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斗争是因瓷窑资本家巧立名目剥削运瓷工人而引起的。彭城盛产瓷器，有大小瓷窑主100余家，年产量在100万吨以上。这些瓷器需经90里土路从彭城运到码头镇，再装车、船运销各地。在彭城以北、以东有80多个村的农民，多靠推运瓷器为生。他们拥有大、小车约2000多辆，其中，贫苦农民的手推车占绝大多数。以推车谋生的农民，虽有少量土地，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推车运货劳工，他们与资本家的矛盾已经远远超过了与地主的矛盾。
1932年春，彭城大旱，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无法谋生，运瓷工人激增。这时，瓷窑主及经营瓷货的商人趁机想方设法剥削工人：一是“双扣底”，即从车工的每100个铜元的工钱中扣去两个铜元；二是洋钱不按市价折合，里外差价常让小车工吃一吊钱的亏；三为“荮货钱”，即原应由窑主承担的荮货所用的草绳成本费要车工承担。面对窑主和瓷商的盘剥，车工们非常气愤，首先由工人比较集中的李兵庄发起了罢工，接着86个村子的车工也群起响应。
为了使这一罢工斗争能够健康发展并取得胜利，直南特委书记王子清、磁县县委组织部长王维纲等及时进行引导，帮助车工们组成小车运输社，并印发了《敬告民众书》：
“民众同胞们呀！我们这区地少人多，石厚土薄，死出力不能顾生活，没有法子到彭城去推脚。可恨的店主和客人，好比要命的王阎罗，见咱生活困难，更要生活刻薄：荮货钱一吊，双扣底二百六，银元又多算一吊多，剩下十来吊钱，两天草料盘费顾不着。血汗挣来几个钱，却被他们强取豪夺，没法子才叫咱们把车搁。我们齐心的结果，有些客人允许银元按市价合。杀人要死的店主们，还是不肯把双扣底裁去。这些店主东西们只知他们吃他们喝，不顾咱死咱活。大家一心呀，他要双扣底，死也不推货，定个日子到彭城，吓死他。”
直南特委根据小车社斗争的发展情况，决定派王维纲、李欣然等深入小车社开展工作：（1）要求资本家取消“双扣底”、“荮货钱”，银元按市价折合，赔偿几年来剥削车工的钱。（2）成立小车工会，发表宣言，提出斗争纲领，组织合法斗争。（3）组织各村成立小车社，几个村子联合成立分社，全县成立总社，办事联系地点设在李兵庄，并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4）制作由小车社发放的“牌子”，并在纸坊村设卡，没有牌子不准推货，违者没收。（5）广泛开展阶级教育，把小车社成员以外的贫雇农及中农也发动起来，扩大阶级队伍。（6）联合陶瓷和煤矿工人对没有饭吃的小车社成员进行支援，并开展向地主、富农借粮、借钱的活动。由于有了党组织的领导，小车社的斗争目标更加明确，办法更加具体，车工们斗争信心更加坚定。罢工持续了一段时间，资本家见瓷货不能外运，十分着急，遂派代表找小车社谈判，答应取消“荮货线”，银元可以按市价折合，“双扣底”可以取消一个扣底。党组织认为没有完全达到目的，没有答应，罢工继续坚持。
为了扩大罢工的政治影响和对资本家施加更大的压力，党组织决定组织车工举行游行示威。事前，组织好了交通队、纠察队、指挥部等，负责人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5月2日，全村的车工以及贫雇农、中农，浩浩荡荡汇集到竹林寺村。彭城的瓷业工人和西佐煤矿工人也派代表前来参加。磁县中心县委书记刘大风和王维纲亲临会场。数千名群众面北发誓：资本家不答应条件，决不动摇。会后游行示威，队伍长达数华里，口号声响彻云霄。游行队伍有秩序地接连冲破民团几道防线，直抵彭城城门下。资本家闻讯，非常惊慌，急忙派人与小车社谈判，答应取消“双扣底”、“荮货钱”和分两次赔偿罢工工人工资7000元。接着双方立了字据，资方还派代表向小车社道歉。至此，长达4个月的小车社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
磁县小车社斗争的胜利，直接影响并推动了煤矿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激情，使六河沟、西佐、峰峰及彭城瓷业工人的大大小小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农村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斗争以及秋收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与此同时，党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甘草营、八里铺、小营庄、南北来村以及岳城一带的村庄，都建立了党支部，而且连过去在斗争中瘫痪了的党组织也逐渐恢复起来。
3.濮阳盐民的革命斗争
盐民斗争一直是直南党组织领导农民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濮阳一带傍临黄河，盐碱地多，很多贫苦农民依靠制小盐为生。自从天津长芦盐业公司把海盐运到内地倾销后，反动政府为了维护盐业资本家的利益，以海盐为“官盐”，视小盐为“私盐”，禁止农民生产小盐，更不准上市出售。为了禁止农民制作小盐，他们还雇用盐巡，镇压监视盐民，甚至私设刑狱，迫害盐民。致使盐民生路断绝，部分盐民被迫闯关东，下山西，流落他乡。
