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任大名七师校长时，正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际，对他的世界观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办学之初，他就十分注重延揽进步人才，建设强大的教师队伍。因此，晁哲甫、王振华、高韶亭等进入大名七师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同时，为了在学校中贯彻新思想，谢台臣先生积极致力于教育革命，提出了“以作为学”和“师生打成一片”的主张，培养“处处公道正直，为大众谋幸福而牺牲自己”的人，从而形成了他系统的理论教育体系。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五四”新文化在大名七师传播不是偶然的话，那么，谢台臣先生就是旗手，就是传播这种新思想和进步文化的第一人。
正如一些人所说，一支军队的性质如何，和这支部队的主官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样，一个学校的性质如何，自然也是校长引领的结果。
晁哲甫先生既是谢台臣先生的同事，也是这所学校的奠基人之一。对于晁哲甫先生在大名七师所发挥的作用，当时的人都习惯于称他为谢台臣先生的助手，因为他是当时的教务主任。对于这样一位革命教育家，半个多世纪以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总参谋长杨得志上将等曾在1986年4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署名文章，对晁哲甫先生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明确指出：
“晁哲甫同志自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教育家。他的优良品质和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这说明，晁哲甫同志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历史这样记述：晁哲甫（1894～1970），直隶省清丰县六塔集村人。
1910年考入大名直隶省立第十一中学，1919年升入保定直隶高等师范，接受系统的本科教育。毕业后，先后到直隶省的一些学校或教育机构任职。由此可以看出，他和谢台臣先生有着相同的经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和对新思想的追求，使他和谢台臣先生走到了一起。
1923年，晁哲甫先生被聘任为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27年，晁哲甫先生同当时学校的其他主要领导人——校长谢台臣、训育主任王振华以及总务主任高绍亭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大名七师就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直南革命策源地。
王振华是谢台臣校长在当时聘请的训育主任，也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对于这样一位革命教育家，历史同样也有记述：
王振华（1899～1971），原名王文麟，字振华，直隶省（今河南省）南乐县古寺郎村人。1912年考入直隶省大名府中学堂。1918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接受系统的本科学习，和谢台臣、晁哲甫有着相同的求学经历。如上所述，此间，正值“五四”运动前后，王振华受到很大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为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3年，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在大名创立之际，基于师生关系，谢台臣聘请王振华为大名七师教师，不久，擢升为训育主任。1927年，王振华和谢台臣、晁哲甫、高绍亭一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为大名七师成为直南革命的一个策源地铺平了道路。尤为重要的是，1936年春，河北省教育厅委任王振华为七师校长，晁哲甫返校仍任教务主任，从而巩固了党的这个革命教育阵地。
文献记载，当时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教师多数是青年进步教师，最初的和以后受聘的教师中，多数教师赞成革命，倾向进步，尤其对学校的教育革命和课程改革予以了有力支持，从而为新思想的传播和党组织的建立、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1929年前后聘请的教师中，有些教师在受聘大名七师以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这是大名七师虽历经十几年岁月而不变其颜色的根基所在。这里兹列举几人：
李梦龄（1903～1985），直隶省晋县（今河北省晋州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1925年，大学期间的李梦龄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出狱后，受党的委派到大名七师任教。
张苏（1901～1988），直隶省蔚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1927年1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受聘于大名七师，讲授汉语课程。
王冶秋（1909～1987），安徽省霍邱县城内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
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后到大名七师任教。
原政庭（1903～1992），陕西省蒲城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1925年，上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大名七师任教。
张友渔（1898～1992），山西灵石县人。北京法政大学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大名七师任教。
千家驹（1909～2002），浙江武义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30年到大名七师任教。
由上可以看出，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聚集了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就领导层来讲，谢台臣先生年龄稍长，39岁，晁哲甫先生29岁，比谢台臣先生小10岁，王振华先生则还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他们有着相同的学习经历，接受过系统的本科教育，都是那个时代的翘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坚定的新民主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反对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这种思想不仅对他们个人，更重要的是对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学校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大名七师的学生大多来源于直隶省南部的乡村，家庭并不富裕。按照当时直隶省教育厅的规定，师范生是不收学费的，并且有生活补助，基本上不用自己花钱，这就给广大贫苦家庭的子女提供了读书的机会。一些农家子弟都把能到大名七师念书，看作是一件最高兴的事。不过，也有一些富足家庭和地方士绅的子弟到大名七师求学。但在后来入学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入校以前已经是激进的新民主主义者，思想进步。还有一些学生入校前已经是共产党员，并且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农村革命经验，如王从吾、刘汉生等。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群体，汇集了直南地区甚至更辽阔区域内的优秀学子，他们了解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最基层的生活经历，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目睹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痛恨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统治，对变革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愿望，这是一种革命的情感，一旦融入革命的洪流，必然会掀起滔天巨浪。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大名七师诞生的基础。
