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1998年9月14日
背景说明：当时邢台市委新的领导班子想在全市开展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笔者作为这场讨论的发起人之一，一连参加了几场座谈会，从一些领导干部的发言中感觉到这场讨论的根本点之一应该是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习惯向当前实行市场体制的领导方式的转换问题，因此，写了这篇论文。这篇文章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其当前的生产力相结合构成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存在”的观点，之后，《学习时报》评论员的文章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现在看来，这个观点能说明现阶段中国的许多问题，比“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结合构成社会存在”的提法更具体、更符合实际。
9说中庸
关于“中庸”的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既有伦理或世界观的意义，也有方法论的意义。作为孔子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孔子着重讲的是一种伦理，而实际上大量地表现为方法论，以什么样的观感看待世界，也就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去分析问题，付诸实践，改造世界。方法是达到思想目的的手段，行动只是思想的物质展现。
一、伦理观的意义
孔子一生所从事的主要事业是为从政培养人材，以便改变当时“礼崩乐坏”的颓然局面。在孔子看来，要改变社会的局面，伦理观的培养尤为突出。所以，孔子的思想主要就是伦理思想，其核心就是“仁”，而“中庸”是为达到“仁”行事的准则。孔子把“中庸”思想看得很高，认为“中庸”是人处身行事的最高准则。
在孔子看来，一个有德的人（君子），应当是质朴内心与外表的一致，即“文质彬彬”。为人过于质朴，会显得粗鲁俗气；而一味追求仪表文饰，又会使人感到虚华而少诚实；只有文质适中，各到一定的度量线才不失为君子。
孔子不仅要求自身符合“中庸”，而在结交与任人上也强调“中庸”，孔子是十分想结交言行合乎“中庸”的人，而在他看来这种人是很难得的。
二、方法论的意义
在孔子看来，一个有仁德的人，必须符合“中庸”，言“中庸”，行“中庸”，事事处处都做到“中庸”，如一个统治者，过分地残暴，对于臣民来说这是不仁的，这样的统治者最终会众叛亲离。相反，如果过分谦和，一切依照别人说的行事，就会碌碌无为，就不能治理天下，不能维护其统治，这也是不符合一个仁德的统治者的。如《论语·先进篇》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坚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张处理问题常常过头，子夏则常常不到，而在孔子看来，超过了和不及都是一样的，所以孔子提倡的是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的“适中”原则。用烹调作比喻，过是过火，不及是欠火。过火不好，欠火当然也不好，最好是既不过火，也不欠火，恰到好处。这恰到好处，就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或达不到这个界限，都不是完美的。用今天的话说叫把握“度”。实际上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把握住度，过“左”过“右”都是不行的。
三、“中庸”与折中主义的不同
近人多认为“中庸”是折中主义、是调和。其实“中庸”和折中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折中主义这个概念是指无原则地机械地把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理论结合在一起。而“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修养，作为一种方法论，是讲办事情要注意分寸。朱熹注云：“中者，无过无不及之中也，庸者，平常也。”程子注云：“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实际上孔子是最反对好坏不分、含糊其词的行为的。
总之，孔子“中庸”的思想中有其阶级的局限性，也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是辩证法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合理地吸收这一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是有益的。
——《邢台日报》1998年11月28日
10科学社会主义认识上的新飞跃
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演变中，人类社会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巨大变化，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在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地演化着自己的体系。时至今日，对于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已经从“苏联模式”的窠臼中解脱出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艰难而又坚定地探寻着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产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初级阶段的认识和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我们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熟的标志，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认识上的新飞跃。
一、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与初级阶段理论的产生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成为这一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得出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视为一成不变的僵死教义，而认为它是随着实践的推移不断发展的科学。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便是他们终其一生理论生涯中极其鲜明的特色。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及时阐明：工人、农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从书本知识和纲领变成了实际的工作，“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从《国家与革命》对社会主义蓝图的描绘，到“战时共产主义”特殊政策的制定，再到新经济政策的颁布实施，反映出列宁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俄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然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未被全党普遍接受，在他逝世后不久，俄共党内便在要不要坚持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展开了斗争，并在斗争中形成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独特看法，即“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尽管不适应当时俄国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对于俄共这个党员普遍文化素质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的执政党来说，由于对建成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认识，觉得新经济政策使得社会主义很渺茫，而斯大林的方案让人觉得光明的前景就在眼前，这就使得斯大林的模式找到了“左”的力量的支持，得以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号召过“学习苏联”，但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的建设实践，我们在建设中发现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问题。毛泽东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号召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接着又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建成”加以区别。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对苏联的一些超越阶段的做法和急于求成的思想有所认识，并进行部分的纠正，但他把社会主义看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过渡”思想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只想通过公有制的优越性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反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严峻形势，迫使人们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的思考逐步深入，涉及到了基本理论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酝酿了新的思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就出现了两种社会主义观。
