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当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一席话，软中带硬，使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锅，一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项。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对地方藩镇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项：
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赵匡胤的“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虽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权力，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宋朝国祚延长。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造成了两宋的积贫积弱，使财政拮据、外患深重。终两宋之世，这种局面一直没有大改变。
第二十四 黄袍加身赵匡胤（2）
宋朝建国，所统治的地方只有黄河、淮河流域一带，宋朝北面有北汉和契丹，西面有后蜀，南面有南唐、吴越、荆南、湖南、南汉各国，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立的势力，而且他们也都在窥视宋朝的态度。在此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使宋朝不能高枕无忧，必须把这些小国或外族，消灭或制服，才能完成天下的统一，奠立宋朝国基。
在一个大纷飞的夜晚，赵匡胤与宰相赵普进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对话。
赵普问道：“夜深天冷的，陛下为什么还出来？”
赵匡胤回：“我睡不着呵！一榻之外，都是别人家的天下，所以特地来见见你。”
赵普：“陛下是否觉得自己的天下过于狭小？南征北伐，一统天下，现在是极好的时机，不知陛下在进军方向问题上是怎样考虑的。”
故意说：“我想先攻打北汉国都太原。”
赵普默良久之后，说：“这我就不明白了。”
赵匡胤问：“为什么？”
赵普分析道：北汉有契丹为后援，攻之有害无利，即使灭亡了北汉，又要独自承担契丹的强大压力，倒不如先保存北汉，以为阻隔契丹的屏蔽，集中力量翦灭南方各国，然后再专力北方。
和赵普的话，使赵匡胤最后确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这件事，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雪夜定策”。
宋太祖登基不久，湖南的周行逢病死，其子周保权是个十一岁的小娃娃，继位之后，其属下“衡州刺史”张文表反叛，也想割据一方。由此，宋朝打着“救援”的旗号，要借道荆南（南平）。师行一半，张文表已经被杀，宋军仍强行前驱，派出一股奇军直驱江陵，南平嗣主高继冲知道大势已去，只得举族“入朝”，献出高家割据数十年的三州十七县。不久，宋军一路横进，攻克潭州（今湖南长沙），进围朗州（今湖南常德），最终把先前向宋朝求救的周保权也生俘，尽取湖南十四州土地。至此，荆湖之地全入宋土，成为宋朝一个大粮仓，从物质上保障了宋军下一步军事目标。
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初二，赵匡胤发兵5万（一说6万），分两路攻蜀：令王全斌、崔彦进为西川行管凤州路正、副都部署，王仁赡为都监，率北路步骑3万出风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沿嘉陵江南下；令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曹彬为都监，率东路步骑2万出归州（今湖北秭归），溯江而上。两路分进合击，直指成都。赵匡胤利用蜀降将赵彦韬提供的情报，针对巴蜀有嘉陵江、长江直贯南北、东西的地形特点和蜀军防务上兵力不足的弱点，采取东、北两路沿长江、嘉陵江分进合击的部署。刘光义在夔州，针对蜀军锁江设防，水强陆弱的情况，适时舍舟登岸，先夺取两岸，然后水陆配合，一举突破蜀军利用浮梁所组织的防御要点，接着沿长江长驱直入。北路主将王全斌善于迂回、夹击，避坚击瑕，迅速地攻占利州。又用奇兵出至敌后，因而能较快地突破剑阁险隘，在东路军的配合下直逼成都。乾德三年正月初七，孟昶见大势已去，举城降，后蜀亡。
开宝二年九月，宋太祖派李继勋率兵攻北汉，因契丹军来援，无功而返。十月太祖亲征北汉。宋军筑长连城围攻太原，北汉大将刘继业（即杨业，杨老令公）出城犯宋东西砦，败还，辽军分两路援救北汉，一路自石岭关入，为宋军败于阳曲。后来，太原城水灾，城中惊恐，大臣郭无欲谋降宋，被杀，契丹再派兵驰援北汉，太原得以保住。宋军则因屯兵太原城下，久攻不克，损兵折将，又因暑雨，士卒多病，遂班师。北汉尽得未所弃军储，共计粟三万石，茶、绢各数万，总计太祖共在开宝元年、二年，及九年三次攻打北汉，均因辽军来援，顿兵太原城，久攻不克而还。
在当年，南汉以广州为中心，割据岭南两广地区达60年之久。北宋平定后蜀后，潘美等宋将就曾攻取了南汉的郴州，形成了良好的进攻态势。
这一年，潘美等接到宋太祖灭亡南汉的指示后，很快就攻陷了贺州，随之连克昭、杜、连、韶4州，大败南汉军10余万于莲花峰下。至次年2月，即攻克广州，南汉灭亡。
南汉灭亡之后，南方剩下的最后3个割据政权个个自危，震恐异常。势力最强大的南唐皇帝李煜这时也不得不主动要求取消国号，放弃皇帝的称号，改称“江南国主”。另外两个割据政权吴越和漳泉早就上表称臣，接受宋朝的官职。
开宝四年（971）二月，宋灭南汉之后，从北、西、南三面对南唐形成战略包围。宋太祖志在统一江南，认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绝不允许南唐存在下去。经过3年的准备，开宝七年（974年）十月，宋太祖令曹彬为统帅、潘美为都监，率水、步、骑兵在采石一线强行渡江，进围金陵；同时令吴越国主钱俶统率吴越军5万，由宋将丁德裕监军，从东面攻取长州，然后会师金陵；令王明为西路军，向武昌方向进击，牵制屯驻在江西的南唐军队，使其无法东下援救金陵。
