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海港城市的气息，这种由世界贸易和富裕生活造成的湿乎乎的气氛，曾是他的父辈维系生命的空气，汉斯·卡斯托普也心甘情愿、理所当然和舒舒服服地呼吸着。他鼻腔中充塞着海水、原煤和沥青散发出的蒸气，充塞着堆积如山的殖民地产品咖啡和烟草的辛辣气味，眼睛却在观察码头上那些巨型的蒸气旋臂式起重机，看它们如何模仿着公象的沉静、聪敏和强壮有力，把成吨重的货物一袋袋、一包包、一箱箱、一桶桶和一捆捆地从靠港船只的肚皮中拽出来，卸到火车的车皮和仓库里去。他看见那些跟他自己一样穿着黄色橡胶雨衣的商贾们，中午一到，立刻蜂拥进交易所；在那儿，他知道气氛紧张激烈，有的人一遇风吹草动就十万火急地散发请柬，举行大型招待会，为了能延期偿付自己的债务。他看见那挤挤挨挨的船坞——这儿也是他未来的主要利益所在——看见那停在船闸中的亚洲和非洲的远洋货轮高耸着庞然大物般的身躯，龙骨和螺旋桨裸露在外，由老树一般粗大的撑子支着，像一头头到了陆地上便一筹莫展的大水怪，浑身上下爬满了侏儒大军，那是在擦洗、捶打、涂漆的工人们。他看见在雾气包裹的天篷罩着的船台上，耸立着正在建造的船舶的骨架，手执设计图和舱位分布图的工程师们正在给造船工人发指示——这一切，对于汉斯·卡斯托普来说从小就司空见惯，在他心中引起的只是种种故乡的亲切感和归属感。这样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大致在如下的生活状态中最为强烈，那就是在星期天上午，当汉斯·卡斯托普跟雅默斯·迪纳倍尔舅舅，或者跟齐姆逊表兄——约阿希姆·齐姆逊——来到阿尔斯特湖畔的亭子中，就着一杯陈年波尔多酒吃一份夹着熏肉的热热的圆面包当早点，吃完了便往椅背上一靠，尽情地吸起他的雪茄来。因为只有这时候，他才是真正的他；他确实很喜欢过舒服的生活，是的，别看他文质彬彬，活像患着贫血，但却是那样潜心而执著地沉湎于生活的本能的享受，就像一个不肯放开母亲乳房的婴儿。
他用自己的双肩舒适而不无尊严地托负着高度的文明，那种城市商业民主制度的统治阶层遗传给自己子孙的文明。他像一个乳婴似的被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让那位深得他这个阶层的青年信赖的裁缝将自己穿戴包装起来。他收藏在英国式橱柜中的内衣不多，但却是精心裁制的，由萨勒恩照管得妥妥帖帖。当汉斯·卡斯托斯还在外地念大学时，他总是定期将内衣送回来清洗和修补——因为他的信条是，出了汉堡，在整个德国便没有人会熨衣服——而只要他那漂亮的彩色衬衫的花边袖口起了一点点毛，他就会满心感到不舒服。他那双手虽然模样不特别高贵，却保养得很好，细皮嫩肉不说，还有一枚铂金戒和祖父传给他的那枚印章戒指作装饰；他的牙齿嫌软了点，已有几处缺损，但都一一用黄金镶好了。
他站立和行走时肚子微微凸前，给人一个不十分精神的印象；可他在筵席上的举止却优雅极了。他笔直的上体彬彬有礼地转向他的邻座，和人家闲谈——言语机智，略带方音——他在切鸡块、鸭块或者灵巧地操着专用餐具从蟹钳中拔出那玫瑰红的嫩肉来时，胳膊肘总是轻轻地贴着两肋。他饭后的第一需要是一个喷了香水的洗手盆，第二需要是一支未上税的俄国香烟；这种烟他总能暗中从一条方便的渠道搞到。抽完它再抽名叫玛利亚·曼齐尼的雪茄，这是一种味道很好的不来梅牌子——关于它将来还要谈到——它的香味和咖啡的香味合在一起叫人简直没得说。为了使自己贮备的烟草不被暖气熏坏，汉斯·卡斯托普把它们藏在地窖里，每天清晨他都得下地窖去，用盒子装上他一天消耗的分量。而摆在他面前餐桌上的那块充其量像个小圆球的黄油，他却是勉勉强强吃下去的。
