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开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主团结精神。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由来已久，但最终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建立政治协商、长期合作的制度，却是从西柏坡时期开始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建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的号召和提议，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经过精心的运筹和准备，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民族、各界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新成立的中央政府中，民主党派人士占相当比例。第一届政协会议，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不仅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和民主政治建设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而且对我们党把民主监督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开辟了现实路径。
上述政策、措施和制度虽然多是初创，但从多个层面构筑了从上级到下级、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地方之间相互监督的立体交叉网络，可谓疏而不漏，形成了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有效机制。
第二，严格财务管理制度，杜绝贪污浪费。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贪污腐败行为，都落脚在钱、财、物上，似乎财政成了产生贪污腐败的温床。西柏坡时期，随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这不仅是革命胜利的保证，也是防范腐败发生之必须。1947年10月24日，中央审查通过了《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缩减一切可缩减人员，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由上级负责人以身作则，降低干部生活水平，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犯者要加以严办。1948年1月，华北财经办事处在《关于反贪污反浪费的指示》中指出：目前，贪污现象日益严重，这样现象如不纠正，则将大大加重我们的财政困难，使我们战争难于长期支持；且日益腐蚀干部，腐蚀党员，损害党的政治影响，必须动员干部对各种贪污浪费现象进行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各部门的贪污浪费现象，引起全党警惕。《指示》规定：对教育无效或者犯罪行为超过一定限度的，就必须执行纪律，不能姑息。1949年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就禁止私人动用公款发出训令，指出在公营企业随便动用公款、捐赠他人，或挪用公款赢利在性质上是一种贪污行为。正是由于措施及时且针对性强，执行有力，保证了党员干部整体的清正廉洁，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赢得民心士气，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
第三，加强纪律教育，保持优良作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党也即将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为防止各级组织和干部违犯党的城市政策，防止干部、军队进城后腐化堕落，中共中央规定了严格的入城政策。1947年9月1日，刘少奇在城市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城市工作问题很重要，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进城之前要有准备，进城之后要有纪律，要委派负责人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机关，要给进城工作的人员讲清楚，一定要守纪律，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8年4月8日，毛泽东起草对城市政策的指示，强调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1948年底，解放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指日可待。中央指示北平市委，对处理城市公共房产作出了相关规定。与此同时，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如何接管北平工作的通知》中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防止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被其他阶级的坏作风所腐化。由于入城之前纪律教育深入细致，入城之后执行纪律公正严明，不仅城市接收工作十分顺利，而且由于入城干部及军队的廉洁朴素工作作风，给当地群众留下了良好印象，更加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有力推进了以后城市工作的顺利展开。
总而言之，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廉政建设主要围绕当时的中心任务，从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等方面同时展开，相继出台的各种制度、措施和政策虽然多数都是初创，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成就巨大，经验良多，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新思路，构建了建国后中国廉政建设的基本框架。
三、西柏坡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后世启示
反腐倡廉是一个古今中外、历久弥新的重大课题。今天，对于连续执政6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反腐倡廉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指出的：成就巨大与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与易发多发并存，群众期望值上升与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因而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如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面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和执政水平，就成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政治任务。西柏坡时期，党的廉政建设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实现了大跨越、大发展，为党完成历史性转变提供了保障。西柏坡时期党的廉政建设所取得成就和经验，给今天和后世的反腐倡廉建设带来了深刻而久远的启迪。
