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进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研究的是中国近代（清末民初至五四运动前）小说的转型与变革问题。作者分析了中国近代小说变革中出现的量与质、新与旧、“传世”与“觉世”、激情与个性等内部的矛盾运动，回答了中国近代小说为什么在求“新”的过程中疏远了《红楼梦》的文学传统，近代政治为什么在促进小说繁荣的同时，又延缓了小说的成熟等有关重大问题。作者分析了中国文学传统在近代小说中的转化、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复杂影响，以及中国近代小说的变革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同时，还将中国近代小说与具有相同性质的外国小说的变革进程做了比较。
虽然本书主要是在中国文学内部的上下贯通中展开论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著作，但作者广阔的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视野，严密而有力的理论分析与论证，对丰富的文学史资料的简练而恰切的运用，在不足17万字的篇幅内传达出了丰富的学术信息，达到了严格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可以达到的学术境界。特别是论述中国近代小说时，不仅是以“西方”为参照，而且也充分注意到了日本文学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影响，注意到了中国小说与东方各国近代小说的比较，这一点甚至为后来出现的有关比较研究的著作所不及。
1994年，饶凡子（1935—）等著的《中西小说比较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是进入90年代后中西小说的比较研究第一份收获。这部书的著者都来自暨南大学中文系，除饶凡子外，还有郑敏、何焕群、徐顺生、王列耀、费勇等。本书就中西小说的七个主要问题，分七章展开比较研究，依次为：一、中西小说渊源、形成过程的比较；二、中西小说观念比较；三、中西小说题材比较；四、中西小说主题比较；五、中西小说人物形象与表现方法比较；六、中西小说结构、叙述模式比较；七、中西小说创作方法比较。在最后一章（第八章）中对中西小说的十部名著做了个案式的比较研究。据饶凡子在“后记”中说，暨南大学在80年代末为研究生开出了“中西小说比较”、“中西戏剧比较”等系列课程，《中西小说比较》一书显然是作为教科书使用的，而它的基本写法也是教科书式的——涉及的问题较全面，框架结构较大，对中西小说背景知识的介绍占了相当的篇幅，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充分的吸收。
由于书中一般化的内容和表述略嫌多些，许多章节所涉及的问题又都很大，故在有限的篇幅内只能泛泛而论，有的章节只能是抽样式的论述，如“中西小说题材”非常广泛，但书中只论述了三种题材，即历史小说、社会小说、科幻小说的比较；同样的，“中西小说的主题”所涉及的“主题”也很多，但作者只谈到了“自我探索”、“叛逆与反抗”、“民族意识”三个主题。作为教材性的著作，这样做显然是迫不得已的。还有的章节在概念的界定上似有可商榷的地方，如第七章“中西小说创作方法的比较”，分三节论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关系，基本上属于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而19—20世纪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潮”的概念，不是什么“创作方法”的概念（这一点作者在行文中当然也注意到了），“创作方法”这一带有浓厚的党派性和意识形态意味的概念用在此处显然是文不称意的。尽管有这些局限，作者在某些问题上，也还时有新的见解和精炼的理论概括。如对中西小说的初级形态进行比较时，作者做了如下的概括：
第一，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文学。中西小说的出现，都与城市建立、市民聚集、市民文化兴起密切相关；第二，中西小说的形成都是在吸收神话传说、纪实文学、寓言故事等文体的特征发展而成的；第三，中西小说的前期，多为叙述神怪、荒诞不经的事，后来才写流传于人世间的事，进而经历了一个由事及人到写人做的事的过程。关于‘事’的叙述，在中国，主要是出于史传，在西方，主要是出于史诗。而‘人’的描述，中国是出于志人小说，西方是出于世态散文。在人和事的叙述上，西方还有一个从韵文到散文的转变；第四，中西小说在形成过程中，都是从无意识虚构到有意识虚构，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虚构情节的出现，是小说形成的一个标志；第五，传奇在中西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中有特殊的意义。但西方的传奇是“神话”的……中国的传奇是现实的。
这显然是洗练准确的概括。
1995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了黄永林的《中西通俗小说比较研究》，从宏观、微观的角度对中西通俗小说的性质、范围加以界定，并找出中西通俗小说相同相似的类型，如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武侠小说与骑士文学、科幻小说与神话故事、言情小说与性爱小说等，分别加以对举，又结合具体作品，对双方题材、情节、技巧、审美特征文化意蕴进行比较分析。该书在90年代台湾的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中具有代表性。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李万钧在欧洲文学史研究、中西文学比较特别是中西各体文学比较研究方面成绩突出。1989年，他曾出版过《欧美文学史与中国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尝试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开辟中外文学史写作的新路。1995年出版的《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海峡文艺出版社）是李万钧的集大成的著作。全书分中西短篇小说类型、中西长篇小说类型、中西戏剧类型、中西诗学类型四个部分。其中，中西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类型比较两个部分约二十五万字，若独立成书，也该算是一本篇幅不小的著作。