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主要是从生产关系，特别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理解社会主义；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公，就越符合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主要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来理解社会主义，不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由于当时党内生活的不正常，两种社会主义观的第一次争论，开展得很不充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沿着他的思路继续偏差，他总结所谓苏联变修的教训，进而分析国内“阶级斗争”状况时，得出一个结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富了就要变修。“穷革命，富变修”，就逐渐地成了一种流行的固定观念。“四人帮”接过这种思想观念，并加以恶性发展，提出了“穷社会主义论”。穷社会主义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党内的批评。因此，第二次社会主义观的争论又不可避免地展开了。首先系统地提出不同看法的是张闻天，1973年9月到1975年9月，他在广东肇庆和江苏无锡期间，不顾年老多病和政治风险，撰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反复说明了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道理。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的领导工作，他机敏地接过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批驳了穷社会主义论，指出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经过两次社会主义观的大争论和邓小平的两次被打倒，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他的社会主义观愈加明晰和坚定，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地形成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特别是认真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以及当今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向，摆脱教条式地套用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设想，明确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论断，使我们一些脱离实际的理论和政策，得到了根本的纠正，从而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接近实际，找到了我们所处的真正的历史方位。
我们是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认识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启动了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当时这种责任制的前身——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1980年4、5月间，邓小平在表态支持包产到户的同时，指出：
“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这里已经孕育着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思想。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首先是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日益活跃起来的非国有经济，也成为吸收改革中不可避免的经济震荡因素、支持经济繁荣的稳定力量。党的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总结了这些生动的经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式诞生。这是因为，十三大把改革和开放确定为基调，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有一个立论的基础，即寻求一个能够指导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依据。实践的需要，迫使全党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对我国国情进行再思考。这样，就从我国改革和建设全局的高度，比较深入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党的十三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内涵、特征、历史地位和主要矛盾以及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十三大之后，初级阶段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开始于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要搞市场经济，这就破除了“左”的障碍。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为初级阶段理论找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有经济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这就要求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改变原来国有经济面面俱到、无所不包的配置格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牢牢控制和掌握。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重新优化配置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素质。国有经济需要从过于广泛的服务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通过放开其他领域来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集中力量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以便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些关于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涉及所有制结构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十五大同样以初级阶段理论立论，给予了科学全面的回答，从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与初级阶段理论的完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在内的具体的、科学的、完整的理论。往常人们在谈到这个理论时往往指出如下两点：一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二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一穷二白，地区发展不平衡等。这些认识不仅正确，而且重要，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并非是今天才有的新认识，而是过去人们早就有过的认识。根据这些认识，1959年毛泽东还提出了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概念，这当然是理论上的一个进步，但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相去甚远。因为我们远远没有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逐步提出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但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问题、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的解决，是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总目标，才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体化、实际化了。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理论上论述了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含义及实现形式，解决了初级阶段理论最实质的问题，提出了与经济制度相应的初级阶段的政治、文化纲领等理论和政策，这样就把初级阶段理论系统了、完善了，从而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