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分配工作的脱党分子、自首分子，最好先集中在军政学校或训练班学习，在学习中加以考察教育，使其在思想打通的基础上，向党坦白，这更便利于党对他们的了解和使用。在使用这类分子时，要经常提高警惕，防止奸特分子混入，绝不可因使用自首叛变分子而有所麻痹。
三是针对党支部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整顿。结合当时各地党组织的实际情况，为了有针对性地、高效率地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我们党把党支部分为三类，分别提出整顿方法。第一类是“支部的领导骨干不算坏，一般的能起领导作用，作风也不甚坏”。对这样的支部，通过调换个别干部就能够协同工作团（组）领导土改。第二类是“一般可以完成上级党所给予的任务，但是强迫命令的作风相当普遍，支部干事会中新旧中农占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只是个别的，贫雇农也很少，支部干事会中以及农村其他工作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于强迫命令或有自私自利行为，有时容易为地主所利用，他们是为群众所不满的”。对这类支部领导骨干应做较大的改变，经过充分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撤换一批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保留一部分较好的干部，提拔党员中成分好的积极分子参加支部领导。第三类是“异己成分很多，领导骨干很坏，为地富直接把持或实际上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操纵。他们拒绝或破坏党的政策的执行，实行反土改反支前等活动”。对这类支部应该越过他们进行土改，只吸收其中少数较好的党员参加，或宣布支部解散，吸收其中好的党员另行成立支部。
第三，采取开门整党形式，确保整党效果。整党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但并非整党的目的，整党的目的是为了使党更好地带领广大群众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使人民群众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党内存在的问题，人民群众最清楚；整党的效果如何，应当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在整党期间，吸收党外群众参加，实行开门整党，才能确保整党效果。在整党实践中，平山县率先采取了“开门整党”的办法，即：公开党支部，把党的会议同群众大会相结合，吸收非党贫农和非党中农参加党的会议，在广大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下整党，既保证了每个党员的思想作风和行为都得到彻底的清查，又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整党的效果。
平山县创造的这种公开整党的形式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8年2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出：在老解放区，应当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2月22日，中共中央在由周恩来起草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指出：“以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开门整党的优势，正如周恩来所讲的：“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及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已与党通了气；另一方面，党的领导者又可根据群众意见及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问题，分别是非轻重，给以应罚应奖的公平的处置，使党内外群众均感觉满意；同时，又可以吸收被群众所推荐的或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应该学习平山县的典型经验，各解放区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
这种做法在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的同时，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队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整党运动得到顺利开展。
总之，从1947年12月到1949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通过整党，清除了一批地主、富农、流氓分子以及蜕化变质分子，改变了共产党员成分的构成，使贫雇农和劳动人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对优势，纯洁了党的基层组织，建立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阶级觉悟，划清了阶级界限，正确地执行了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加强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共产党员的政治素质，增加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2.严格党员标准，把好党员入口关
发展党员，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基础。发展什么样的人入党，对党组织纯洁性至关重要。
为了确保党员的质量，把好党员入口关，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第一，对申请入党人成份的规定。1949年2月22日，中央组织部对申请入党人员成份进行了解释与规定：一是指出了“入党者的成份，系指本人成份（或社会地位）而言，并非指入党者的家庭出身”。这样才能保证其品行符合预备党员的规定。二是对革命职员中具体条件不同的，参照党章不同条文发展入党。同时，对有入党愿望的各类人员取得革命职员成份的时间做了明确规定：“劳动者担任革命工作以后，即可取得革命职员成份。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其脱离家庭经济生活担任革命工作满一年后，即可取得革命职员成份。剥削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其脱离家庭经济生活担任革命工作满二年后，即可取得革命职员成份。剥削者本人脱离剥削生活担任革命工作满三年后，始可取得革命职员成份”；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出身或剥削者家庭出身或剥削者出身的人，虽已取得革命职员成份，在他们要求入党时，应采取较以前更为严肃的方针，应经过严格的审查，对其历史、思想觉悟、工作表现等获得真正的了解以后，如确实合乎入党条件者，方可吸收入党”。第二，对被俘人员党籍处理及其重新入党的规定。1948年10月18日，中央在《关于对被俘人员党籍问题的处理给华东军政组的指示》中指出：对于被国民党俘去的共产党员，被敌释放时，未经组织允许，便以共产党员身份向敌人写悔过书的，应予以开除党籍，不能恢复。但在放回后，如仍积极工作，经长期审查确无其他任何叛变行为者，在本人要求入党时，经过地委或师委（旅委）的同意，可准其重新入党。今后归俘人员，除地方老百姓、民兵及一般士兵外，对放回的干部党员应一律给予相当长期的严格的考察，待判明其俘后情节，再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在转变后恢复为正式党员时，其处分期间之党龄亦应照算。
通过对各类要求入党人员身份的仔细甄别，对曾经犯过错误的党员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团结了能够团结的同志，不但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而且确保了我们党的团结和稳定，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快速发展。
3.建立健全党内组织制度，不断提高党组织领导能力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许多城市获得解放或即将解放，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健全组织制度，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威。