读者看得出来，我们想把一切能使人对他产生良好印象的地方和盘托出，但又不夸大其词，既不将他说得更好，也不将他说得更坏。汉斯·卡斯托普既非天才，也非傻瓜；如果说我们在评价他时避免用“平平庸庸”这个词的话，那么，并不是出于对他的智力水准抑或整个人品有什么考虑，而是出于其他原因，特别是出于对他的命运的尊重；他这命运，我们总认为有着某种超出个人之外的意义。他的脑子足以满足实科中学的种种要求而无需过分使劲儿——须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他都绝对不肯这样做。倒不是害怕吃苦，而是绝对看不到有任何必要，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没有绝对的必要。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愿意称他平平庸庸，要知道，他确实是以某种方式感觉到了缺少上面说的那种必要性。
人不仅仅过他作为个体生命的私生活，而是自觉不自觉地也生活在时代和同时代的人们中；要是他承认自己生存的一般非个人的基础也属必须，视它们为理所当然，那就怎么也想不到要对它们进行批判，一似好样儿的汉斯·卡斯托普的实际情况那样，那么很有可能，他就会隐约感到自己的品性受了它们的缺陷的影响。个人眼前会浮现着这样那样的目标、意图、希望、前景，激励着他去行动，去做更大的努力；但是，如果围绕着他的非个人因素，也就是时代本身不管外力怎么推动都从根本上缺少希望和前景，暗暗让人感到是无望的、没有前途的、一筹莫展的，如果对于那个自觉不自觉地提出来的问题，那个反正会以某种方式提出来的问题，即一切的努力和行动到底有没有一个终极的、超个人的、绝对的意义？——要是对这个问题只能以空空洞洞的沉默作为回答，那么正好在那些秉性比较诚实的人身上，这种情况几乎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的效果，而且其影响将超越心灵、道德的界线，扩及个人的心理和生理上去。在时代对“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做不出满意回答的情况下，人却能努力进取，超凡脱俗，那就得要么具有孤高的秉性——这实不多见，还带有英雄气概——要么生命力特别旺盛。汉斯·卡斯托普既非前一种人，也非后一种人，所以就确实平平庸庸，虽然是那种体面意义的平平庸庸。
在上面我们不仅谈了年轻人学生时代的心理情况，也谈了后来他已经选定自己立身事业的那些年代。要问他上学的成绩怎么样，他甚至还留过不止一次级。可整个说来，他靠自己的出身，良好的品性，最后还靠了他那很可观却缺少热情的数学天赋，终于一级一级地升上去了。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他又决定继续念高中，实事求是地讲，主要是想将一种已经习惯了的临时和未定的状态延长下去，以争取更多的考虑时间，考虑决定他汉斯·卡斯托普到底将来想干什么，因为他确实长时间心中无数，甚至到了高年级仍然不清楚。当事情后来终于决定了——说他终于做了决断似乎言过其实——他大概还感到，事情本来也完全可以是另一个样子。
不错，他确实对船舶一直很感兴趣。小时候，他曾用铅笔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满了小渔轮、运蔬菜的平底帆船和五桅大帆船；十五岁那年，他站在来宾席上观看了双螺旋桨的波茨坦“汉莎”号新式船在布洛姆与伏斯造船厂下水以后，曾用水彩将这艘躯体修长的船惟妙惟肖地画到纸上，被迪纳倍尔参议拿去挂在了自己的私人写字间里。画上那汹涌的绿色玻晶般透明的大海处理得如此灵巧，如此喜人，有位熟人看了对迪纳倍尔参议说，这是个天才，将来可望成为一位出色的海洋画家。这个评论由老参议不动声色地转告了自己的被监护人，汉斯·卡斯托普听罢只是快意地一笑，压根儿没考虑会去操那种紧张劳碌却填不饱肚子的营生。
“你所有不多，”迪纳倍尔舅公不时对他说，“我的钱将主要归雅默斯和彼得，也就是说将留在经营里，彼得只获得他应得的那份息金。属于你的财产管理得挺稳妥，将带给你可靠的收入。可是要靠利息过日子，这年头已不再轻松愉快，除非你有五倍于你现在的资产。你要是想在汉堡这个地方混出个人样儿来，过你已经过惯的生活，那就得老老实实挣钱，这点你最好记住，孩子。”
