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文学发生关系的历史并不太长，其联系也谈不上广泛和深刻，但两国的某些作家、某些流派之间，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却发生了深刻的交汇和共鸣。由于美国文化在当代世界的影响力，中国学界十分重视对美国问题的研究，中美文学关系问题也吸引了许多学者，并出现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随着拉美文学在1980年代的大量译介与中国作家对拉美作家创作艺术的学习借鉴，中国作家与拉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所收获。中国与澳大利亚文学关系的研究，则与移民澳洲的华人的历史密切相关。
（第一节）中国与美国文学关系的研究
一、中国文学对美国文学影响的总体研究
中国文化和文学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最初表现为孔子及儒家思想对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思想家、诗人爱默生和梭罗的影响。然后表现为20世纪初美国的新诗运动、对以庞德为代表的所谓“意象派”诗歌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930—40年代曾一度减弱，但在50—70年代以唐代寒山诗为中心，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诗人中再次受到普遍欢迎。总体看来，中国文学对美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诗歌的影响。戏剧方面除美国戏剧家奥尼尔对中国道家思想表示共鸣外影响很有限，小说方面则微不足道。因此，中国的中美文学关系的研究及中国文学对美国文学的影响研究，也清楚地反映出了上述的实际情形——研究中国诗歌对美国影响的最多，其次是研究爱默生、奥尼尔与中国古代思想之关系。
首先是对美国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的研究。较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是赵毅衡和丰华瞻。赵毅衡发表的《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4期）是改革开放后中美文学关系研究的发轫之作，此后他连续发表了《美国新诗运动中的中国热》（《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9期）、《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影响的几点刍议》（《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4期）等系列文章。丰华瞻也连续发表了《艾米·洛厄尔与中国诗》（《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庞德与中国诗》（《外国语》1983年第5期）、《意象派与中国诗》（《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等系列文章。
1985年，赵毅衡出版了《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堪称在这个课题研究上的集大成的成果。
《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是对美国现代新诗运动所受中国诗歌影响问题的总体的、系统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到那时为止，有关这个课题的研究都是个案性的，研究的对象局限在某某诗人、某某诗派或某个具体问题。赵毅衡的总体研究融会、借鉴和消化了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大量地接触了原始的、第一手的材料，包括有关诗人的诗作。
作者将20世纪初的美国诗坛摆脱英国传统的束缚、革故鼎新的新诗运动，从时间上界定在1912年至1922年的十年间。他的论述也以这十年为中心。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影响的存在；第二章：影响的中介；第三章：影响的分析。《影响的存在》一章，运用了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实证研究的方法，有力地证实了中国影响的存在。作者引述了新诗运动的几个代表人物的言论，又对影响的若干实例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对新诗运动中影响最大的诗人艾兹拉·庞德以及埃米·洛厄尔、哥尔德·弗莱契、哈丽特·蒙罗、伐切尔·林赛、卡洛斯·威廉斯等人的诗作，做了细致的分析，说明在美国的新诗运动中，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是一种普遍的时代潮流，而不是个别现象。鉴于美国的新诗运动除受中国影响外，还受到了欧洲各国、印度、日本及拉美的影响，而中国的影响在这多重影响中居于何种位置，发挥了什么独特的作用，也是作者试图进一步回答的问题。作者认真分析了当年美国新诗运动中的几个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异国诗歌的翻译、研究与评论，并做了统计表格。
这些统计数字表明，有关中国诗歌的翻译、研究和评论的数量名列前茅。虽然中国诗歌在影响美国的中介环节，如渠道、信息、人员往来等方面和法国、日本、甚至印度相比都有诸多不利条件，但中国的影响在新诗运动初期之后，迅速超过日本，成为最大的影响源。作者指出：“日本的影响使美国诗人觉察到日本背后存在着的巨大的艺术宝库——中国，而且日本诗人和学者的中国文学修养帮助了美国诗人接触中国诗。