十一月中旬，宋军依照樊若冰的图示在采石用预先造好的战舰架设浮桥获得成功，其主力部队通过浮桥，顺利跨过了长江天险，大败南唐水陆兵10余万于秦淮，直逼金陵城下。与此同时，钱俶率兵攻克了长州、江阴、润州，形成了对金陵的外线包围，金陵成了一座孤城。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李煜仍不投降的情况下，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做了俘虏。
灭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公元976年，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一夜之间猝然离世，正史中没有他患病的记载，野史中的记载又说法不一。他的死因，成了历史上一宗离奇的悬案。
《湘山野录》中说，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一个雪夜，赵匡胤急召他的弟弟赵光义入宫，兄弟二人在寝宫对饮，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刺，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留宿寝宫，第二天天刚刚亮，赵匡胤不明不白地死了。赵光义受遗诏，于灵前继位。
《烬余录》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之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调戏花蕊夫人，惊醒了赵匡胤，并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了地。于是赵光义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赵匡胤，逃回府中。
《涑水纪闻》里说：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赵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却找来了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吾母子之性命，皆托官家。”
另外，据说赵光义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兄长的帝位，是他母亲杜太后的意见。说是杜太后临终时，曾对赵匡胤说：“如果后周是一个年长的皇帝继位，你怎么可能有今天呢？你和光义都是我儿子，你将来把帝位传与他，国有长君，才是社稷之福啊！”赵匡胤表示同意，于是叫宰相赵普当面写成誓词，封存于金匮里，这就是所谓的“金匮预盟”，也就是赵光义“兄终弟及”的合法根据。但是“金匮预盟”在初版的《太祖实录》却未见记载，在第二次编修的新录中才被提及，因而是否确有其事，仍疑点重重。
这一切，都使人们产生了许多疑问。
一是赵匡胤死时的“烛影斧声”。
按说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宫女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忙乱的人影、奇怪的斧声，以及赵匡胤“好做好做”的呼喊，一一都告诉人们，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血腥谋杀。
二是王继恩假传圣旨。
王继恩有何胆量，敢违背宋皇后的旨意，本该通传赵德芳，却传来赵光义？倘若事败，不是杀身之祸么？
这种说法，只不过把篡位的罪过加在一个太监身上而已，同时掩盖了杀兄的罪行。
三是“金匮预盟”的真伪。
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5岁，正值壮年，他的弟弟光义23岁，太祖次子德昭11岁，四子德芳3岁。即使赵匡胤几年后去世，也不会出现后周柴世宗遗下7岁孤儿群龙无首的局面。杜太后一生贤明，怎能出此下策？况且，“金匮预盟”是赵光义登基5年后，赵普才密奏此事，公布出来的。为什么不在赵匡胤死时，堂堂正正公布出来呢？
还有一些疑点，也使人们对赵光义有非议。
赵光义不等到第二年，就改换年号——新君即位，常例是次年改用新年号纪年。可是赵光义把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这就打破常规的迫不及待，只有一个解释：抢先为自己“正名”。是不是他心里有鬼？
逼杀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当时已30岁），赵匡胤幼子赵德芳（当时仅23岁）后也神秘地暴病身亡。赵匡胤的遗孀死后，赵光义不按皇后礼仪发丧。这些都是偶然的？
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赵光义的子孙后代却相信他的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把皇位又传给了赵匡胤的后代。这里说的是宋高宗赵构传位的事。
据说赵构没有儿子，谁来继承皇位呢？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接班人。起初，赵构对这种议论严加贬责。忽然有一天，他又改变主意，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宋太祖赵匡胤带他到了“万岁殿”，看到了当日的“烛光剑影”的全部惊景，并说：“你只有把王位传给我的儿孙，国势才有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慎，并且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时离那个血腥的恐怖之夜已经有187年了。
这恰恰说明了：赵构承认了祖先的罪孽，也给了赵匡胤之死一个基本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