汉斯·卡斯托普记住了舅公的话，开始寻找一种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算过得去的职业。有那么一天，他终于找到了——那是在通德尔—威尔姆斯公司的老威尔姆斯的启发下实现的，这老头在周末的惠斯特牌桌上对迪纳倍尔参议说，汉斯·卡斯托普这孩子应该学习造船，对，这是个好主意，将来要是进了他的公司，他愿意对年轻人另眼关照。职业一经选定，汉斯·卡斯托普就把它看得很高，发现它虽然复杂和吃力得要命，却也真的挺不错，挺重要，挺了不起，以他平和的天性而言，这无论如何远远胜过了他表兄齐姆逊所选择的职业；他已故母亲的异父姐姐的这个儿子执意要当军官。再说呢，约阿希姆·齐姆逊肺部本来就不怎么健康，可也许正因此他才喜欢上了野外的差事。在那儿很难有什么真正动脑筋的活儿和让人神经紧张的事情，也许他就该如此吧，汉斯·卡斯托普略带轻蔑地下了结论。要知道，他本人虽说一干活儿就累，却对工作怀有极大的尊敬。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先前的一些提法，即我们曾推测说，时代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一直扩展到了他的生理机能。汉斯·卡斯托普怎能不尊敬工作呢？要是那样可就悖乎自然了。一切情况都使工作在他眼里无条件地值得尊敬，而且从根本上讲，除了工作，就没有什么再值得尊敬的东西了。工作就是原则，人都将经受或者经受不了它的考验，这就是时代的绝对意志；时代反正都得对自己作出回答。也就是说，汉斯·卡斯托普对工作的尊敬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并且不容怀疑，这他自己清楚。至于他爱不爱工作，却是另一个问题；他无法爱工作，虽然他很尊重它；不爱的原因很简单，工作使他受不了。繁重的工作令他神经紧张，使他很快精疲力竭。他坦白承认，他本来就更加喜欢自由自在、轻轻松松地打发光阴，不希望背着辛劳的沉重铅块；他更加喜欢那舒舒坦坦的时日，不愿它被咬紧牙关去克服的重重障碍割裂得支离破碎。汉斯·卡斯托普这种对工作的矛盾态度，还需要做仔细的分析。设若在心灵深处，在那个他自己也不甚了解的地方，他对作为绝对价值和自己会回报自己的原则的工作深信不疑，并且能从这种信念中获得安宁，那么，是不是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无论他的身体或是精神——首先是精神，通过精神也影响身体——都会更高兴、更持久地愿意工作呢？如此一来又提出了他是否平平庸庸或者超乎于平庸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想作三言两语的回答。因为，我们并不自视为汉斯·卡斯托普的赞美者，而愿意留下猜测的余地：在他的生活中，对于他无忧无虑地享用玛利亚·曼齐尼雪茄的乐趣来说，工作干脆就成了某种妨碍。
他没有被召去服兵役。他打心眼儿里对当兵反感，有办法免除掉兵役。也可能是在闲谈中，从老参议迪纳倍尔口里，常来哈维尔施德胡德路走动的医官埃伯尔丁博士听说了，年轻的卡斯托普很担心应征入伍会妨碍他刚刚在外地开始的学业吧。
卡斯托普的脑瓜工作起来原本慢条斯理，加上到了外地仍旧保持着平心静气地进早餐、喝黑啤酒的习惯，现在却开始塞进了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投影原理以及图解静力学等等；他还得计算负载和未负载的排水量、稳度、纵倾的转移以及定倾中心，有时也觉得不是滋味儿。他绘的技术图纸，那些肋线、吃水线和纵视图等等，虽既不像他画的那艘行驶在大海上的“汉莎”号一般美，可是每当需要用视觉支撑想象，需要涂阴影，需要用欢快的原材料色调表示横断面时，汉斯·卡斯托普比他的大多数同学都要能干灵活。
