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两汉为例。自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故彼时官员的选拔任命，无论征辟、察举或荫补，都以“明经”或“明律令”作为干部知识化的基本标准。明经就是明晓儒家经典；明律令即明晓法律；由于法律的指导思想和运用原则也是儒学，所谓“经义断狱”，因此最终也归结到通晓经典上。《西汉会要·选举》：“龚遂以明经为官，袁良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孔安国、贡禹、夏侯胜、张禹并以明经为博士，睦弘、翟方进以明经为议郎……”印证了这条原则的贯彻。
为造就大批明经治国的人才，西汉政府在京师创办了国立最高学府——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的各门经典。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首批招生五十人。按规定，太学生的学制为一年，拿下一门经典（如《韩诗》）就是一个学位，可授文学掌故；再拿下一门（如《公羊传》）就是双学位，可授郎中，“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汉书·儒林传》），就是拿不到一个学位的，便不能当官。史载汉平帝某年，太学“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同上）。大约水涨船高，欲得郎中者至少该通三部经典了？
读书做官的门路一开，官宦勋贵、公卿外戚们纷纷将子弟送进太学。为满足需求，太学生一再扩招，基本建设的规模也不断广大。汉平帝时，王莽为太学生建造了能容纳万人的校舍，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占地最广的“大学城”。迄东汉末年，太学生的在册人数经常维持在三万人左右（《后汉书·儒林传序》）。而来自太学内部的消息，则是师生“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后汉书·徐防传》），所谓“学科带头人”的荣誉，几乎被一班败类玷污殆尽，教学质量与学位文凭的同步贬值，可想而知。何况据《文献通考》卷四七提供的统计，东汉时全国在编的官员总数也就是“七千五百六十七员”，三万多太学生都想当公务员，实有僧多粥少之忧。于是新的时尚趁时而起，许多人从太学毕业后，再去民办大学（精舍、精庐）深造。主持这些民办学校的人，都是董仲舒、韦贤、疏广、王充、马融、杨震一流名扬四海的经学大师，资格声望是太学博士的爷爷，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博导”。能够成为他们的弟子并将此学历写进履历，其意义不亚于现在的MBA。所以很多“在职干部”，即已经是官员身份的人，也以列名大师门墙为荣。
民办学校虽有名牌效应，但硬件设备毕竟不能与国立大学相比，善于走产业化办学道路的民办学校便别创另一种教学模式：所有报名的学生，分为“及门受教”和“着录弟子”两类：前者住校读书，因为这类人数也以数百千计，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大师的亲自教诲，往往采取高业弟子辗转传授的办法。如东汉马融讲学，“常坐高堂，施绎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后汉书·马融传》）。许多学生“及门受教”经年，掮着相当于硕博研究生的学历毕业了，可是连大师长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所谓“着录弟子”，就是交过学费后注册在大师名下，不必亲自来受业，特别方便官职在身的学生。名气越响的大师，“着录”的弟子越多。如东汉牟长，“治《欧阳尚书》，诸子着录前后万人”（《东观汉记》）。又如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着录者万六千人”（《后汉书·儒林传》）。一万六千名学生，即便是“函授”，十年也转不了一圈，但是把从某大师习某经的“学历”填报在履历中，效果却可与今日的MBA媲美。所以当时就有人取笑：“公卿、刺史掾、从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员，历察其状，德侔颜渊、卜、商，最其行能，多不及中。”（《潜夫论·实贡篇》）就是说光看这些官员和选人的履历，学问与颜回、子夏、仲弓等孔子高足相当，实际却连中等水平也挨不上。比之更辛辣的讽刺，就是“举秀才，不知书”的民谣。