首先，在中西短篇小说的比较研究方面，李万钧从中西短篇小说发展演变轨迹的纵向比较，到中西短篇小说在叙事手法、类型与结构、人物性格塑造、语言艺术、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的衍生关系等各方面，都做了系统、深入的比较分析，是他的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中最富于创见的部分。例如，在谈到中西短篇小说类型演变的时候，李万钧认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类型演变的轨迹很分明——从魏晋六朝笔记小说到唐传奇，到宋元明话本、拟话本，到清代以《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文言小说。从宋代开始，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两种类型齐头并进。明拟话本是宋元话本的继续，清代文言小说是魏晋六朝小说与唐传奇的继续，《聊斋志异》是六朝小说与唐传奇的结合，《阅微草堂笔记》是笔记小说的循环。
而西方短篇小说的类型演变的轨迹远不如中国分明，古代和中世纪的短篇小说不成类型，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浪漫主义短篇小说兴起的几百年中，西方短篇小说的类型就是《十日谈》式的类型。在谈到中西短篇小说的叙事手法时，作者指出：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多以传记为题目，唐宋传奇集子中的篇目不少是某传、某记。受《史记》等史传文学的影响，“传记体”是中国短篇小说的基本的叙事手法，写人物是从头写到尾，这种“直叙法”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心理和习惯。而西方的短篇小说很少传记体的写法，写人物也不求生平的完整交代。西方短篇小说从一开始就不注重写人物的一生，越到后来越倾向于截取人生的一个片段来表现人生的全体。关于中西短篇小说的类型和结构，李万钧认为，中国短篇小说的类型很丰富，而且演变轨迹很明显。从魏晋六朝的笔记小说到宋元明话本、拟话本，再到清代以《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文言小说，一种类型接一种类型的产生，而且一种类型就是一种结构。
而西方的短篇小说的发展演变的轨迹远不如中国的分明，类型单一，古代和中世纪难说有什么类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十日谈》，形成了一个“框形结构”，此后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产生前，西方短篇小说一直都是这种《十日谈》式的结构。19世纪后西方短篇小说结构丰富复杂起来，并对中国短篇小说产生了影响。关于中西短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塑造，作者认为，在一千多年中，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典型，这是西方短篇小说所无法比肩的。西方短篇小说，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都不是性格小说，而是情节小说、心理小说，在性格塑造方面都不如中国短篇小说。中国短篇小说的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是继承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及先秦诸子散文擅长在短小的篇幅里刻画人物的传统。关于中西短篇小说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大团圆”结局问题，作者指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具有强烈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这一点集中地表现为用“变形”的手法描写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女性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及对恶势力的反抗。其中，“女鬼”就是一种最常见的女性形象的变形。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的女鬼之多，是西方的短篇小说难以相比的。这折射出了中国古代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及作者对它们的同情。
而西方短篇小说中的有反抗精神的妇女形象则不多，她们大多出现在长篇小说与戏剧文学中。他强调：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没有宣扬“三从四德”的作品，而有大量的歌颂女性反抗的作品，这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优于西方短篇小说的精华。至于“大团圆”的结局，作者表示不同意人们常说的“大团圆”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模式的说法，认为实际上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是悲剧结局和大团圆结局两种模式并存。而西方古代短篇小说中没有“大团圆”的公式，这与他们的宗教观念和“模仿”生活的审美理想有关。