不可否认，在这所学校里，也有一些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既有老师，也有学生。他们对革命抱有敌视态度，暗中与反对派勾结，诋毁革命。但这并不能阻碍大名七师革命形势的发展。
大名七师有一个学习革命理论的良好环境。这里不仅有一批引导有方、循循善诱的老师，而且还有一个美丽和谐的校园，对学生的成长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曾任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的张力更校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到：
学校地处大名县城北关正北约一里许的地方，四周三面为农田，墙东侧为公路。学校分三个部分，南部为校园，中部为校部，北部为操场，东边用蒺藜铁丝和坐地柏树围绕，树木花草、农作物杂生其间，中间一个水池，有水生植物荸荠之类。校园北面即校部，校部大门向南开，中间大门，两侧各一小门，出校大门向左走系一曲径，矮柏夹路，末端有一柴门，柴门向东开，柴门前即（广）平大（名）公路（土路），门口经常有小生意摊贩卖花生瓜子糖的。进学校大门向北行，中间系一条宽约八九公尺的大路。两旁植洋槐与柏树，大路东侧南半部为教室、图书室、阅览室，八个班教室均设在此。北半部为教员寝室及附属完全小学。大路西侧为学生寝室及一部分教职员寝室，靠西侧有一医务室。北部为大礼堂兼食堂。南部有网球场及排球场，大路尽头为大操场，有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单杠、双杠、标枪、铁饼、铁球、跳高、跳远场地等基本设施，并设娱乐室（内有乒乓球、象棋、康乐球等设施），足球场四周有跑道。学校三个组成部分系一长方形，校部及操场校园三面伴有土围墙，墙内植洋槐树，墙外植白杨树，远望学校一片绿色，庄严、自然，十分美观。
对此，其他曾在这所学校或这所学校附小念过书的老校友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谢台臣先生的次子谢毓缙是这所学校附小的学生，这位在书香门第中长大的学子，自然也是一位共产党员。解放后，他于1954年到前苏联的乌克兰实习一年，后任南京市化工研究所总工程师。50年后，他这样回忆：我记得，“七师”校门内有一条又直又宽的平坦大道，直通到北头的操场。大道两旁有两行排列整齐的洋槐树，路旁还种了一些花。花开时五颜六色，香满校园。校门南边有一个花（菜）园，里面种了一些花果蔬菜，有一些是当时在本地区还没有见过的，如西红柿等。我们附小的教室就在操场的南面（以后搬到城里东大街）。这样一个校园像一个大花园，整洁、美丽、安静，是一个优美的学习环境。最近，我听裴味农同志讲，大道边上的树都是他们这些“七师”创建初期的学生在谢台臣校长亲自带领下，拉着绳子裁的，所以树栽得很整齐，都在一条直线上。这是“以作为学”的具体运用。它既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又养成学生自己动手、改造环境的良好习惯。
还有资料记载：……两年以后，即1926年春天，谢台臣将“七师”建成了一所花园式的学校。大名道尹周韶南听说还有点不肯相信，所以他决定前去访察一番，看是否如实。
有一天，由两名随从带引，他徒步出城来到北关，直奔“七师”学校而来。举目一望，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所洋槐树围绕的美丽校园，在一片碧波荡漾的麦海背景衬托下，特别引人注目。他来到近处，时值洋槐树开花，经风一吹，一阵清香扑鼻而来。他从学校东南口进入，与学校领导人相见后就向校内南门而去。行走之间，往路南一看是一片奇特景色。西有果木树、松柏树，中有花圃、苗圃，也有桑林和一个养蜂场。花圃里正值鲜花开放，五色斑斓，蜂飞蝶舞，十分可观。进入学校南门，迎面是一条笔直的大道直通北栅栏门。大道两旁，垂柳吐絮，花木层层。大道之东，有排排教室和宿舍，还有一个图书馆，馆前有一方型莲花池。大道之西，除篮球、排球场以及几排宿舍，大礼堂尤为醒目。这里是全校师生聚会和上大课的地方。礼堂旁边，有蔬菜试验场以及猪、鸡、兔饲养场。顺大道走出北栅栏门，是一片广阔的大操场，也称足球场，除在东北角有不少体育设施外，操场四周树木层层，枝繁叶茂，如绿色的围墙将大操场团团围住，气势非凡。
周韶南在校园巡视一圈，竟被这所花园式的学校吸引得入了神，连声道好，赞不绝口。这时他好像不是一个管辖直南地区三十多个县的首席官长，而如同一个讲学师一般，在学校大礼堂给师生们讲起了唐代柳宗元的名作《种树郭橐驼传》。他论起古人郭橐驼种树，兴奋不已，说文解字，满口之乎者也，倒也引发了不少笑声。随后，周韶南还特别拨给学校植树费五百元银币，这当然是他的兴趣所致，但当时“七师”校景之美可见一斑。
现在，这些场景已经看不到了。只有一些当年的老照片还能让人依稀辨认出当年学校的一些摸样。照片有点斑驳，然而，在绿茵簇拥下的学校大门，依然不乏有一些西方欧式建筑的特点，风姿绰约，楚楚动人。高高的教学楼和柱廊式的学校图书馆相互呼应，给人一种浓郁的人文色彩。再加以园林绿化，这所学校的美丽在20世纪初的中国，的确是一难觅之处。难怪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一些学子在谈到他们的母校时，依然魂动情牵，感慨万千。
生活在这样的校园里，求学在这些老师的门下，产生一种新的革命思想，也就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了。因此可以说，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从开始办学的那一天起，就酝酿着一种革命的情绪，并随时会幻化成猛烈的暴风雨。
二、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大名七师的建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直南影响的直接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直南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大名七师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组织的肇始地，并继而成为直南的一个革命策源地，是当时各种条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青年教师共产党员冯品毅的到来，加速了大名七师党组织建立的过程。
（一）大名七师建党的思想条件
1915年9月，以陈独秀创刊《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前者在思想领域对封建传统道德进行了清算，初步树立起民主、科学的思想观念；后者则是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主流，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给地处直隶南部的大名七师带来了新气象。
谢台臣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接受者，更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的传播者。因此，办学之初，他就秉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更新教育观念，实行教育改革。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系统地提出了“以作为学”和“师生打成一片”的主张，促进了大名七师的思想解放和教育革命，推动了新思想和新理念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说，谢台臣先生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五四”新文化思想影响的产物，是“五四”新文化思想作用于师范教育的一个结果，为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一个基础。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以作为学”教育思想的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