换句话说，日本成了中国影响进入美国新诗运动的向导和桥梁。”因而作者不同意美国当代学者厄尔·迈纳关于日本诗的影响大于中国的看法。在第二章《影响的中介》中，赵毅衡对中国诗歌影响美国新诗运动的中介因素做了分析研究，其中包括外交与通商的因素、美国诗人的访华、在美国的中国人所起的作用，还有中国艺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西传，特别是中国诗的翻译——例如庞德译中国古诗集《神州集》——所起的巨大作用。在第三章《影响的分析》中，作者分析了中国诗能够影响美国新诗运动的根本的社会历史的根源，认为这反映了美国人对工业革命后社会现实的超越和逃避，而在艺术上的原因则是借着中国诗来反抗英语诗歌的僵化了的传统。美国诗人发现，中国古诗本质上是简约的，而英语诗歌乃至西方诗歌传统则是夸饰型的；中国诗歌在感情上是讲究含蓄节制的，西方诗歌则常常是“滥情主义的”。
而美国意象派诗歌就是推崇这种简约和叙述的节制。另一方面，庞德等人在翻译中国古诗时完全不顾汉诗本有的格律，将古诗译成了一种自由体诗，使当时的读者认为中国古诗本来就是自由体诗，而这种作为自由体诗的译诗对于冲破英语诗歌的传统格律和句法，又起了重要作用。从逻辑上环环紧扣的印欧句法，到省略环节、隐藏逻辑，让名词词组和意象孤立并置，这些都是出于对中国诗的模仿。
总之，赵毅衡的《远游的诗神》将丰富史料的引证与大量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文风扎实严谨，熟练老到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显示了他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博学多识。稍感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在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还不够。作者在学术上的独到见解与发现，某些规律性的结论的提出与总括，如不加以突出强调，有时就很容易被大量具体的个案研究所掩蔽。
十多年后，也就是1996年，我国台湾中山大学教授钟玲博士出版了另一本与上述赵毅衡的研究课题大体相同的著作，书名是《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这部书所探讨的时间范围比赵著要长，主要论述1950—90年代美国现代诗与中国诗学（包括诗的理论、诗的实践、诗情、诗的表达方式等）的关系。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美国现代诗与中国文化》，是对美国诗与中国文化之关联的提纲挈领的总体论述。作者认为，在美国的诗歌运动中，以20世纪头十年的意象主义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旧金山文艺复兴两次诗歌运动最为开放。
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主的中国文化，连同其他边缘文化，如日本文化、印度文化、印第安文化等，都被吸收到美国诗歌中。在对美国诗歌为什么会吸收中国文化，美国诗人如何看待中国诗学进行了分析之后，钟玲指出：“总体来说，对于美国人而言，20世纪里的中国，是他们歧视、好奇、同情、援助、仇视，或唾弃的对象，但从来不是他们向往、仰慕的对象。对20世纪一些美国诗人而言，他们持一种奇怪的二分法，好像现实里的中国与中国文化是不相干的，他们可以对美国社会上的华人或对中国抱歧视的或忽视的态度，但对中国古代文学却抱极度推崇的心理。前者多少反映了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及帝国主义思想，后者则应该是文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或是诗人颠覆帝国主义思想的一种手段。”
在第二章《中国诗歌译文之经典化》中，作者将美国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特别是庞德、韦理、宾纳和雷克罗斯等人的翻译中普遍存在的背离原文的翻译现象与方法，称之为“创意翻译”。
“创意翻译”这种概括也是颇有“创意”的。作者指出“创意翻译”是以译者把对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观感受用优美的英文呈现出来为目的。这些翻译在当时得到了包括评论家在内的普遍的赞赏和推崇，并被选入相当重要的美国诗歌选集中。更重要的是，这些译文本身通常被美国读者视为创作，而不视为翻译作品。这样一来，“创意翻译”以其独特的优美的风格、简洁而自然的句法、鲜明强烈的意象而具备了其美学价值，从而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诗坛建立了经典地位。
在第三章《美国诗歌中的现实中国》中，作者运用比较文学的涉外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美国现代诗歌中的中国形象，认为在美国现代诗歌中，中国的形象分为现实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两种形象，并具体分析了几位诗人的涉及现实中国的作品。在第四章《中国思想之吸收及转化》中，作者指出：“美国诗坛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之旧金山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比较广泛地吸收中国文化及思想。这种文化移入的现象在文学界和那一代青年之中都相当普遍。其后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文化思想已成为他们必要吸收之学识及经验。
