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春，苏联的外交进入了重要的转折时期，迎来了国际承认苏联之年，英国政府首先承认苏联，紧接着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挪威和瑞典相继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逐步摆脱了外交上孤立的处境。
与苏联的处境相比，北京政府却面临着国内分裂割据的局面，直奉两系的矛盾日益尖锐，直系军阀内部也分崩离析。孙中山在苏联的扶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在此基础上建立广州政府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同时国内要求与苏联尽快建交的呼声日益高涨，对北京政府形成新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左右逢源的苏联政府再次与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开始谈判。
1924年2月2日，加拉罕敦促北京政府外交部恢复谈判，并申明苏联在中东路、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仍然不变。2月19日，王正廷与加拉罕恢复谈判，加拉罕仍声称，若不预先承认苏联政府，‘敝政府不准本代表磋商它种问题’2月25日，王正廷提出《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十三条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草案》十一款。3月1日，加拉罕则提出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修正案十五条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修正案十一款。加拉罕的修正案基本同意王正廷的提案，但在关于废止旧约、取消旧俄特权、外蒙苏军撤离、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做了修改变动。3月13日王正廷在未得到北京政府内阁同意的情况下，与加拉罕草签了上述两个草案。14日，上述两个草案遭到了内阁的否定。16日，加拉罕照会王正廷要求转告北京政府，“我拟从即日起三天内等候中国政府核准我与阁下签订的协议。三日期限过后，我将不认为我受条约束缚”，并声明，“谈判破裂及协定撕毁之一切责任与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中国政府负责”。
中苏交涉顿起变化，双方开始了争执激烈的照会战，国内外各界纷纷介入。3月20日，王正廷奉命停止中苏交涉。其后日苏交涉加速进行，苏联与广州政府及东北张作霖方面又在酝酿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消息公示于报纸之上。北京政府在中苏交涉的长期过程中，感到要求苏联在中东路、外蒙古问题上让步，希望渺茫，并担心苏日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可能作出妥协，导致进一步损害中国主权，同时国内政治局势对北京政府也十分不利。
各社会团体纷纷声明，要求政府无条件承认苏联。北京学主联合会在致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信中称：‘倘先生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势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
作为中国知识界重要堡垒的北京大学，派出了一个以李大钊为团长的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顾维钧面谈。李大钊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李大钊同时还发动北京各阶层人民，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请愿、游行活动，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外交，要求从速签订中苏协定。各省政要包括冯玉祥、吴佩孚等，纷纷敦促政府批准协定。正如当时加拉罕使团成员伊万诺夫所报告的那样，‘整个中国社会，从极左分子到极右分子。从陈独秀、孙中山，到吴佩孚、张作霖，第一次在要求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问题上统一起来’。
此时，北京政府和国内各界好像得了健忘症似的，中国政府得到了苏俄一个空头支票式的承诺：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主权，苏俄在一定时间内撤出外蒙古军队。
在这样环境之下，图彦额尔纳游说能否成功还未知数。图彦额尔纳不辞辛苦地拜访了内蒙古藏教精神领袖七世章嘉活佛雳迎叶锡道尔济。七世章嘉活佛得知哲布尊丹巴现状，联袂一起会见了大总统曹锟；老经世故曹锟一面满口承诺，一面为了不影响与苏俄谈判，北京政府派出了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进行谈判；寄期望与苏俄尽快达成协议；并且故意带着图彦额尔纳进入外交部当着苏俄人面介绍给顾维钧认识，以便给苏俄人施压。
这一突变着实让加拉罕出了一身冷汗，向驻库伦领事馆询问此事，苏俄领事馆承认是有一个哲布尊丹巴侍卫总管携带哲布尊丹巴密信密会北京，要求北京出兵库伦。莫斯科得知这一消息震怒，本想趁机从中国身上讹诈更多的权益。莫斯科将乔巴山及苏俄驻库伦总领事严肃批评，密令对哲布尊丹巴这位藏传佛教活佛实施毒杀，剔除苏俄掌控外蒙的绊脚石。
图彦额尔纳在北京、河南洛阳密会曹锟、吴佩孚等人，转展两地二个月；突然从外交部传来了一个惊人消息：1924年5月31日，中、苏俄双方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以及七件声明书、两件换文和一个议定书，中苏外交关系由此正式建立，加拉罕使华实现了苏联对华外交的胜利。当日《申报》评论说：‘夫此次中俄协定之告成，实由于四周之形势。始以英之承认苏俄，继以苏俄与各国之谈判，今又以日俄谈判进行之亟，其外又因国人之督促。’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简称《中苏协定》，共15款。主要内容：1.废止帝俄与中国订立的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条约；2.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声明一俟中苏会议商定具体办法，即将驻外蒙古的苏军全部撤退；3.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境内一切租借地及俄国部分的庚子赔款，取消帝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4.解决中东铁路问题的原则7条。