第一，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统一领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形势需要，党和军队长期处于分割独立的环境中。经中共中央允许，各地方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种形式在当时有利于党的各级组织和军队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过程中，一些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不经得中央同意，甚至不经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前委及其他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轻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其突出表现为：地方主义、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报喜不报忧等不良作风和现象。如果放任这种情况蔓延，势必会严重影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影响党的革命事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党中央决定：全党全军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一步统一起来，缩小各地方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的自治权。请示报告制度，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从1948年1月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规定不论在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还是在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一次综合报告。”并对请示报告的撰写格式进行了具体指导和规定。3月25日，中共中央对建立报告制度又做了补充指示。
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又做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加强了对宣传报道工作的领导，增强了舆论的宣传力度。
同时，为了保证地方的灵活性、主动性的充分发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9月13日在西柏坡村召开的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具体规定了党中央和各级地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党务等方面权限，明确界定了中央与下级的分工，既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项政策的完全统一，又保证了完成各项工作的灵活性。
从1948年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等一系列党内指示，阐明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和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使党内、军内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有了明显改变，党内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极大地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第二，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工作方法，加强民主集中制。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党内出现了“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老子天下第一”等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逐渐浓厚，党委委员形同虚设，党委意见分歧无法解决。如果不及时制止这类问题，必将影响我们党的团结力和战斗力，不利于革命的发展。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工作方法，就是为着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第三，健全党委制，加强党委集体领导。1948年9月20日，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规定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组织部门，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并强调个别商谈在解决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的重要性。
第四，改进党委会工作方法，落实党委集体领导。1949年3月，毛泽东就如何切实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提出了关于党委会的12条工作方法，即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互通情报，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要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要胸中有“数”，要“安民告示”，要“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要力戒骄傲，要划清反革命和缺点的界限。这十二条工作方法，是正确处理领导集体与个人、领导干部与群众、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等各方面之间关系的正确方法。
建立健全党委制和党委工作方法，对于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发挥各地、各级党组织的民主作用，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对于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推动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提高党的战斗力；对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后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做好干部培养和选拔任用工作，造就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领导人才队伍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新解放地区的迅速扩大，干部数量严重缺乏，特别是缺乏管理城市和工业的干部。大力培养、提拔和调派新干部就提到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了。1948年9月，为了满足各解放区对干部需要，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关于夺取全国政权所需的干部的准备工作。10月28日，中央做出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又对干部工作进行了重点讨论，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有秩序地管理新开辟的解放区。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党加快了干部队伍建设的步伐。
第一，利用各级学校和组织机构培训干部，不断提高干部素质。在西柏坡时期，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来自于工人和农民，而且广大干部的大部分时间忙于领兵作战，没有时间学习，理论文化水平相对不高。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不但要求广大干部能够带兵打仗，更重要的是学会管理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的解放区，这就需要不断提升广大干部理论文化素质。为此，中共中央不断作出指示和决议，开辟干部培养的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