假期里，卡斯托普回家来总是穿得干干净净，齐齐楚楚，带着贵族气的似醒非醒的年轻的脸上还留着两撇金黄色的小胡子，一看就是在发迹的途中；城里那些主持公务同时对许多家庭和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的先生们——在一座实行自治的城市共和国里，大多数人都有此癖好——还有他的同乡们，都以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心中暗暗问自己，这位年轻的卡斯托普有朝一日会在城里扮演什么角色呢？他有可资凭借的传统，姓氏古老而优越，将来有那么一天，几乎可以肯定，他这个人本身就将成为一种政治因素，不可等闲视之。将来他要么进市议会，要么进市政委员会，参加制定法律；他将担任荣誉职务，分担当局的重担；他将跻身行政部门，也许负责财政或者市政建设；他的声音将受到倾听，得到重视。人们可能感到好奇，他，年轻的卡斯托普，有朝一日会加入哪个党呢？外表常常会骗人；可他原本就完全像民主党人心目中不该像的那个样子，而且，他与他祖父的相像之处也一目了然。也许他会继承他的衣钵，成为一块绊脚石，一个保守分子？这很可能——但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可能。因为他到底是位工程师，是位正在崛起的造船家，是个与世界航运和科技打交道的人。这样，汉斯·卡斯托普就可能投奔激进党，成为一个莽撞汉，成为一个古代建筑和自然美景的粗鄙的破坏者，像犹太佬一般肆无忌惮，像美国佬一般目无尊长，不肯谨慎地创造符合自然的生活条件，而急于轻率地与珍贵的传统决裂，把国家推入冒险的实验之中——这些也可以想象。他的血统是否会使他相信，你们这些经常接受市政厅两边门岗敬礼的智者看一切问题确实高人一筹，或者他已注定了要支持市议会中的反对派？使他的乡亲们感到好奇的这样一些问题，在他那金黄以至于微显淡红的眉毛底下的蓝眼睛里找不到答案；也许他自己也压根儿不知如何回答，汉斯·卡斯托普还是一张未曾书写的白纸。
当他踏上我们遇见他的旅途时，他正好二十三岁。其时他已在但泽综合技术学院读完了四个学期，接下来的四个学期他是在布伦瑞克和卡尔斯鲁厄的技术大学度过的；前不久，他虽无辉煌的成绩和乐队的伴奏，却也体面地离开了第一阶段总考的考场，正准备去通德尔—威尔姆斯公司当见习工程师，在船台上接受实际的训练。就在这节骨眼上，他的道路突然来了下面的转折。
为了参加总考，他狠拼了一阵子，回到家来仍然无精打采，这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称。海德金特大夫见他一次就骂一次，要求他去换换空气，而且得彻底地换。去诺德尼岛或者浮尔岛上的威克浴场，大夫说，这次已不能解决问题；要问他嘛，汉斯·卡斯托普在上船台之前就该进山里去住几个星期。
这倒挺好，迪纳倍尔参议对他的外侄孙和被监护人说，只不过今年夏天他们俩得各奔东西，因为他，迪纳倍尔参议，是八匹马也拉不到山上去的。那地方不适合他，他需要适当的气压，否则就会发生意外。汉斯·卡斯托普嘛，请自个儿高高兴兴地进山去，并且顺便看看约阿希姆·齐姆逊。
这样建议理所当然。因为约阿希姆·齐姆逊真的病了——不像汉斯·卡斯托普，而是确实病得很厉害，甚至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的恐慌。老早老早，他就经常容易感冒发烧，有一天还实实在在咯了血，于是乎慌慌张张地跑到了达沃斯山上；令他最最遗憾和苦闷的是，他正处在快实现自己心愿的节骨眼上。有好几个学期，他不得不遵从家里人的意见开始攻读法律；但他终究还是抗拒不了内心的渴求，还是改弦易辙，报名去当候补军官，而且也已被录取了。可他眼下却待在“山庄”国际疗养院里——主任医师是宫廷顾问贝伦斯博士——正如他在明信片上一再写的，真是无聊得要命。要是汉斯·卡斯托普在去通德尔—威尔姆斯公司就职之前愿为他略尽微力，那最好也上山来，在这儿陪一陪自己可怜的表哥——这对双方都是再美不过了。
时值盛夏，他下定了作这次旅行的决心。那已是七月里最后的日子。
他动身时打算在山上待三个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