学历掺假现象的蔓延，当然不会不引起政府的重视，于是又有搞入仕资格考试的对策。如汉晋制度：“举秀才必五策皆通为郎中，二策不通不得选。”（《晋官品令》）但是检点史传，果真实行的事例如凤毛麟角。《晋书·甘卓传》记，元帝某年，本该各地选人进京投档候选，“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结果只有来自湘州的谷俭一人前往组织部门报到，“乃表求试”。这以后，政府对学历造假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鉴于学历与实际每多不合，曹操搞过一阵不看档案问才能的“唯才是举”。俟其子孙当了皇帝，要实行正规化，又搞了一个评聘结合的“九品中正制”。述其大概，就是综合个人的品德才学，将学位（近似现在的学术职称）分为九个等级，称“九品”，由社会贤达、专家学者等体制外的名流组成级别不同的评议委员会，用合议的办法为选人评议品级。与此同时，国家的职官也分为九品。虽然这个职务九品与那个学位九品不是一回事，但两者之间又有一定联系：要当高品官职，必须拥有高品学位；反之，如出现高品低聘的情况，人家也不肯屈就。又因为这种学位品评每三年举行一次，不搞终身制，所以升品就意味着可以升官，反之亦然。学位品评的工作归司徒指导，政府官职的选任由吏部实施，品、聘两途，听起来倒是蛮公正的。然而好景不长，到了两晋，各郡国州县的专家委员会尽被世家大族把持，学位成了门第的代名词，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其间又纠缠进作弊请托拉关系，用现代话讲就是糨糊一团，由此又激成隋唐科举制的产生。孰知当场考试的科举制也不敌“选人”的精明，和科场作弊相互联系的学历弄虚的漏洞，直到晚清宣布停止科举为止，也没能塞住。
为杜绝履历作伪，历代各朝多有对策，履历须经公证处公证的制度首先在宋代诞生。
针对履历造假的积弊，历代各朝都设想过不少对策。唐太宗曾就选人“诈伪阶资”的现象屡禁不绝，发布过一经揭发即予处死的敕令，为此还与承办这种案件的大理少卿戴胄展开过一场法治还是人治的辩论，事见《贞观政要》卷五，最终是“诈伪者”被判处流放。笔者曾在《唐会要》卷五八中看到这样一条史料：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十二月四日夜，〔吏部〕司勋〔司〕大火，甲历并烬矣”，就是存放在组织部的官员履历全被烧毁了。这可是有心造假者千载难逢的时机吧。《宋史·选举志》中，关于选人履历弄虚作假的记载也很丰富，诸如“背本宗而窜他谱”，“飞赇而移试他道”（即伪造籍贯异地考试），甚至“冒求国子”（即假冒皇室宗亲），或“求牒转售同姓以谋利”等等。对此，政府亦有允许自首、如经查出则降官罢任等规定。
为求从制度上杜绝履历造假的弊害，宋代又有公证处的发明。其大体方式是：自各路州县到京城，都设有一个称为“书铺”的公证机关，凡诸路选人进京应试，或待差注阙，一应文书、凭照、脚色和荐状等，都要经当地书铺验证加印，由选人自己带到京城后，再去这个中央级的书铺送交审查。所有这些证明文件再经验证后，才由本人分别送往各自所属的铨选机关或主管举试部门，称“投状”，也就是投送个人档案。有关部门就以这份档案作为选拔任命或差遣注拟的主要依据。《曲洧旧闻》卷四记，宋仁宗时，吕夷简任宰相兼枢密使，军政一把抓，他的儿子吕公着从故乡寿州（今安徽凤台）来京应试，“自书铺中投应举家状，敝衣蹇驴，谦退如寒素。见者虽爱其容止，亦不异也。既去，问书铺家，知是吕廷评，乃始惊叹”。作者记述这段故事的本意，是想说明吕相国政风廉洁，儿子进京应举，照样遵守制度，和其他举子一样履行档案公证的手续，我们则因此见识一个办理公证的实例。
《齐东野语》卷十一里，也记有一则有关书铺公证的故事，略谓秦桧做穷秀才时，到某富家打秋风，在富家当家庭教师的曹泳也是秀才，惺惺相惜，送他两疋绢。秦桧感激，把他的姓名记在一个小本子里。入南宋后，曹泳以军功记名授官，监税黄岩，任期满后进京候选。吏部根据他的档案记录和个人请求，为他安排了新的职务。这时秦桧已任宰相，这些新任官员的敕书，照例都要经他盖印。及看到曹泳这一份时，想起往事，便问这一位是何处人？秘书回答：“此吏部拟注，不知也。”秦桧急于知道真相，“命于侍右书铺物色召见之，熟视曰：‘公，［秦］桧恩家也。’……”后面还有“命其子孙出拜”曹泳，及“骤用之至户部侍郎”等等。据此可知，中央公证处即京师书铺在为选人办理档案审核验证时，都会同时抄录一份副本，至少有一份摘要，以备日后再为同一个人办理公证时查对，所以秦桧才有可能不通过吏部，照样可以从书铺里查到曹泳的籍贯履历，包括他何时得秀才功名、曾做过家庭教师等。进一步分析，甚至连选人办完公证后投宿何处，书铺亦有掌握，否则秦桧就不可能马上于“书铺物色召见之”了。距今千年以前的古代中国，就有如此功能完善细密的公证机关，这在国际公证史上应该是位居前列的。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书铺最终的走向，是逐渐蜕变为民商事的公证机关，同时在司法诉讼中发挥代书职能。原有的为选人履历提供公证的作用，没能继续下去，而改用其他办法。如清代的选人履历的真实性担保，就是由地方政府提供“印结”，报部核对。假如是外省赴京的，还必须取具同乡六品以上京官印结，大概是认为同乡人相互知道底牌，总比外乡人更深入一层。殊不知这个办法，同样给假造履历者留有很大余地。有清一代，因人情难却或贪图钱财而“滥给印结”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反的尴尬也有，光绪二十年（1894），为参加全国举人会试，新疆举人李炳桁进京投递个人履历。因为已经具有“选人”资格，照例要取印结。可当时六品以上京官中，没有原籍新疆的人士，而甘肃京官又不肯为之出结，所以新疆省府请准有关部门，为其“以咨抵结”，就是用一份介绍信代替公证书。岂知原籍甘肃的“铁面御史”安维峻等李炳桁去主管会试的礼部把相关手续都办妥后，突然提出检举，“痛劾疆抚，语侵礼部”，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难矣夫，诚信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