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为四章，分别从中国文论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概况、英语世界对中国文论的独特理解与阐释、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翻译、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会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作者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并对这些文献资料做了深入的研读，将资料的介绍与分析评论结合起来。作为近二十年来仅有的一本全面细致地评述英语世界中国文论传播与接受情况的专著，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古典文学对外传播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周发祥教授贡献突出。20世纪90年代初，他会同傅璇琮提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的研究课题。1997年，他负责策划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该丛书据说计划出十卷，但现在印出来的目录有六卷，其中包括《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国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国外中国古典散文研究》、《国外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到2000年，前三种已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对外传播研究的丛书，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对外传播研究已经成为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乃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备受重视的领域，也标志着这个领域的研究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从研究的广度、深度上都有了重大的突破。
丛书中最早推出的是周发祥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1997年）。
本书主要评述当代西方汉学界运用西方理论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学的情况。周发祥将运用西方文论及其他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做法，称为“移植研究”，而没有沿用流行的名称“阐发研究”。有时更直接地称之为“西论中用”或“以西解中”。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渊源与流变》，从历时的角度概述了移植研究的缘起、发展与现状。第二编是全书的中心，分章评述了西方汉学家运用不同的西方的方法对中国文学所做的研究，其中包括：传统的研究方法（史诗研究、悲剧研究、寓意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学史研究）、汉字诗学、语言学研究、意象研究、新批评研究、巴洛克风格研究、口头创作研究、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研究、文类学研究、叙事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及现代其他方法（心理学、符号学、主题学、统计风格学）等。作者在各章中，先概括介绍有关研究方法的来龙去脉，再分析有代表性的研究实例，最后在“小结”中对该种研究的得失成败予以评说。作者在“引言”中曾强调该编的着重点“在于展示西方学者利用传统与现代方法的操作过程，看看他们如何寻找着眼点，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试图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第三编是从共时的角度对整个移植研究所做的总的评价和总结。认为在移植研究中，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的碰撞的方式有四种类型：一是根据中国文学建立理论；二是根据中国文学修正西方理论；三是兼用中西两种理论与方法；四是直接运用西方理论。在谈到移植研究的性质时，作者认为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可划分为“直接比较”（作品与作品的比较、理论与理论的比较）和“间接比较”（理论与作品的比较）两种类型，而移植研究本质上是“一种间接的平行研究”。作者最后指出，移植研究的价值在于：开辟了检验西论的新途径，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开阔了比较文学的视野，启发了理论建设的新思路。全书资料较为丰富，而且这些资料大都由作者从国外收集而来，因此整部书写得扎实、严谨。
作者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切入了中西文学关系的深层，深化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与国外汉学的研究，是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当然，书中也存在一些小问题。如书中所评述的主要是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少数是西方人的成果。对有些人我国学界比较熟悉，如刘若愚、叶维廉、夏志清、普实克、浦安迪、倪豪士、庞德、高友工、梅祖麟等，他们的著作都已有中文译本，其民族文化身份可以不必介绍。但有些人学界还较陌生，如，傅汉斯、白保罗、韩南等等是哪国人？学术背景如何？完全不做交代，势必让读者困惑。另外，本书将评述的对象定位于“西方学者”或“西方学术界”，但有些评述对象超出了这个范围，如评述较多的王润华是东方（新加坡）人，张汉良、黄德伟则是中国人（台港人士）。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丛书”中接着上书出版的是《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1998年）。该书由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三人合著。其中王晓平负责东方部分，周发祥负责西方部分，李逸津负责俄苏部分。执笔者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保证了本书写作的质量。全书由“中外比较诗学”和“历代文论研究”上下两编构成。上编是对国外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的总体评述，下编则是分述。作者收集了不少有关的第一手材料，并对这些材料做了充分的消化、梳理和总结归纳，得出了某些有理论价值的见解。例如，在谈到古代日本的中国文论研究特点时，王晓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常常是在所谓‘变容’即改变面貌的情况下对日本的传统的文学理论发挥某种补阙作用，这是构成古代日本研究中国文论学术背景的重要因素。”在谈到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及特色的时候，王晓平认为：“日本学者注重大量占有资料，穷搜欲尽，考辨严谨，不尚空论，有时又有罗列过繁、阐发不足的情况。”
在谈到西方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论的时候，周发祥将其归纳为六种方法，即将中西文论融会在一起而创新说的“融合法”，从中西文学作品中抽绎出共同适用的理论的“抽绎法”，采用西方理论来整理、剖析或认同中国文论的“移植法”，将中西文论放在对等的地位上加以比较的“类比法”、“对比法”，从接受者的角度追溯外来影响根源的“溯源法”等。本书作为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文论在外国的传播与研究史的著作，其中犹以东方部分最为翔实，也最为可贵。此前，对日本、朝鲜、越南三个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的中国文论译介与研究很少有人涉及，王晓平对这一领域的发掘和梳理，使得本书所指的“国外”真正成为全方位的“国外”，而不是像有的论著那样迫不得已时只能以西方、欧美来作“外国”或“国外”的替代语。
