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失败后，伴随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因此，批孔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1916年9月，康有为上书北洋军阀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鼓吹以孔孟伦理为立国精神。为此，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连续发表文章，予以严厉驳斥。他们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儒家伦理与民主政治是势不两立的，将“孔教”列入宪法，就是专制复活的先声。李大钊在1917年2月《甲寅》日刊上发表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阐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发展变化的，“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他坚定地表示：为了确立新道德，破坏旧道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鲁迅是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的，但他一出现便立刻成为了反封建斗争中最彻底的思想家。1918年4月，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大胆地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鲁迅写了许多犀利的杂文，从各个方面对旧社会、旧礼教发动了攻击，尖锐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派、“国粹家”、“道德家”和遗老遗少们。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他们力图通过文学革命，把向来宣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成为适合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学。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此后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主张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要进行一次革命，打倒“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之类的封建文学及“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的老八股。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礼教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文化运动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它以磅礴的气势给了封建的专制主义、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迷信和愚昧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极大地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这个思想解放的潮流，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为中国的先进分子迅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是时代的主流。在这同时，新文化运动也为各种各样的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想流派传播到中国，敞开了大门。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严重的缺点。由于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忽视甚至轻视人民群众，把运动只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虽然实际上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但在开始时却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新文化运动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没有同广大人民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结合起来，这就限制了它的实际效果。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中国文化一切都坏，西洋文化一切都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在后来产生了不良影响。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有巨大的革命意义，但是已经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要求了。初期新文化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指出一条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
显然，新文化运动对河北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也为后来兴办的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带来了新内容和新气象。办学伊始，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就批判尊孔读经，树立民主、科学的新教育思想，无疑是新文化运动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
二、“五四”运动
对河北教育和直南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参加会议的有27个国家，但会议实际由英、美、法、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强国操纵。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中国由于在大战中参加了协约国方面，所以作为战胜国之一，由南北政府派出陆征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参议院副议长、南方军政府代表）等5人为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和会在讨论处理“德国以外之德国权利及利益”问题时，中国的山东问题是一个重要事项。对此，日本无理地向和会提出：“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予日本。”日本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恫吓。
巴黎和会召开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取消中日间的密约，收回山东的主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和恃强恫吓，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蛮横，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呼吁国民“发抒义愤，以为外交后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向和会送交了对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其他权力直接归还中国。同时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并提出“希望条件”七项，即：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
由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都在中国拥有多种特权和利益，他们对于中国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和七项希望条件，便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借口，不予讨论。关于山东问题的讨论，主要在英、美、法、日、意五国间进行。日本既已造成武装占领的事实，又以中国曾有“欣然同意”的换文为理由，坚持霸占山东。中国代表曾吁请英、美、法等国予以支持，但终因他们与日本有着共同利益，而拒绝了中国的请求。最后，由英、美、法三国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益全部让予日本，并写进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
巴黎和会开幕之后，全国都注视着会议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当中国外交处于不利情况的消息传来时，即有不少地方集会通电，表示抗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的内容传到中国后，全国人民愤慨至极，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风暴便爆发了。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师、高等工业学校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先由北大新闻研究会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和当前形势，继由各校学生代表发言。发言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痛陈亡国惨祸在即，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等校学生3000多人，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交通总长，订“二十一条”时为外交次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订“二十一”条时为驻日公使）、章宗祥（驻日公使）三个卖国贼。集会讲演后，学生们出发游行示威。一路散发传单，做爱国宣传。《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队伍先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被外国巡捕无理拦阻。学生们义愤填膺，乃在悲愤的口号声中走向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从临街窗口跳入曹宅，打开曹宅大门，群众一拥而入。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起火来。大批警察和宪兵赶到后，逮捕了32人。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罢课，进行爱国活动和营救被捕同学。6日，正式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学生爱国运动开始有组织地向前发展。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切。军阀政府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抗议。上海、天津等地以团体和个人名义要求释放学生者每日数十起。
“五四”以后，各界群众在北京学生带动下，都陆续行动起来。7日，上海六十多个团体两万人举行国民大会，并游行示威，通电要求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及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9日，上海各学校全体停课一天。从这天起，上海各界开始抵制日货。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地的学生和各界群众，以及留日学生，都有集会、游行等活动。爱国运动从北京迅速向全国发展。
北京学生罢课以后，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南京、苏州、杭州、开封、安庆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并进行示威、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界知识分子纷纷参加到运动中来。全国报界联合会要求“严惩四凶”（曹、陆、章和徐树铮）。上海日报公会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惩办曹、陆、章。无锡报界要求“收回青岛”。济南律师公会要求对曹、陆、章诸贼“提起公诉”，“以正国法”。至此，群众运动已扩展到了全国。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罢工。从此，斗争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罢工从一开始就显示了鲜明的政治目的。工人们表示：罢工是“为国家之土地，再为学生被拘速救释放”，“对于卖国贼表示我们的愤怒”，目的是要“唤醒国民”。工人阶级的有力参加并成为运动的主力，使“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自6月5日到11日，上海罢工的工厂企业有50多个，工人有六七万人，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给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上海工人除坚持罢工外，还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集会。6月8日，华资电车公司工人高举“罢工救国”的旗帜游行。
9日，又有工人队伍在南京路示威。10日，沪东工人不顾租界武装巡捕的阻挠破坏，举行万人大示威。11日，一万多工人在南京路召开大会。随着上海工人罢工的开展，京奉铁路唐山工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九江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南京、济南、长沙、汉口、杭州、芜湖、无锡、天津以及一些中小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终于被迫在6月10日免去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11日，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以后，中国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斗争获得了一定的胜利。
“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在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对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经过“五四”运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和工农结合的必要，因而他们决心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河北地处京畿周围，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河北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收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冲击。河北教育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开展的如火如荼，促进了河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其中以天津、唐山、保定等地的一些学校为最。如直隶高师、保定二师、天津女师的学生都走上了街头，愤怒声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流传，使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已经不能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压迫，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正当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在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1月7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出现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高潮，在西方和东方的许多国家里，爆发了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
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外国订立的压迫别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就在要闻专栏内，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推倒克伦斯基政府”的消息。中国人民知道了，在俄国，工人阶级和主要是出身于农民的士兵掌握了政权，成立了“劳兵政府”。这个政府和迄今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同，它实行“最激烈之纯粹社会主义”。上述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初步了解，构成了当时所说的“俄国式革命”这一概念的内容。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新的希望。开滦煤矿的工人希望“工人之国”早日到来。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对十月革命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欢迎。他指导下的《民国日报》，在1918年元旦的社论中说：“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
1918年夏，孙中山曾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庆贺他们的成功，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立即起来学习、宣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