关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关系，作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写道：“中国的短篇小说生长篇小说。”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大都从短篇小说发展而来。《史记》以降，中国的短篇小说绵延不绝，成为培育中国长篇小说的土壤。《三国》《西游》的故事从唐代就开始流传，《水浒》故事从宋代开始流传，它们在宋代演变为话本的题材，明清时发展为长篇小说。西方则与中国相反，它们是“长篇小说生短篇小说”。西方短篇小说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希腊的“说话人”的“话本”，一个是长篇小说。
如古罗马时期的长篇小说《变形记》，其中穿插了五个故事，文艺复兴时期的《堂吉诃德》上册也穿插了五个故事，下册穿插了两个故事。此后，在长篇小说中穿插短篇故事的风气越来越盛。对此，作者总结说：“中国短篇小说生长篇小说的特点，使得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多由短篇小说连缀而成。西方长篇小说有‘多声部复调’的结构，因独立的短篇小说可构成另一个声音。”西方长篇小说生短篇小说的特点，使西方的短篇小说在一个长时期内依附于长篇小说之中，不能独立发展，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兴起，才把它们分开。但“长篇小说派生短篇小说”作为一种传统，在西方文学中至今不绝。
李万钧在中西长篇小说的比较研究中，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他首先指出了双方的许多共同点，如：都从写历史到写现实，从取材书本到取材生活，从单部小说到系列小说，从写外部世界到写内部世界，从写英雄人物到写普通人生，从以男性为中心到以女性为中心等。关于中西长篇小说的不同点，他指出，中西长篇小说的源头不同，西方的长篇小说的源头是荷马史诗，中国长篇小说的源头是《史记》。他高度评价了《史记》在中国长篇小说发生学上的重大意义，指出中西长篇小说源头上的这种韵文与散文、神话与历史的根本区别，决定了日后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和不同走向。
他还进一步指出和分析了中西长篇小说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及其成因。如，受荷马史诗的影响，西方长篇小说最普遍使用的结构是“一条绳子”式的结构，所谓“流浪汉小说”、“航海小说”、“路上小说”等，都是这种结构；受《史记》的影响，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是短篇连缀式的结构。在内容描写上，西方长篇小说中多航海小说，而中国文学中对大海基本上是陌生的；西方长篇小说受基督教影响多宗教题材和宗教小说，中国长篇小说受儒家思想影响多宣扬伦理道德；西方长篇小说中多有大段的议论，而中国长篇小说中的议论则少得多；中国文化强调书本的重要，长篇小说多有“续书”，西方则强调模仿生活，续书的现象不多；西方长篇小说中多孤立地描写环境，中国长篇小说则不把环境描写与人物塑造分开；中国人喜好以诗入小说，西方文学中则很少见。
李万钧对中西小说比较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其系统性。他把中西小说的比较研究置于中西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历史的纵向演进和文学现象的横向解析中，寻找比较研究的立足点。
他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中西古典小说，两者之间并无太明显的传播与影响的事实联系，属于“平行研究”的范畴。由于这种平行研究都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其宗旨是在中西小说的对照、对比、类比和互见中，相互凸显与相互阐发，所以这种比较研究没有常见的那种生硬的比附，来得十分自然。作者十分善于理论概括，注意在比较中对规律性的东西加以总结和提炼。由于作者在中西文学史上的深厚学养，故能对中西作家作品及史料的运用驾轻就熟，举重若轻，即使是在勾勒中外小说发展史这样很容易写得平庸的章节中，作者也在高度凝练的概括、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述中溶进自己的体会与见解，使读者在阅读中时常有新鲜感。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中的小说比较部分是近20年来我国的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1997年，应锦襄、林铁民、朱水涌三人合著的《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小说》于1997年作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的一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国家“八五”期间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它立足中国古典文学，试图把中国古典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和大背景下，在中西文学比较中探讨中国小说的若干基本题材类型、叙事方式及其特点，其立意和选题是很可贵的。
全书除“总论”外，分三编，共十八章。“总论”部分《世界叙事文学中的中国小说》，试图纵向地、历时地、宏观地比较中外小说的发展演进历程及其相互联系。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十分宽泛的话题，因此作者取了一个论述这个问题的角度——“现实主义”，并认为：“我们所谈的中国小说在世界小说格局中的个性展现，是指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的发展，它的萌芽、形成以及变化的过程。”但是，由于“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含义在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中已经遭到了“解构”，其语义变得越来越暧昧含混，甚至无所不指，因此以“现实主义”作为理论切入点事实上似乎无助于说清中国小说在世界小说中的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