，说空气这么干燥，理论上不存在患感冒的可能；哪个病人要敢于去报告自己感冒了，就休想在贝伦斯那儿讨到便宜。只不过你的情况不一样，你毕竟有这个权利。然而，最好的办法还是割掉扁桃，平原上可以做一些手术，只是在这儿——我怀疑他们对此有足够的兴趣。在这儿还是别生病的好，病了没谁来管你。这是一个古老的教训，你在最后一刻总算知道了。我刚来时有位太太，她蒙住耳朵嚷痛已经整整一星期，终于，贝伦斯来瞧了。‘您大可放心，’他说，‘患的不是淋巴结核。’如此这般，事情就算结啦。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明天一早等浴室管理员上我这儿来，我就向他说。这是规定的程序，他会继续往上报告，最后也许会对你采取点医疗措施。”
约阿希姆如是说，而规定的程序也果然灵。星期五早上，汉斯·卡斯托普刚刚外出活动归来，就有谁来敲他的门了。这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能直接认识米伦冬克小姐，或者如大家所称呼的“护士长太太”——在此之前，他只能远远地见到这位显然的大忙人，看见她总是从这房间跨出来，横过走廊，又马上走进对面房间，要不就看见她身影在餐厅中匆匆闪现，听到她那尖厉的噪音。喏，这会儿她来看他本人了；受到他的感冒的召唤，她现在正以坚硬的手指节在他的房门上叩击出响亮短促的声音，腿随即便跨了进来，几乎没等到汉斯·卡斯托普说“请进”，已经站在门框中，却又将身子扭回去，想再确定一下房间号数。
“三十四号，”她敞开嗓门喊，“没错儿。乖乖，我听说您着凉了（法语），我听说您着凉了（英语），我听说，您感冒儿了（不伦不类的俄语）？我怎么和您讲才好呢？用德语，我已经看出来啦。噢，齐姆逊先生的客人，我已经看出来我得上手术室去。那儿有个人吃了青豆沙拉，需要灌肠。只要我什么地方没留意……而您，小伙子，您想说在我们这里患了感冒吗？”
她这种老贵族夫人式的说话方式，令汉斯·卡斯托普瞠目结舌。她上句没完，下句就来了，同时像在嗅什么似的高高抬着鼻子，脑袋不安地转来转去，活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猛兽，一边还伸出长满雀斑的右手来轻轻握成拳头，向上翘着拇指，在腕关节处急速弹动，好似在说：“快，快，快！您不要听我在讲什么，而是该您自己讲，让我走吧！”她四十光景，瘦瘦小小，没有任何曲线，穿着一件束腰带的护士白褂子，胸前印着个红十字。从她的护士头巾下，露出稀稀疏疏的淡红色头发，淡蓝色的发炎的双眼里目光游移不定，一只眼睛的眼皮上还多余地长着一颗长长的疣子，鼻孔上翻，嘴像青蛙，加之下嘴唇又歪又长，说起话来就跟挥舞铁铲差不多。汉斯·卡斯托普打量着她，把自己天生待人和蔼真诚与耐心谦逊的性情充分表现了出来。
“怎么个感冒法，嗯？”护士长又问，同时想拿眼睛盯紧他，但没有成功，因为她的目光又游移开了，“咱们可不喜欢这样的感冒。您经常患感冒吗？您的表兄过去同样经常患感冒吗？究竟您多大啦？二十四？这个年龄可是有问题。您说您上山来，接着就感冒啦？我们这儿不允许谈‘感冒’，尊敬的小伙子，只有山下才有这样的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几个字从她那下嘴唇像铁铲般翻动的口中吐出来，听着既叫人恶心又叫人惊诧——“您的呼吸道上有个漂亮极了的炎块，这个我承认，从您眼睛上立刻就可以看出来……”说时她又做出异常的努力，想使目光直盯着年轻人的眼睛，结果仍不十分成功——“可炎症不是因为感冒，而是因为受了感染，而人是很容易感染的。