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之惰性习于安逸，当官做老爷者尤甚，从《清朝文献通考》的有关记载看，满族官员不许乘轿的禁令在康熙时就已被突破，朝廷的应对之道是认可事实，再追加只许在皇城外乘四人暖轿一条限制。到乾隆时，风气益滥，特别是在天子目力不及的外省，连满人武职乘轿亦成普遍现象，皇帝为此连发诏谕训斥。但是只要不动真格，仅靠三令五申是没有用的。福康安是乾隆的亲信，长年统兵，“其出师督阵亦坐轿，须用轿夫三十六名，轮替值役，轿行如飞”。《红楼梦》所反映的正是乾隆时代在京旗人中的仕宦家族生活，有关乘轿的描写极多，秦可卿出殡时，秦邦业的官职不过是营缮司郎中，距“大臣”还远得很，居然也坐着轿子来送葬，可见八旗子弟的腐败趋势。
总体上看，历代政府关于官员乘行工具的制度总是在前紧后松的周期性轮回中被不断突破；与此相应，在规格装饰及仪从等方面的“逾制”、“僭越”，也呈现出一种每况愈下的趋向。比如明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许乘云头（云状的装饰物）青幔的轿子，老疾庶民的轿子平顶皂缦，禁用云头，而且禁止用红漆。但到了晚明连县丞主簿、幕属小官亦“无一骑马者”时，官民的轿制界限自然被冲毁，尤其是在奢侈风气上涨的江南，丹漆彩缦、云头饰顶的华轿时常可见，还特意称为“官轿”，孰知京师里的官轿也没有这等气派，而坐在轿厢里的多是大亨阔老及其眷属，并非现职官员。
晚清的“逾制”比晚明尤甚。清制，三品以上官员许坐绿呢大轿，仪从有杏黄伞一把，饰以圆金的青扇两把，旗枪六根，金黄棍两根等；四品以下官员许坐蓝呢大轿，道、府级别可用杏黄伞一把、青扇一把及回避牌、肃静牌各两面等；州县正官和府佐贰官则只许用蓝伞、青扇各一；到州县佐贰这一级，只有蓝伞一把、铜棍两根，教谕、训导等学官则连铜棍亦没有。但是到了清代后期，这些制度无一不被践踏在地。脑满肠肥的“大款”先花钱捐一个道、府级别的四品官衔，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坐蓝呢官轿了。如果还想过一下官瘾，再花钱运动一个指省候补，又可捐二品顶戴，跟着再换成绿呢大轿，竟可同督抚的乘具媲美了。
说到仪从制度上的“僭越”，人们只需从《点石斋画报》一类的写实性报道中便可直观：一个七品知县出行，前有夫役鸣锣开道，加一把在京城里只有王公敢用的红伞，官轿前后各有顶马、跟马，左右两边持棍的、打扇的、掮官衔牌和回避肃静牌的、把轿杠的衙役，足有数十个，对比前述制度，这些仪仗用品的项目和数量都已远远突破规定。骑顶马、骑跟马的差官戴的帽子，亦多违制。道光十四年（1834），湖北黄陂知县章雷因乘轿失仪被同县学官向巡抚检举，顺便把差官“僭用”素金顶戴的问题也抖露出来。结果是章雷按违制律杖一百后革职，其他涉案人员分别处理。此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事，深层次的起因还是学官与县官窝里斗。迄战争以后，吏治愈坏，似这种现象在基层官场上就是习以为常了。《官场现形记》里有一段蕲州吏目（典史）随凤占上任的描写。吏目是九品杂职，按制度只给两片竹板开道，连打一把蓝伞的资格亦无。可随老爷还嫌仅有把蓝伞不够好看，便以别人向他借钱时用作抵押的一张五品翎顶奖札当“本钱”，又做了“蕲州右堂”、“赏戴蓝翎”等四副官衔牌，预选吉日接钤上任，“到了这天，地保办差，招了无数若干的化子，替太爷打着伞，扛着牌；又弄了两个鼓手，一个打鼓，一个吹唢呐，一路吡哩叭喇冬，一直吹进了衙门”。在知道底细者的眼里，不啻是“猢狲出把戏”。
当上大官政府配车，要撑体面自己备车。一般官员有无公车可乘，要看不同单位的机关效益。
古代官员的乘行工具由谁提供？从史料中的零星记载看，两汉的办法是二千石或千石以上的中高级官员，都在受印后即由国家配给专车。《汉书》记朱买臣拜为会稽太守的当天，“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说明自有一套机构按程序在操作。基层政府的情况，似是各衙署都备有官车，刘邦当亭长时交的朋友夏侯婴就是沛县的官车驾驶员。但数量有限的官车只能保证机关主官和佐贰乘用，其他属员若要摆乘车派头就只能自备了。《汉书·蔡义传》记蔡义在大将军幕府供职，同僚都有自备车，唯其“家贫，常步行”，后来“好事者相合为［蔡］义买犊车，令乘之”。又谢承《后汉书》记，“许处家贫，为督邮，乘牛车，乡［人］曰‘轺车督邮’”。又两汉魏晋的官吏因老病离任时，原在衙署有“送故”惯例，所赠礼品中有时也包括车马。此外，史书上常有君主特赐致仕老臣安车驷马的记载。凡此，都证明官车是国家所有制性质，高级官员的专车也无例外。