《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是“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中已问世的第三本书。由孙歌、陈燕谷、李逸津合著。其中孙歌负责日文部分，陈燕谷负责英文部分，李逸津负责俄文部分。此外，王晓平和周发祥又补写了若干章节。全书第一章先介绍中国戏曲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概况，然后在第二至第九章分戏曲史研究、戏曲体裁研究、主题研究与形象分析、剧作家与版本研究等不同的专题展开评述，第十章和十一章是国外研究个案举隅。由于全书采用的是这样一种多角度、多层面的框架结构，而不是学术史的纵向结构。
这种结构难以把国外中国戏曲研究的系统的线索和完整的全貌呈现给读者，但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各国的中国戏曲研究成果的不平衡、作者所掌握的材料的不均衡而可能造成的史的线索的粗细不均。因此，本书在材料上还不能达到学术“史”的规模要求，而只是一种“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概述、概论性的著作。同时，由于戏曲研究牵扯到较复杂的戏曲艺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而作者们并不是戏曲专家，故本书“引言”强调，作者们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采取了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认为“对于国外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必须放在它所由产生的文化中去加以考察和研究，因而对于国外的中国戏曲研究的评价也必然同时是一种对于国外文化的研究”。这就使全书带上了较强的学术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色彩。
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丛书”之外，王晓平等还推出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研究的其他成果。其中，《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是夏康达与王晓平联袂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2000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执笔者除主编夏康达、王晓平外，还有孟昭毅、周发祥、李逸津、王如青。大部分执笔者均参与了上述各书的写作，因而使得本书在材料上、观点上与上述各书有所重合，但与上述各书相比也有其特点，就是将研究范围定在20世纪。而20世纪正是国外中国文学研究成果最多的一百年，这种断代的研究使得本书能够集中清理20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成果，特别是以前评述不够充分的20世纪后期的成果。全书分为“日本篇”、“东南亚篇”、“欧美篇”、“俄苏篇”四篇，对四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中国文学的研究状况的做了概括的总结和梳理，在总体风格上显得很凝练。因而，对于读者全面而概括地了解20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
王晓平在上述各书中，均负责亚洲——主要是日本、朝鲜、越南部分，并成为中国文学在亚洲传播问题方面的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积累和占有了丰富的材料，并做了深入的思考。这些都集中体现在最近出版的《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评述“亚洲汉文学”的专著，填补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研究和国外汉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在这部书中，王晓平提出了“亚洲汉文学”的概念，强调将“亚洲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总体研究的必要。这实际上既是中国文学在亚洲的际遇的研究，又是从“汉文学”这个独特的视角对亚洲文学的总体的和比较的研究。
《亚洲汉文学的文化蕴含——代序》是一篇高屋建瓴的总论亚洲汉文学发展规律、特性和特色的文章。在这里，作者指出：“各国汉文学大抵经过中国移民作家群与留学生留学僧作家群活跃的准备阶段，便由成句拼接到独立谋篇，从步步模拟到自如创作，从摹写汉唐风物到描绘民族今昔，迈进本土汉文学阶段，并与中国的文学思潮形成彼伏此起、交相辉映的格局。”王晓平认为历史上亚洲汉文学出现过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8—10世纪的日本，是汉唐文学的咀嚼期；第二次高潮在12—15世纪的高丽，是宋元文学的咀嚼期；第三次高潮在15—17世纪，是程朱理学文艺思想的光大期，各国汉文学的发展水平逐渐接近。第四次高潮出现在18—20世纪初，是亚洲汉文学的全盛期，也是明清文学的咀嚼期。作者认为亚洲汉文学是模拟性与创造性的矛盾统一，其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汉文的阅读方法的多样性、民族语言的汉化、变体汉文及文体的创造、翻译注释与改编形式的配合；尤其重要的是亚洲各国汉文作者并不把汉文看成是外国文学或官方文学，而是个人抒情叙事的必不可少的方式。王晓平认为“区域的国际性”是亚洲汉文学的重要特性，在历史上亚洲各国交往中起了重要作用。
将汉文学区域化、国际化是由若干不同类型的作家群体来实现的。他们包括帝王群、臣僚群与文人群、释门群、道门群、闺秀群。《亚洲汉文学》以专题论的形式设计全书的构架，分《书缘与学缘》、《歌诗之桥》、《迎接儒风西来》、《梵钟远响》、《神鬼艺术世界》、《传四海之奇》、《走向宋明文学的踏歌》、《辞赋述略》、《送别夕阳》共九部分。也许是为了追求行文的活泼，全书按普及读物的风格样式谋篇布局，但九个部分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作者在《代序》中提出的对亚洲汉文学的演变规律及特征的基本把握，在正文中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这是令人遗憾的。
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研究中，以一部名著的传播为研究课题的个案研究，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类型。1980年代后有关学术性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名著在某国、某地区传播研究的单篇文章。而且还出版了两本研究专著。一本是胡文彬的《〈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一本是何香久的《〈金瓶梅〉传播史话——一部奇书在全世界的奇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前者介绍了《红楼梦》在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俄苏、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法国、西班牙、美国等13个国家的传播情况；后者的主要内容是《金瓶梅》在国内的传播情况，但也有《金瓶梅》在日本、越南和西方传播情况的介绍。以单个作品的对外传播为研究对象的专著，现在还不多，也不翔实。相信随着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研究的进一步细致和深入，这一类成果必会陆续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