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高高在上，易于忘乎所以。《欹器示戒》篇是告诫君主不可自满。篇中引孔子观鲁庙见欹器，以欹器“盛水满则覆，无水则欹，水酌中则正”的特点，引发“人岂有盈满而不倾覆者”的议论。并进一步解释说：“盖古人深明盈虚消息之理，进退存亡之道。著为明训，不一而足，犹恐人不能警醒，故制为是器，置于座右，时时见之，入目警心，不敢自满，则天下国家可以长保，而不至于倾危。此古人深戒后人之意。”这种告诫既明确又生动，很易为人所接受。
三治政以用贤绝佞为本
君主治政，首要的是用人。如《养正图解》中所说：“人君惟知人是第一件事”（《咨访相材》），“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讬相献规》）。因而，书中讲如何用人的篇章最多，几乎占到全书的五分之二，足见焦竑对此的重视程度。
用人首先是任用贤才，尤其要慎重选择处于君主左右的辅佐大臣。焦竑以周成王时的四位辅臣作为榜样：成王听朝时，周公常立于前，“导君以道”；太公常立于左，“广君之志”；召公常立于右，“匡君之过失”；史佚常立于后，“辅君之遗忘”。由于成王身边都是良臣，“磨砻渐染，所闻皆正言，所见皆正事，是以德性日醇，道化日广”，“虑无失计，举无过事”。（《听朝四辅》）那么，如何选择辅臣呢？《咨访相材》篇记了战国时期魏文侯择相的故事：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黄，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问李克。克对曰：“君如置相，则问乐商与王孙苟端孰贤。”文侯曰：“善”。以王孙苟端为不肖，翟黄进之；乐商为贤，季成进之，故相季成。
“择相不可苟”（《咨访相材》），但选择贤相并非易事。李克很有见识，深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提出即类以求的建议。魏文侯能听取李克的意见，根据季成、翟黄所推荐之人是否贤能来决定国相的人选，也是很明智的。
除了辅佐大臣，君主对巡查官、地方官也决不可忽视。《奖劝循良》篇记唐太宗视察各地，奖励不钻营人事而尽心尽职的地方官的故事，强调指出：“巡查选用得其人，则一省之官，难行于私；刺史县令选用得其人，则一郡之民，易于受福。”这样，天下才能太平。进而得出结论：“故加意守令，为治道之要；而加意觉察使者，又澄清守令之要，不可不知也。”《爱惜郎官》篇还记了这样一件事：馆陶公主（汉明帝之妹）曾为其子求做郎官，而明帝却没有答应，只赐给了一万钱。明帝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当时郎官补出外任即为县令，而县令“宰制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这是帝王注重地方官人选的又一具体例证。
治政需要大批人才，这就须广开用人之路。除了科考等通常渠道选拔人才，还要征聘隐居民间的贤人。汉顺帝时，就曾以策书及玄纁束帛，聘请隐居在壶山之阳的名士樊英出山。樊英到京城后，顺帝亲下寝殿，为其设坛席，令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政治得失”。结果使得处士都“拭拂巾褐，以俟旌车”，达到了“举逸民，则天下归心”的效果。（《礼聘遗贤》）
用贤有一个特别应注意的问题，就是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亟用贤人》篇讲了齐桓公力排众议，任用宁戚的事。桓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人不能无过，恐其小恶不誉于乡党，则因以掩其美矣。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这是君主之所以丧失天下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亟用贤人》篇还发了一段很有见识的议论：
盖英雄豪杰之流，多不护细行，或为乡曲所非笑，而其胸中固隐然自负以霸王之略。一旦遭时遇主，云蒸龙变，不可羁制，而盖世之勋成矣。唯明君圣主，谅之于形迹之外，拔之于俦伍之中。如九方皋之相马，牝牡骊黄皆所不计；如大匠之择木，不以尺寸之朽而废栋梁之用，斯足以展其奇耳。若拘拘然察其小节，遗其大略，以一人之誉而进之，以一人之毁而退之，则所得者不过曲谨之士而已。此汉人所谓妇女之检柙，乡里之常人也，何足以有为哉！
这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主张，就是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由于贤人以社稷为重，敢言直谏，往往不逢迎顺从君王的意愿，因而君王用贤必须能够克制自己的某些欲望。书中专有《克己任贤》篇，讲唐玄宗时韩休为相，对于玄宗过分的游乐，常常犯颜直谏。玄宗对他颇为敬惮，以至于有时宫中艳乐，后苑游猎，或举动稍有过差，就担心地问左右说：韩休知道否？而往往就在此时，韩休的谏疏已呈到御前。一日，玄宗照镜子，看到自己容貌消瘦了，默然不乐，左右便逢迎说：自韩休为相，凡事违拂上意，以致陛下消瘦如此，何不逐去他，以自快乐。玄宗却回答说：韩休乃贤相，每事规正我，我得他为辅，百姓都阴受其福。我貌虽瘦，天下必肥，岂可爱一身而忘天下。我与萧嵩共事，嵩每奏事，常顺我的意指，委曲承奉，我心非不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害于百姓，自觉终夜睡不安。韩休每奏事，有不可却极力谏诤，不肯顺从，我心虽不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益于百姓，自觉终夜睡得安。可见韩休是社稷之臣，我用韩休以为社稷，非为一身也。正因为唐玄宗能克己任贤，才实现了“开元之治”。
用贤与绝佞相联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养正图解》有大量用贤的事例，同时也编入几篇绝佞的故事。如《诛绝佞人》篇载：