南北朝的制度基本上沿袭两汉，《通典》卷六五记，“后魏庶姓王侯及尚书令、仆射以下，列卿以上，并给轺车驾一马”；南朝梁“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南朝梁会要》），都是高级官员统一配备专车的明文规定。隋朝配车的范围扩大到“自王公已下至五品已上并给乘之”，此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唐宋制度百官乘马，《梦溪笔谈》记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作风粗疏，曾有一位替他控勒马缰的役卒，因役期已满向他辞别，他搞不清楚此人是谁。等役卒转身离去，他恍然而悟，忙叫其回来，送给他不少钱物。原来此人每天为宰相勒缰控马，王旦只看到其背部，没看清过其面孔，这会儿因其转身离去，又看见为自己熟悉的背影，才弄明白到底是谁。由这个故事分析，王旦骑的马是公家提供的，连控卒也由公家配给。《春渚纪闻》里记有一则刘贡父的轶事，说他刚进馆阁任校勘时，因“俸入俭薄，不给桂薪之用”，买一匹骡子代步。这样看，唐宋的情况与两汉差不多，机关里的公马只能确保主官佐贰骑乘，校勘官是属员，就未必摊得上每人一匹了。反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高级吏员，倒是有官马供其执行公务时骑乘的，《宋会要辑稿》称：“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令得营卒。”两宋的高级吏员，政治和经济待遇上本身就可视同一定品级的官员，何况又供职最高级的中央衙署。照此分析，除高级官员有专门配备外，一般官员乃至书吏能否有乘行工具使用，及其优劣多少的差别，还因供职部门的不同而异。像刘贡父上班的馆阁属于清寒的文教单位，“机关效益”不会好，假使在收入丰厚的三司或保证供给的三省上班，就不至于自己买匹骡子代步了。
天高皇帝远，池浅王八多：“县长”的轿车比“部长”还威风，“司机”的嘴脸比老爷更厉害。
这种实际情况，再配合有关规定，最称实惠的就是地方官员了。以明清为例，制度上对京官乘轿车多有限制，中央各部司的官轿及轿夫配备，就只能优先供给高品阶的部门主官了。即使到了汉官不拘品阶都可乘轿的清代，以及满官亦多违制乘轿的乾隆以后，由于京朝部司主官起码得三品，所以四品以下的官员若要摆四抬大轿或二人小轿的排场，必须自己掏钱。如康熙时的着名文学家查慎行，官翰林编修，又入值南书房，算是皇帝机要秘书班底中人。可是他品阶很低，所以在其《南斋日记》里，便有“付轿夫七日工食，文银四两”的记录。《蕉庵随笔》称清朝开国后，虽然准许汉大臣乘轿，唯都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总得要数千两银子。像查慎行这等正在皇帝身边走红的人，会有“恩赏”可以调剂。一般的京官，纵有地方官以“冰敬”“炭敬”“车马费”等种种名义补贴，但欲长年维持这个体面，确是不轻的负担。所以据《清稗类钞》介绍，雍、乾以后，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比乘轿省得多，“至同治甲子，则京堂三品以下无乘轿者……光、宣间，贵人皆乘马车矣”。还有一些要撑体面的官员，绿呢大轿保留着，放在宅第的轿厅里，需要显示一下派头时，可以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这就像现在有些要摆阔的人，车库里总有一二辆高级轿车放着。至于支撑三品以上继续乘轿的保障，说到底还是各机关的公费支出。
放到地方上就完全是另一种局面了。四五品官在京师是司处级属员，外放就是司道级长官；六七品官在京师是起码货，外放就是州县的正堂。各自的衙署里，都有完全公费的官轿轿班和成套仪卫提供。《太湖备考》卷四记，仅一个五品同知的名下，就有每人公费开支工食银六两的轿、伞、扇夫七名，此为经费预算内的编制定额，编制外的“白役”还不算。再讲开去，同知还是佐贰官，若是六七品的州县正堂，百里之内，唯我独尊，比佐贰还要威风，其详情前面已说过，不再赘述。
无论乘车乘轿，其实生活中给世人印象最恶劣的角色，大多是御手、轿夫这些长官的“驾驶员”。《晏子春秋》中晏婴的御者驾车时比乘在车上的相国还神气，《后汉书·酷吏列传》中湖阳公主的骖乘敢与首都市长（洛阳令）叫板，皆为史书中出名的形象。至于明清时官轿舆夫在民众面前气焰熏天的故事，案例汇编、笔记稗官及《图画日报》等时事报道里经常可见。借用邓云乡先生的原话：“他们抬了官街上跑，所过之处的各家商贩都要按月给他们敛钱，逢年过节还要特别多。要抬着官下乡，那地方上就更加要孝敬他们了。街上哪家商号、摊贩得罪了他们，他抬着轿子，故意撞到你摊子上，不但踢坏你的东西，还要问你一个‘冒犯冲撞’的罪。至于抬的是大官，什么钦差等类的官，那轿夫到了地方上就更骄横的不得了。”（《红楼识小录》）此即狐假虎威之谓。不过神气惯了，难免有走眼的时候。清人笔记载工部尚书王广荫乘轿上朝，行至正阳门，前面有一辆骡车，御手按缰徐行，正好挡着道。王尚书这一边的“狐爷”不问青红皂白，挥鞭就打，孰知骡车厢里钻出一位戴珊瑚顶的爵爷。吓得王大人忙降舆谢罪，最终以“敬呈药资”二十两白金给对方“疗伤”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