针对盐巡迫害盐民的恶劣行径，直南特委和濮阳中心县委决定以高克林、王从吾为领导，发动盐民进行斗争。他们把抗日救国与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与反对当局禁止小盐生产结合起来，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长芦盐业公司属半官半商性质，盐务缉私马队也并不隶属国民党政府，因而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党组织决定利用这一矛盾，集中力量打击盐巡，把盐巡驱逐出濮阳，彻底解决盐民的生路问题。
1932年春，以硝河坡、西水坡、沙窝3个盐民集中的地方为中心，南到渠村，西到井店、化村，连同内黄县的18个村一条长140华里的地带，盐民已相继组织起来，发动大规模的盐民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9日，濮阳城内七八百盐民在西水坡晒盐场召集大会，成立晒盐会，选出代表40余人。为了进一步开展驱逐盐巡斗争，县委成立了指挥部，起草了《告盐民书》，组织了敢死队。5月15日，城西、城南和濮阳城内的盐民1000多人和井店、沙窝一带的1000余人打着小纸旗，拿着木棍、红樱枪，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以敢死队领头开路冲在前面，向濮阳城北街涌去，包围了盐巡马队驻地王家大院。
这时，国民党县政府派人前来，劝盐民先回去，有意见可以派代表谈判。高克林闻听此言，立即对一位盐民领袖指出，这是骗局，并鼓励他站出来给大家讲话。那位盐民领袖便站在墙头上，大声喊：“盐巡逃跑了，我们不能便宜了他们，快冲进去，把老窝给他砸了，赞成的朝北磕头！”盐民纷纷跪下朝北磕头，然后把院墙推倒，砸烂门窗，冲了进去，把东西全砸烂了，又从床下拉出两个没跑的盐巡，痛打后押走。国民党县长听到消息，又接到盐巡队长的报告，怕把事态闹大，急令用电话通知各区保安队火速进城，通知警察局长速带警察到现场，劝盐民回去。
正当盐民重整队伍，准备按原来计划开始游行之时，有群众跑来报告说，县长、保安队长带着300多名保安队员，持枪到了西新街，可能要抓人。指挥部紧急商议，决定同其辩理。于是，几千名盐民把县长和保安队长团团围住，展开说理斗争。县长被问得理屈词穷，被迫答应了盐民提出的三项要求：第一，盐巡不许再来；第二，小盐可以做，可以卖；第三，做、卖小盐不犯法，不准抓人，不准罚款和毁坏做盐工具。在盐民的坚决斗争面前，盐巡不得不退出濮阳。
濮阳盐民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盐民的情绪，纷纷重砌盐池、铲盐土、装淋子、晒小盐。为了巩固和发展盐民斗争的成果，县委决定，建立盐民协会，把所有盐民组织起来。为了庆祝盐民斗争的胜利和县盐民协会的成立，还分别在城里、沙窝、千口唱了大戏。党组织利用群众看戏的机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和《告盐民书》，开展多种宣传活动。周围几十里外的盐民代表都来祝贺，使斗争气氛达到高潮。
在濮阳、内黄盐民斗争的同时，滑县的盐民砸了道口硝磺局，清丰的盐民包围了县城，直到当局答应了盐民提出的条件。南乐、大名也有盐民起来斗争。1932年六七月间，濮阳、清丰、南乐、内黄、大名、东明、长垣、封丘、延津、滑县、濮县等盐民代表，在清丰召开了“两河（河南、河北）盐民总会”成立大会，推举王从吾为总会主席，号称有10万盐民大军，轰动了四方，极大地推动了直南革命运动的开展。
4.魏县蔡小庄农民暴动
20世纪30年代，魏县蔡小庄农民暴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在直南一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是大名七师的学生王从吾。就当时的行政区划来说，蔡小庄属于大名县的管辖范围，以后隶属魏县。所以，这里使用魏县蔡小庄暴动一词。
1935年6月，王从吾根据特委的安排，到大名县城西蔡小庄（今属魏县）一带发动平原游击战争。
蔡小庄位于大名县城西漳河北岸。东距大名县城四十五华里，北距魏镇二十华里，全村有几百户人家，耕地分布在漳河南北大堤之间，不仅偏僻而且有回旋的余地，所以选择这里作为游击队活动的中心。1929年，蔡小庄建立了党小组，1930年建立了党支部。1933年，王从吾曾在蔡小庄及附近的崔野冲、牙里集等村庄进行革命活动。到1935年春，蔡小庄党员发展到20多人，它周围崔野冲、西代固、双庙、马头集、刘庄、大王庄等二十多个村的党组织也有较大的发展。
王从吾到大名县后，大名县委书记谷俊华于6月30日晚，在蔡小庄村柏树林坟地里召开了二十几个村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到会的有：蔡小庄党支部王学林、曹子亭、杜权、杜钧，双庙村党支部郭海宽，西代固村党支部谷湖，牙里集村党支部赵云彩，崔野冲党支部连守先等人。会上，王从吾讲了形势和大名党组织的任务。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民族危机，指出大名党组织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现在要设法搞到枪支，动员党员群众参加游击队。现在要秘密动员、秘密组织，夜聚明散，活动一段，待游击队员增多，枪支、弹药充足时再考虑是否公开。
7月1日，西代固党支部收回了本村由全村出钱购买、存放在地主富农家中的三支护庄公枪。
