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获奖作家
GnterGras（1927—？）
一只雌鼠的荣耀
—从天竺鼠到罗猴—的代表，白毛红眼的实验室雌鼠最后得到了她值得享用的东西。为了她的缘故，正如小说中的叙述者所说的，在医药领域内，同时，就诺贝尔奖得主沃森和克里克所涉及而言，也在基因控制的无限领域内，不止一人已经做出了一切可能的研究和发现，并因此而荣获诺贝尔奖。
此后，玉米和好几种蔬菜—没有提及任何一种动物—可以或多或少地合法地成为无性系的，因此，这种“鼠人”（rat-men）随着小说不断接近尾声而日益繁殖，成为这种后人类时代被命名为“沃森克里克”的特殊物种。他们把两种最好的种属特性结合起来。人类有许多鼠性，鼠类也有许多人性。这个世界似乎是运用综合来恢复它的健康。在“大碰撞”之后，唯有雌鼠、蟑螂和苍蝇以及鱼类和蛙类的卵幸存下来，这是个从混乱中创造秩序的时代，沃森克里克不可思议地逃脱了劫难，做了比他们的本分更多的事情。
人们总是在讲故事
人们总是在讲故事。在人类学会写字日渐有了文人之前，很长一段时期每个人都在给别人讲故事，每个人都在听别人讲故事。显然，长期以来，有些文盲比识字的人讲故事讲得更多更好，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使更多的人相信他们的谎言。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发现了各种艺术手法，他们很少平铺直叙，而是将它降格为一种次要手法。
在他们绝不枯燥死板而是跌宕起伏的故事中，蓦然间令人惊异地卷入辽阔的河床，但见波逐浪涌，樯倾楫摧，尸浮血染，旁枝逸出，众水分流……这些原生状态的讲故事的人，无需依赖日光夜灯而可以在黑夜里完美地进行，他们实际上长于借黄昏薄暮来渲染气氛引发悬念。他们即不沉闷地生发，也不故作惊雷瀑布，而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当他们感到听众的注意力不能持久，感到不少听众有意要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便当止则止，以“且听下回分解”或“未完待续”一语煞住。
在没有人会写字，因此没有笔录时讲的是些什么故事呢？
从《圣经》中的该隐和亚伯的时代起，就有谋杀和屠杀的故事了。争斗，尤其是血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灾、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牲口和奴隶的长长的单据是完美地被接受的，一个故事没有血脉相传的详细家谱就难以置信，在英雄故事中尤其如此。
早就有的三角恋爱，今天仍然流行不衰。半人半兽的妖怪故事—他们一开始就在迷宫中穿行在香草中吸引广大听众，更不用说神仙偶像的传说以及航海的历险，这类故事代代相传，经过加工、扩展、修改，乃至变得面目全非，最后由一个讲故事的人写下来，据说他的名字就是荷马。《圣经》则是讲故事的人集体写作的结晶。在中国和波斯，在印度和秘鲁高原，不管写作如何繁荣，那些或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的说书人，那些或无名或有名的讲故事的人始终不会收口，他们后来有不少变成了文人。
我如何成了一位有争议的作家
像我们这样集中精力写作的作家，不管怎样我们都还记得不少听过的故事，不会忘却口头文学的源头。一件好事传千里，所有的故事都要通过口耳相传。讲述起来有时模糊，有时犹豫，有时迅疾，仿佛被恐惧驱使着，有时悄悄耳语，以免被人偷听走漏风声，有时高声，有时清晰—所有这些技艺都源自文学自我期许的实际上很难达成的初衷：编织生活的精彩片断。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在写作中忘记了这一切，那么，我们的故事就会掉书袋，就会像灰尘一样干巴巴。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书可以读，也是一件大好事。不管我们高声为他人朗诵还是独自吟诵，书籍总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它们已经成了我的灵感之源。在我年轻而具有可塑性时，诸如麦尔维尔、杜林这样的大师，或路德的出自《圣经》的德文著作，经常激发我高声朗读。我在写作时，会把墨水与唾沫搅在一起。现在事情已经变了许多。被称为写作的苦工，我已忍受了五十年，不，我在自讨苦吃时添加了不少调味品，我咀嚼那些咬不动的多筋骨的章句，嚼碎成容易下喉的软乎乎的东西。我在狂喜的孤独中自言自语，当我捕捉到恰当的语调、共鸣和回响时，我就挥笔疾书。
是的，我爱大声朗读。长期伴随着我的这个伴侣的多音符号的健谈不断在呼唤我，使我把逐字逐句抄写的文字变为一部部手稿。当我向听众朗诵某些篇章时，我感到没有什么比我自己的书更令我喜欢—这些书好久以前就已经流到那个封闭地区，已经化为读者自己的财富。早已过了语言的断奶期的青年，头发花白却仍然贪读的老人，把那种书面语言变成了他们的口头语言。具有魔力的作品一本接一本面世。
赢得一种立场，逆时代潮流写作，在他的路上铺设站得住脚的真理，这就是这位作者信仰的原始宗教。每个人都相信他的不言而喻的许诺：未完待续……然而，我是如何成了一个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所有这一切是如何一齐令人惊异地写到了白纸上呢？是一种怎样清高的家庭教养使一个孩子达到如此狂热的地步呢？