现在的问题在于，是良性的感染呢或是恶性的感染，其他通通是胡说八道。”——又一个令人寒栗的“胡说八道”——“是的，有可能您比较容易接受良性的感染。”边说边将她那长长的疣子伸过来盯着他；他不知这样她怎么能看见。“这儿给您一包不会有副作用的杀菌片，可能对您有好处。”说着，她从挂在腰带上的黑皮包中掏出个小纸袋来放在桌子上。那是一包润喉片。“还有，您看上去挺激动，好像在发烧。”她一再地企图盯着他的脸，可目光总是斜到了旁边，“您量过体温吗？”
他答没有。
“为什么不量？”她问，让那斜伸着的下嘴唇停留在空中，像是等着……
他闷声不响。好心的汉斯·卡斯托普到底还年轻，还改不掉那个从座位上站起来答不上问题就默不作声的学童的闷脾气。
“这么说您从来没量过体温？”
“不，量过，护士长太太。当我发烧的时候。”
“小伙子，量体温首先是为了知道是不是发烧。现在，您认为您不发烧吗？”
“我不清楚，护士长太太，我自己不能肯定。自从上山以后，我就有点时冷时热。”
“这样！那您的体温表呢？”
“我没带体温表，护士长太太。带它干什么，我只是上这儿看表兄，又没有病。”
“胡说八道！您把我叫来，就因为您没有病吗？”
“不是的，”他有礼貌地笑了笑，“而是因为我有点儿——”
“——感冒了！这样的感冒我们经常领教。在这儿！”说着，她又从腰间的皮包里掏出两支长长的小皮套来，一黑一红，全摆在桌子上，“这支三法郎，这支五法郎。自然您最好选五法郎的。只要您使用得当，对延年益寿会有些好处。”
汉斯·卡斯托普笑嘻嘻地拿起红皮套，打开来。在红绒衬里不大不小的凹槽中，扎扎实实地躺着一根玻璃管，那讲究劲儿不亚于装着一颗宝石。玻璃管上的刻度线除去逢十为黑色外，其余全涂成了红色。数目字也是红色的。在下边较小的一端，装着镜子般发亮的水银。眼下水银柱很低，大大低于动物的正常体温。
汉斯·卡斯托普知道怎样才不丢面子。
“我要这支，”他说，对另外那支不屑一顾，“这支五法郎的。请允许我马上给您……”
“没问题！”护士长尖声怪叫，“只是重要的东西该买就买！别着急，会记到账上。拿过来，让我把它弄得低低的，弄到低得不能再低——这么样。”她从他手里接过温度表，在空中不断地甩，使水银柱渐渐下沉，直沉到三十五度以下。“会升起来的，会升起来的，这水银柱！”她说，“这儿，把您的宝贝儿拿去！您大概已经知道，在我们院里怎么个量法？插在您高贵的舌头底下，七分钟，每日四次，并且好好用嘴唇包住。再见，小伙子！但愿结果不错！”话刚出口，人已离开房间。
汉斯·卡斯托普鞠完躬直起腰来，站在桌旁望着她身影从中消失了的房门，然后把目光投到她留下来的体温表上。“噢，这就是米伦冬克护士长，”他想，“塞特姆布里尼不喜欢她，确实也是，她有她讨厌的地方。眼皮上那颗疣子是难看，大概也并非一直就有的吧。可她干吗老叫我‘小伙子’，而且加上一个不必要的咝音？真是荒唐而又奇怪。还有，这是她卖给我的温度表，她皮包里总是装着几支。这玩意儿山上到处都有的是，所有的商店里，甚至在那些你根本想不到会看见它的地方也有，约阿希姆说过。可我用不着费任何力气，它自动掉到了我的怀里。”他从皮套中取出那纤细的棍儿来，拿着它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他的心怦怦狂跳。他调头瞅了瞅开着的阳台门，身子却朝房门转了一下，想去找约阿希姆，但中途又改变了主意，仍然站在桌边，只是清了清喉咙，看嗓音还沙哑不沙哑。随后他咳起嗽来。“是啊，我得看看是否真的发烧。”说着。他迅速将体温表塞进口中，将装水银的一端压在舌根底下，使玻璃管从嘴里斜着向上翘起；他用嘴唇包紧了它，免得冷空气进入口中。随后他看了看手表：九点三十六分。他开始等待那七分钟过去。