人民党作为北方一个小党，并未受到苏俄人重视，在他们眼中只有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及南方孙中山国民党；而且苏俄人一直以为孙烈臣儿子创办的人民党是张作霖的一部分。
当时，党内受到了北京李大钊代表团影响，发出支持与苏俄签订协议声音。孙晋为此在人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了座谈会，深谈了自己对苏俄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来龙去脉及其影响力，对苏俄以平等之心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表示肯定。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一签订，举国欢腾，人民党免不了受到影响，发出向苏俄学习的声音。北方大学、人民军政学院等察哈尔、热河两省高校文化知识分子纷纷发表社论及见解，大有苏俄共产主义是中国救世主之势。
对此，孙晋召集了党内理论研究高崇明、康绍辉、张君劢；政务方面周学熙、张绍增、甘选荣；商界潘三元、郭辉祥、范文英、席德懋；军方张孝淮、郭希鹏；文化知识界卢木斋、黎锦锡、李石曾、晏阳初。孙晋并与他们各自交谈，畅谈苏俄对中国关系的影响，人民党处在察哈尔等西北地区，是苏俄对中国战略前线。孙晋期望党内高层能够清醒认识到苏俄（布）政党与国际外交关系原则，全党应该高度统一认识，在苏俄未从中国外蒙古撤军和领土纠葛上表明明确态度。孙晋告诫党内同志，警惕苏俄共产主义对人民党的参透，使得人民党认识混乱，党内同志对待苏俄友好平等要有墨家‘辩证法’看待，对苏俄保持警惕性的警觉。之后，中华人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专门就此问题展开了党内讨论。孙晋在会上严肃指出，全党同志对苏俄要有一个统一认识：听其言观其行！各级党委、支部、小组干部切实学会辩证法思维来看待问题。
6月10日，正当举国庆祝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协议签订。人民党宣传喉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孙晋文章《我所认识的〈中苏签订〉》：孙晋首先肯定了苏俄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肯定了《中苏协定》是一个平等条约，协定之全体观之，因大体上已各自达其目的，故俄国可谓成功，中国亦可谓成功也。
然话锋一转，谈到中国方面的多数合理要求以及苏方的承诺实际上仍然悬而未决，如苏俄为何在签订签订之后不但未从外蒙古撤军，而且增兵；苏俄外交部从未就增兵库伦一事发表任何声明。孙晋一针见血指出：这是苏俄国内等待着中国国内形势变化而预留下的空间。
社论回顾了苏俄早期对话关系：苏俄早期的外交政策，自始至终以自己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视国际局势的演变与其自身实力，而随时修正或改换策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在外交上拒绝承认苏俄政府。苏俄政府向中国发出呼吁，争取与中国“建立正式联系交涉”，恢复外交关系，这将有利于其打破外交上孤立地位，改善其国际环境，于是便有了第一次对华宣言。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有其策略上的原因，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曾称：‘1919年之宣言，我国仍遵守不违，但因自卫计，不得不采取一暂行方法。’
随着苏俄平定国内白匪叛乱，击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国内政治日益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国际处境不断改善，其对华立场日趋强硬，发布了第二次、第三次对华宣言，先后派遣裴克斯、越飞、加拉罕来中国谈判。尤其在英国承认苏联之后，其国际地位提高，处境好转，在对华外交上更加注意争取更为有利的实际条件，除力图得到北京政府在法律上的承认外，又争取在中东路、外蒙古问题上更有利的条件，而不如起初那样急于复交。北京政府尤其是外交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上作了一定的努力，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终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文件。
该协定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然而其中某些条文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及利益，如苏联自外蒙古撤兵附有条件，在声明书中并未解决苏蒙协定的处理问题。《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不足半个月，在苏联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下，造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既成事实。从上我们可以看出，1920年以后，苏俄对华政策具有沙俄时代对华政策的延续性。
协定中关于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规定，反映出苏联政府不仅对过去沙俄在中国取得的某些不平等权利恋恋不舍，而且还想取得连沙皇也未曾得到的权利。中东铁路作为帝俄强加于中国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帝俄侵华的集中表现，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包括经营权应该完全归还中国，中苏共管中东路反映了苏联政府在其对华宣言精神原则上的倒退。中东路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有关中国民族利益、国家主权的问题，苏联不仅只考虑其国防安全和经济权益，而且对沙俄在华的非法特权死抓不放，正是大俄罗斯民族利己主义传统的体现。
社论最后发出呼吁：中国南北政权应该团结起来，努力发展国力，改变落后局面。孙晋也发出了‘落后就要挨打’呐喊；指出苏俄共产主义不是救世主，对中国政策坚持了‘沙俄沙文主义心态’和‘国家利益’的原则；期望中华人民党全体党员更加努力工作，保持必要冷静，为实现中华民族崛起而努力奋斗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