我早在12岁那年就想当艺术家。这个念头与二战爆发时我的想法是一致的，那时我住在但泽的郊区。但是，我的职业发展的第一次机遇等待了好久，直到次年我在“希特勒青年”杂志《伸出一只手！》（HilfMit！）上发现了一个诱人的机会。那是一次有奖故事竞赛。我立即写出了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受到母系背景的影响，这部小说题为《卡苏比亚人》，但情节并未发生在这个人口愈来愈少的小民族的痛苦的现状中，而是发生在13世纪的一段新旧交替时期。在那旧王已死新王尚未即位的权力的真空中，土匪、强盗把持道路，一个农夫对正义的唯一要求就是“袋鼠法庭”，即不依国家法律程序而私设的公堂。
我现在还记得起的是，对卡苏比亚的偏僻乡村的经济状况作了简单交代之后，我开始描绘种种掠夺、抢劫和复仇的杀戮。掐死人、杀死人然后用烤肉的叉子串起来的细节比比皆是，被“袋鼠法庭”吊死处决的人也相当多。在第一章结尾，所有的主要人物和大批次要人物都死光了，有的被埋葬了，有的却暴尸于野，填了乌鸦的肚皮。由于我的文体感不容许我把尸体化为幽灵，把小说转变为鬼怪故事，我就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失败，我只得给它一个意外的结尾，不必“未完待续……”。当然，这样收场是不好的，但这个作家生手学到了一点教训：下一次他应当对他笔下的人物表现得温和一些。
我开始读得愈来愈多。我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把指头塞进耳朵。让我解释一下，我的一个妹妹和我在狭窄的环境中长大，家里只有两间房，因此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房间，甚至经常挤在一个角落里。长此以往，这反而变成了一件好事，也就是说，我在童年时代学会了在人群中间在嘈杂环境中如何集中精力。我可以在鸣响的铃铛声中阅读，我经常沉浸在书本的世界。
我的母亲是喜欢开玩笑的，有一次，她拿走我已经咬了几口的面包卷，换了一条肥皂摆在我面前，站在旁边盯着我，可我一眼也不瞧就去拿肥皂，张口就咬，差不多嚼了一分钟，那种怪味才使我从纸上的奇遇中走出来。这样一来，母亲就对一个邻居夸耀说，她的儿子读书时是如何聚精会神。
今天，我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全神贯注地阅读，但我再也没有像那次一样着迷了。我家的书籍那时摆在蓝色帷幕的窗格玻璃后面的书架上。母亲是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她把陀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并列在一起，夹杂着哈姆森（Hamsun）、拉阿比（Raabe）和维基·包姆（VickyBaum）的小说。塞尔玛·拉格洛芙（SelmaLagerlof）的《贝林的故事》是容易到手的。
我后来继续到市立图书馆去读书，但我母亲的藏书给我提供了最初的冲动。她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开店铺的妇女，有时却不得不把货品赊给信誉不可靠的顾客。她也是一个极为爱美的人，经常靠简陋的收音机听歌剧，听轻松的乐曲，高兴地听我讲得愈来愈好的故事，她还经常去市立剧院，也多次带我去看戏。
几十年前，我在布满虚构人物的作品中以史诗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童年轶事。今天，我在这里重温旧事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有助于我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把你造就为一个作家？”整天地陷入白日梦的能力，一般意义上的玩弄语言的工作，此外，与其说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语言的目的，因为坚持真理就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一句话，被广义地视为天才的东西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所有这些突发奇想的才华，之所以能转化为一种具有恒力和深度的载体，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牧歌中的那种突发性的政治介入。
我母亲所喜欢的表弟，像她一样是一个卡苏比亚人，在但泽自由市邮政所工作。他是我们家的常客，总是受欢迎的人。战争爆发时，在赫维柳斯广场邮政所的建筑物上，我表舅和不少人顽强地抵抗一支纳粹突击队的围攻，他们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们立即遭到审判。突然，他们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在一夜之间而且长久地再也没有人提起。他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但他必须活在我这里，必须活在我所经历过的那些年月里：我15岁就穿上了军装，16岁时就品尝了恐惧的滋味，17岁时落入美军战俘营，18岁时，我开始在黑市打工，当石匠的学徒并且开始学习石雕，并且准备进艺术学校。