“既不会多一秒，也不会少一秒，”他想，“对我完全可以放心，高也罢，低也罢。用不着拿‘哑大姐’来替换它，像塞特姆布里尼讲的那个奥蒂莉娅·克乃弗一样。”他一边想，一边在房里来回走着，舌头下紧紧压着体温表。
时间走得慢悠悠的，七分钟似乎没完没了。当他瞅着表上的指针，已经开始担心会错过准确时间的时候，发现才过去两分半钟。他做这又做那，拿起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又放下去，最后在未让表兄发现的情况下轻轻走到了阳台上，去俯览山谷中的风景，看那些他已烂熟于心的形形色色的景物：那些如角尖似的山峰，那些如梳子般起伏有致的山脊以及道道峭壁。构成左前方背景的是布莱姆山，它的背面倾斜着直落进谷底，侧面盖满了茂密的高山灌木林；右边是密集的小山，它们的名字汉斯·卡斯托普同样也很熟悉；最后还有那老山岩，从这儿看去，它仿佛封住了南方的谷口——谷中，他看见了一条条大道，看见了花园平地上的花坛、岩洞、枞树；近旁，他听见了静卧厅中传来的窃窃私语……他转身回到房中，同时调整一下嘴里体温表的位置，然后伸直手臂，使衣袖从手腕子上退开，再将下臂弯曲到面前。他磨磨蹭蹭，推推这，碰碰那，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打发掉了六分钟。可这时他站在房间中间却做起梦来，任凭脑子胡思乱想，致使剩下的最后一分钟像猫儿一样，在他不知不觉中便溜掉了；等他再抬起手腕来才发现，可已经迟了点：第八分钟已过去三分之一。没关系，他想，对结果不会有一点儿影响，同时将体温表从嘴里拔出来，低下头去久久地察看，目光显得有些迷茫。
他未能马上弄清楚结果，水银的亮光和玻璃管的反光混在一起，使他觉得水银柱一会儿很高，一会儿又根本没有了。他把体温表举到眼睛跟前，转过来又转过去，还是未看出所以然。终于，在碰巧侥幸地那么一转之后，图像变得清楚了。他保持住位置，赶忙运用起思维来。确确实实，水银膨胀了，大大地膨胀了，水银柱已经升得相当高，已经比正常的体温高出好几条小刻度：汉斯·卡斯托普的温度为三十七度六。
还在上午九点半至十点之间就三十七度六——这可太严重了，这就叫“发烧”，由于感染引起的发烧，而他本来是容易受感染的。现在的问题只是他受了什么样的感染。三十七度六——约阿希姆甚至也不比他高，院里没有任何人比他高，除非已经病入膏肓，或者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他的体温既超过了装着气胸的克勒费特小姐，也超过了……也超过了舒舍夫人。诚然，他的情形不完全一样——他只是感冒发烧，如山下的人们常说的。可是也没办法绝对分清楚，汉斯·卡斯托普怀疑他是在感冒之后才开始发烧的。他不能不遗憾没有早一点量体温，没有一听到贝伦斯的劝告就开始量。现在看来，他那个建议十分明智；塞特姆布里尼那么挖苦嘲笑他完全没有道理——这个侈谈共和国和美妙文体的塞特姆布里尼！汉斯·卡斯托普怀着对共和国和美妙文体的鄙视，一次又一次地读体温表上的结果。由于反光的缘故，他经常看不见，于是就拼命转动体温表，直到结果又显现出来：三十七度六，而且是在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