7月2日，王从吾、谷俊华与崔野冲支部书记连守先商定：采取“里应外合”的方法，收取崔野冲地主枪支。蔡小庄派游击队员潜入崔野冲，崔野冲派党员带领游击队员闯进地主家中收枪，同时商定了口令。
连守先回村派党员崔正国迎接蔡小庄游击队。
7月2日半夜，蔡小庄游击队员由党员王学林带领到崔野冲收枪。王学林在旧军队当过连长，走在队伍前面。王从吾、连守先各带一支手枪走在队伍后面。走到崔野冲村南，崔正国出来迎接。崔正国口吃。王学林问：“口令。”崔正国一紧张，语塞。王学林开枪，误把崔正国打死。王从吾、连守先听到枪响，知道已经引起地主注意。决定游击队不再进村，撤回蔡小庄。到崔野冲收缴地主枪支计划失败。
王从吾早就考虑到游击队缺少枪支，请内黄县太平村铁匠打了16支撅把子，估计已经打好。王从吾亲自骑车去取。7月日，王学林不听招呼擅自把抗日游击队的旗帜插到村东三教堂。王从吾回来后召开党的会议，批评了王学林。王学林作了检讨。
7月7日，蔡小庄党支部党员王学林、杜树森、杜钧、杜营等人带着枪，从村西头到村东头收枪。共收长短枪、撅把子三十多支。接着打开曹子贵、杜金荣等几家地主的粮仓，没收二十余石粮食分给缺粮群众。下午，双庙、西代固、野胡拐、砖井等村党支部带领游击队员来到蔡小庄三教堂集合。共集合起游击队员100多名，步枪、短枪44支，其余是撅把子、矛子、大刀等，县委书记谷俊华宣布成立“工农北上抗日游击队”，任命王学林为工农抗日游击队队长，郭海宽、谷湖为副队长，杜钧为指导员。
此时，蔡小庄村长以王学林勾结外来土匪为由，去大名县衙告状，并跟踪监视游击队活动。国民党大名反动政府获讯，即派出骑兵四师驻扎在离蔡小庄10余里的德政村进行侦察，准备对游击队进行镇压。
面对敌人的凶恶来势，党组织召开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很大的情况下，与敌人在大平原上硬拼，很难取得胜利。为保存革命力量，最后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边界地方转移。当游击队转移路过双庙东地的时候，突然遭到大名国民党骑兵四师和双庙大地主汤老跃纠集的地主武装以及靳百华的双庙巡警队的伏击，游击队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二、大名七师部分学生党员的革命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并已被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同样，在大名七师革命斗争的历史上，也不乏有这方面的先驱和后来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毅然拿起了武器，走上了战场，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功勋。
（一）裴志耕领导、参与的革命武装斗争
裴志耕（1907～1997），直隶省大名县西马头村人。1924年从大名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毕业后，同年考入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习。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他积极参与了支持上海工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激发了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研读一些政治方面的书刊，这对于他以后加入共产党，起到了启蒙作用。1927年1月，裴志耕在大名七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大名县委书记。在任大名县委书记期间，裴志耕领导了反华洋义赈会修筑大（名）馆（陶）公路无偿强占农民土地的斗争；1930年2月，裴志耕组织领导了第一次“驱张挽谢”运动，这两个斗争均取得了胜利。1930年8月，裴志耕在大名县组织暴动，这个斗争没有搞起来。1933年任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当时主要是从事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1940年，裴志耕任冀鲁豫军区武装动员部长，主要是组织训练民兵，领导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打仗，曾受到军区首长表扬。1941年，裴志耕任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区政委，主要工作是对敌开展武装斗争，扩大部队，帮助建立地方政权等，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1942年，裴志耕任中共巨南工委书记，工委下属五个县，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地区扩大了，抗日政权也由3个县到发展到5个县，主力部队由一个正规团扩大到两个正规团，县大队由3个扩大为5个，打了不少胜仗。1945年8月，由新组建的团攻克成武县城。其他党和群众工作成绩也比较大。抗日战争时期，裴志耕领导、参加了冀鲁豫军区的多次反扫荡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