在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期间，固然许多参与运动的人都读过《道德经》之英译本，学日本禅，读中国诗及日本俳句之英译文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搜索的一代’（大陆地区通译‘垮掉的一代’——引者注）年轻人也一样喜欢这些读物及作品。因此对东方思想之追求乃当时的一种风气，并非全是美国一些作家之偏好。”在诗人中吸收道家思想最多的是雷克罗斯、史奈德及罗拔·布莱三个人。作者从具体的作品分析入手，详细地阐述了道家思想在他们创作中的运用与表现，指出了他们的诗作中所呈现出的“中国式的物我关系”，即表现出的“无我之境”。在第五章《人物模式之吸收及变形》中，作者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隐”及“闺怨”两种人物模式，被美国现代诗歌所吸收。其中，雷克罗斯、史奈德、詹姆斯·乌莱特、罗拔·布莱等人的作品，较多地采用了中国隐士模式。女诗人嘉露莲·凯莎则直接采用了中国古诗中的闺怨体模式，表现了“中国式的爱情”。
中国诗隐的形象主要是从庞德的《古中国》（一译《神州集》），还有韦理、雷克罗斯等人的英译汉诗中呈现出来的，这些诗隐的人格特征是不追求权力与荣华，而醉情于大自然之美，并寻求达到智慧的境界。第六章《整体艺术观》则考察了中国传统的诗、书、画一体的整体艺术模式对美国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为有关书籍的插图和美国诗人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模仿。钟玲的《美国诗与中国梦》的六章内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全面系统地分析、阐释和呈现了美国现代诗歌中的中国文化的诸种模式。钟玲教授作为学者与作家兼于一身的人物，也兼具深厚的学识与良好的审美判断力。她成功地将开阔的文化视野与文学本体意识有机结合起来，将传播研究的史料实证、影响研究的作品审美分析、平行研究的文学特征对比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细致入微的分析与高屋建瓴的理论概括有机结合起来，将现有史料的引证与具体作品的分析结合起来。书中引用了不少英文原诗，并做了切中肯綮的分析。这部著作与上述赵毅衡教授的《远游的诗神》可谓相得益彰，共同呈现了美国现代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因缘。
钟玲的《美国诗与中国梦》一书，充分展示了我国台湾地区的中美文学关系研究的学术实力。从总体上看，在中美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台湾学者着手较早，研究人员的投入及成果也较多。有关的研究者常常在美国—台湾—香港三地辗转任教，在信息、资料和视野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在《美国诗与中国梦》一书出版之前，能够集中展示台湾地区中美文学比较研究成果的，还有郑树森主编的《中美文学因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这是一部由九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
其中有郑树森写的《前言》，王建元的《从超越论到人文主义——论中国对爱默生的影响》，凯第的《梭罗〈华尔腾〉里的儒家经典》、郑树森的《俳句、中国诗与庞德》，叶维廉的《静止的中国花瓶——艾略特与中国诗的意象》，傅澜思的《尤金·奥尼尔与中国》，钟玲的《体验与创作——评王红公英译的杜甫诗》，奚密的《寒山译诗与〈敲打集〉——一个文学典型的形成》，华力克的《道家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的接触——狄克〈在高堡中的人〉研究》等。除凯第、傅澜思、华力克等是外籍作者外，大部分论文都由中国台港地区的学者执笔。不少文章具有相当的独创性。其中，王建元在《从超越论到人文主义》一文中认为，美国学者在对超越论（祖国大陆通译“超验主义”——引者注）及其代表人物爱默生所受东方文化的影响的研究中，多将印度哲学与波斯诗歌作为影响美国超越论的亚洲文化的主流，从而忽视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存在的，不能忽视的。
而对《孟子·公孙丑·上篇》，“称之为‘重大的影响’并无不当之处”。作者又指出“孔子的‘中庸之道’很可能也影响到爱默生的思想”，对这些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论证，并指出：“爱默生越是关心政治，越是致力于社会的改革，也就越接近儒家的作风。”后来，大陆学者钱满素女士在《爱默生与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一书中，也提出了与王文相似的看法。郑树森在《俳句、中国诗与庞德》一文中，阐述了庞德与日本的俳句及中国诗的关系，指出那时的庞德认为“意象的并置”是日本俳句的独特表现方法，还不知道这种技巧也存在于中国诗中，但由此可以见出日本的俳句也曾是庞德与中国诗之间的一个桥梁。
在《静止的中国花瓶》一文中，叶维廉认为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艾略特的诗歌受到了中国诗的影响，但可以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艾略特与中国诗做比较研究，他认为艾略特诗歌中意象的组织力和暗示力，与中国诗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奚密在《寒山诗与〈敲打集〉》一文中，研究了史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并从主题思想、创作技巧与诗歌音律等层面分析了这些译诗与史奈德的第一部诗集《敲打集》之间的关系，认为《敲打集》是对《寒山集》独到的扩充与发挥。