赵简子与栾激游，将沉于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栾激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栾激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栾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尝进一人，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
大凡小人事君，必先顺从讨好君主，鼓励君主的私欲，使其心志蛊惑，怠于政事，在不自觉中失去权威。小人则可逐步驾空君主，专权擅政，胡作非为。君主幸而觉悟，则小人党与已成，也难于扭转局面。如君主未能觉悟，则国家的败亡就不可避免了。赵简子对只善阿谀奉承，迎合自己的游乐欲望，而切断招贤纳士之路的栾激加以诛绝，说明其头脑清醒，认识到只有诛绝“逢君蔽贤”的小人，才能治理好国家。这是值得为君者效法的。
四治政须兼听纳谏、惠济民众
《讬相献规》篇指出：“观人主也，其朝臣多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争正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谓吉主也。”这是说，君主身边有忠臣，就能大胆发表意见，匡正君主的过失。当然，这就要求君主还必须能够兼听各种意见，虚心纳谏。这方面，焦竑选编了唐太宗的故事作为榜样。《弓矢喻政》篇记，唐太宗曾对萧瑀说：朕自少好弓矢，自说其好处无有不知。近日得弓十数，以为良弓。及示作弓者，乃说此非良材。盖弓以木为之，木心不正，其脉理也都不正，纵是刚劲有力，遣箭必不能直。朕闻其言，乃知非真良弓也。朕定天下，全赖著弧矢，用过了许多，犹有差失。况得天下日浅，其见为治之理非为见弓矢之多也，岂能无失。正因为唐太宗认识到“独视不如舆众视之明也，独听不如舆众听之聪也”，所以创设了“宿直”的制度。下令京官五品以上者，每夜分番入值中书省，时时赐坐，询访外事。凡百姓利害，政事得失，皆使之直言无隐。由于唐太宗善于兼听、纳谏，才形成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养正图解》编者深知“天听虽聪，不启不广；群情虽忠，不引不发”（《弓矢喻政》）。因而，书中提倡后代君主应象唐太宗那样，“夜引儒臣，分番直宿”。对于值宿谈论的话题，《辟馆亲贤》篇指出：“或以日间已讲读而意所未谕者，再使详解细说；或自以古昔治乱兴亡叩问原本，使之明白启导；或万机之暇有疑贰不决者，就事咨询，使之开陈献纳。”因为只有这样，才利于“明习国事，揣知人才，杜欺蔽之原，振陵夷之渐”。并且强调指出：这“亦治世之所当急也”（《辟馆亲贤》）。
治政还须关心部下，惠济民众。《人言动众》篇记了这样的故事：楚王围攻萧国取胜，其时天寒地冻，将士尚未着冬装多感寒冷。楚王听了申公巫臣的汇报，立即巡视三军，并亲自抚慰、勉励将士。结果三军感王之恩，一时忘记了寒冷，就象穿上棉衣一样感到了温暖。由此可见，带兵应法令与恩惠并重。正如古人所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人言动众》）对待将士如此，对待广大民众也应关怀，施行恩泽。这主要是要尽力使民众安居、富裕，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安定。《赈贷贫民》篇，记载了周文王听取吕望的意见，“发其仓府，以振鳏寡孤独”的故事。进而指出：“盖天之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不在官不在民，则必在势要之家矣。大抵在下则治，在上则乱。”要使财富在民，君主必须清心寡欲，减少用度，取民有节。这样才能使士大夫有廉俭之风，闾阎无奢侈之俗，国家殷富，万民乐业，天下大治。
此外，《养正图解》编选的故事中，还涉及到孝道、礼治、仁义等其他诸多方面。
焦竑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一位学者，其思想当然不可能没有封建时代的烙印。上述内容，基本是焦竑有关治政思想积极的一面。自然，《养正图解》中也存在有消极思想的一面。例如，《桐叶封虞》篇讲周成王信守“戏言”，封虞为侯，是奉行着帝王“金口玉言”的观念。《伤指自悲》讲晋代范宣幼时误伤手指，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伤之即为不孝，是宣扬愚腐的封建孝道。而《焚香告天》篇，讲宋代赵抃每夜必整衣冠，将一天的所作所为，焚香告于上天，也带有迷信的色彩。这些都应该分析批判。
综上所述，对于《养正图解》进行研究，至少有三方面的史学意义。其一，焦竑编纂《养正图解》是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为培养出理想的贤明君主而做的努力，其如何治理国家、处理政务的主张贯穿全书。因而，《养正图解》无疑是研究古代治政思想发展情况的一种重要资料。
其二，《养正图解》是一部完整的为谕教太子而编写的专书，而这方面流传至今的文献材料甚少，所以研究古代储君教育制度，决不可忽略其重要价值。由于储君谕导是在青少年时期，与其他阶层年轻人的教育相比，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许多共通之处，因而《养正图解》对中国古代教育状况的整体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其三，焦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著名学者，但由于常发些离经叛道的议论，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压抑，甚至他的《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等著作，在清代还一度被列入禁书。致使长期以来，对焦竑其人其著的研究都较为薄弱。近几年，焦竑在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而对焦竑进行全面总结，离不开对《养正图解》的认真探讨。
（原载《阴山学刊》199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