写作和绘画，绘画和写作，天马行空的诗歌，古怪的独幕剧，我就这样在作品中神游，直到我发现了那些难于驾驭的材料—我对于审美愉悦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需求。在它的碎片下，到处都长眠着我母亲心爱的表弟—那个波兰邮政所职员，那个被枪杀了被埋葬了的人，那个仅仅被我（还有别的什么人吗？）发现了的人，那个被文学艺术的呼唤挖掘出来然后以别的名字和装扮复活过来的人。这一次，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无不洋溢着生命和活力，仿佛他们依旧活着，而且，若干章节连缀成篇，某些章节发展到结尾又生波澜，从而使作者能够不断地许诺：未完待续……
就这样不断地写呀写呀。我最初的两部长篇小说《铁皮鼓》和《狗年月》，以及插在它们之间的中篇《猫与鼠》，把我训练成为一个青年作家。这几本书结果引起反感，激起愤怒甚至仇恨。出于对祖国的爱而从事的工作可以被视为弄脏了故国老巢的勾当。从此以后，我成了一位有争议的作家。
这就意味着，像在西伯利亚或诸如此类的地方被查禁的作家一样，我进入了一个很好的公司里。我没有理由抱怨；相反，作家应当想到：长期争议不休乃是一种令人鼓舞的现象，选择这一职业就得充当冒险的角色。在适当地权衡利弊过后，作家总是以极大的愉悦想在高级的强力的菜汤中捞点东西，这是人生的一种现实状况。这就是造成文学的发展类似于检查制度的发展及其改进的一大因素。
作家总是揭开被捂住的伤口
权势者的病态的情绪迫使苏格拉底饮鸩而死，逼得奥维德四处流亡，导致塞内加（Seneca）割开了他的血管。多少世纪以来，直到今天，西方文苑的最甜美的果实仍然列在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上。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公贵族的检查制度，使得欧洲启蒙运动从中学到了多少躲闪其辞的迂回战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了多少作家，查禁了多少语言文字？多少作家成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的牺牲品？今天，在诸如中国、肯尼亚和克罗地亚这样的国家，作家处在怎样的高压之下？
我来自一个焚烧书籍的国家。我懂得焚毁可恨的书籍的欲望依旧是（或再一次成为）我们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必要时，它还找到了适当的电视屏幕来展现，从而拥有广大观众。但是，更糟糕的是，对作家的迫害，包括暗杀的威胁和暗杀行为本身，在全球都有上升趋势，因此，这个世界已经日益习惯于这种恐怖。
诚然，地球上称其为自由世界的那一部分，有时会提高呼吁的声音，例如，在1995年的尼日利亚，当诸如肯·萨罗－维瓦（KenSaro-Wiwa）这样的作家及其支持者，由于采取反对所在国家的污染物的立场而被判处死刑时，我们听到了强烈的呼吁，但他们惨遭杀害之后，事情很快就恢复平静，因为生态学的考虑也许会影响世界上的这个头号石油巨擘的利益。
造成书籍及其作家如此危险以至于教会和国家、决策机构和大众媒体感到需要出面反对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言禁和更坏的情况往往并不是直接抨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后果。更主要的原因总是因为文学作品所影射的这一思想：真理只能存在于复数形式中，也就是说，不存在作为单数形式的唯一的真理，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体。正是这种文学的含沙射影使得这种或那种真理的捍卫者感到危险，感到性命攸关的危险。
因此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家就其本义而言，是不能把历史描绘成太平盛世的，他们总是迅速揭开被捂住的伤口，他们在关闭的大门背后窥视，发现了食品柜里吃剩的骨头，发现有人甚至贪吃神圣的乳牛，或者，例如斯威夫特，他以反语建议：在英国贵族的厨房里，不妨把爱尔兰儿童“烧、炙、烤、煮”，好好享用。换言之，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神圣的东西，资本主义更不是什么神圣的货色，这就使他们成为冒犯权贵的人，甚至成为罪人。
但是，在他们拒绝与历史的成功者联手的一切事务中，最惹麻烦的是，他们乐于与失败者，与那些有很多话要说却没有讲坛诉说的失败者搅在一起，评点历史的进程。通过为失败者代言，他们对成功者提出了质疑，通过与失败者联系，他们站到了同一阵线中。
当然，权势者，不管在什么时期，不管有什么装束，他们对某些文学并不反对。他们赏识它，用来装潢门面，甚至提升它。现在，它的作用就是娱乐，就是为消闲文化服务，就是掩盖事物的阴暗面从而给人以希望，给人以黑暗中的光明。他们最推崇的是一个“正面英雄”，尽管与共产主义年代里所要求的不尽相同。在自由市场经济的丛林中，他很可能像兰波（美国电影《第一滴血》主角）一样以尸骨和微笑铺平胜利的道路；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是在战役之间为了迅速出击而冒出来，他是一个胜利者，一个把一连串失败者抛在身后的大赢家，简单地说，如此完美的角色为我们全球化的世界树立了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