1.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西柏坡时期的党的廉政建设对后世的最大启示应该是其创新精神。西柏坡时期党在廉政建设方面的许多措施、政策、制度及做法无不体现了这一精神。其一，创新的前提是尊重国情、尊重现实、尊重规律的求实态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一以贯之的认识路线和工作方法，这一路线的基本要求就是尊重客观现实和事物本身的规律性，创新只有建立在尊重规律和现实的基础上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比如，西柏坡时期所筹划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等，都是尊重现实和规律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开创了我们党靠民主制度预防和反对腐败之先河。其二，创新的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懈怠的开拓进取精神。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有个最显著的精神品格——永不懈怠、开拓奋进。这种精神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进步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的不竭动力，共产党的伟大事业无止境，其创新动力也无穷期。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地位由“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过渡，党面临的考验由战争时期的血与火转为和平建设时期的“权钱色”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执政宣言和“进京赶考”的强烈警示，昭示了共产党人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和反腐决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基础。
其三，创新的路径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精神。西柏坡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诸多措施、政策及制度都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贯穿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精神。像请示报告制度、党委制及党委会议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都是科学态度与实践精神的有机统一。这些制度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又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修正和完善，这要求我们今后的反腐倡廉工作必须顺应时代变化的需要，在反腐倡廉的理论和实践上必须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大胆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反腐经验，创新反腐新思路，探求反腐新办法，取得反腐新成效。
2.注重实效的科学精神
西柏坡时期诸多廉政措施的设置和实施以简便易行、务实管用为指导思想，以加强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先进性、应对执政考验为主要目标，以各项措施的密切协同、发挥合力作用为基本特色，绝不搞“假大空”的把戏。
其一，各项廉政制度的设施都符合实际需要，体现时代要求。任何制度的设施首先必须要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只有符合实际要求措施才能体现科学精神，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目标明确。比如，请示报告制度继承了革命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领导体制传统，又符合结束战争实现国家集中统一管理的现实需要，它有很强的针对性，目标非常明确。
其二，通过精准缜密的运行体制和相关配套设计，使制度真正落实而不流于形式，操作起来简便易行。比如，请示报告制度、党委会议制度、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设计，使民主监督的范畴由党内引向党外、由中央走向地方、由党组织引入群众、由上级导入下级，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民主监督网络，这种合力反腐的新格局有效地约束了权力滥用，遏制了腐败。同时，在实施过程中，将政策的制定与落实相衔接，预防措施和惩治手段相配套，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制度问题相对接。可以这样说，西柏坡时期党的廉政建设始终贯穿了一种注重实效的科学精神。这是我们在今后反腐倡廉工作中应该借鉴的经验。
3.以身作则的实践精神
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可怕，制度执行难，或者执行不力，自古就是反腐工作的顽症。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廉政建设之所以取得非凡成就，就是因为制度执行起来坚决彻底，不打折扣。它为我们破解制度执行难的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模式。
第一，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制度。众所周知，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领导干部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位置，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对社会政治环境产生重大引领作用。领导干部廉，则民风清；领导干部贪，则民风浊。干部带头遵守制度，有令则行；干部不济，则有令不行。只有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制度面前没有特殊，在制度执行面前没有例外，制度执行难的问题也就不难了。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领导带头作遵纪守法的模范。比如，毛泽东带头抵制个人崇拜现象，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复电吴玉章，不同意将“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向全党提出“六不”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为地名，不与马、恩、列、斯等伟人并列等。其他中央领导也带头遵守纪律和执行制度。比如，1948年的一天，王明因为通知开会问题，发怒打了秘书一个耳光，当时的总支委员会书记汪东兴在党小组会上要求王明向秘书作了公开道歉和检查，发扬了党的民主，维护了党的纪律，真正体现了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948年九月会议期间，百姓的树被从外地赶来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骑来的马啃了皮，中央便派人一一登记，并做了赔偿，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纪律。这种精神和做法在当时的西柏坡很普遍。所以，只要领导带头执行制度，制度执行就不存在难的问题。
第二，制度设计本身科学、规范、严谨，操作性较强。西柏坡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一系列制度，有些是历史经验总结的产物，有些是初创的成果，但都从当时的具体实际出发，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每项制度的出台，都经历了一个边实践、边检验、边修正、边总结、边完善的过程，充分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工作方法，践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故此，每项制度操作起来都比较顺利。比如，在解放战争时期关于土改工作相关制度的先后出台就经历了一个检验、修正和完善的过程。
综上所述，西柏坡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既完成了当时历史赋予的任务，又开启了建国后党风廉政建设的先河，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特性。它既是中国共产党28年来反腐倡廉经验的总结，又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开拓创新、不断探索的结果，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那一段历史，具有历久弥新的感染力和震撼力，那一段廉政建设的经验是我们永远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